礼仪秩序与社会生活中的中国古代建筑| 《丛问集》
《丛问集：礼仪秩序与社会生活中的中国古代建筑》以三百多幅照片和图解，结合生动的历史背景资料以及大量参考文献和著述，呈现出古代建筑研究丰富的人文内涵。对于具体的建筑类型，不仅有空间形态的解析，事件前因后果的梳理，也从深层的意识形态根源去溯源，描述出上至统治阶层，下至普通百姓的精神诉求和物的呈现，并试图寻求它们在当代建筑、风景实践中的现实意义。
历来溯源泮池涵义及其形制，必征诸《礼记· 王制》，其文曰：“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頖宫。尊卑学异名。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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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泮池的普及和形制的规范当在明代，清袭明制，自不待言。（明）王圻、王恩义《三才图会》录有辟雍、泮宫图示，注释亦与《说文解字》无实质性区别。张亚祥指出：“此书对泮池平面的规范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明代中期以后，地方官学孔庙在棂星门内外建泮池已成规制，泮池的形状为半圆形或近似半圆形，那些早期设矩形泮池的孔庙纷纷修改。例如泉州府文庙泮池原为方形，至明万历四十年（1612）‘改泮池为圆，如古泮宫之制’。”
笔者所见泮池规模较大者例举
张氏并对泮池的表现形式作精彩归纳，概括如下，并增些许：
（1）所在位置有三：棂星门与大成门之间，此种最多；万仞宫墙照壁与棂星门之间；位于府县学儒学门外。
（2）平面形状有四：标准平面，即半圆形或近似半圆形，大多如此；以棂星门前河流为之，但很少，且多在南方地区；矩形，明以前大多如是，今仅存于苏州府文庙；云南建水文庙泮池亦为仅见，又称“学海”，位于洙泗渊源坊南，是不规则形状的水池，中有小岛与东岸相连，岛上立有清构方形攒尖顶“思乐亭”。
（3）规模：由地方孔庙的级别而定，府文庙泮池一般比州县级标准高且面积大；一般半径在10 米左右，较大者如元时抚州路学泮池“广八丈八尺（约28.16 米），深丈有八尺（约5.76 米）。瓦石以为堤防，如其深，周以栏而朱之，……为亭于其上，凡四楹三间。深丈有五尺（约4.80 米），广丈有四尺（约4.48 米）”。又如今上海嘉定文庙泮池，达东西44.5 米，南北12.6 米。
（4）砌筑材料：主要有石材和砖，因砖耐久性差，明清以后较少采用；沿岸多围以石栏或木栏，具装饰性；因木材易燃易腐，明清以后多用石。
（5）泮桥：往往是泮池最精彩部分，有一座和三座之别。
（6）用水：绝大多数是活水，有进出水口，旱时不枯，涝时不溢。比照于地方志孔庙图及今日遗存，基本如是，但所谓的孤例却不尽然。如云南、浙江等地区皆有方池遗存；而建水文庙的“学海”亦见之于明时江西临江府学，且有日、月二池。天下之大，不可尽查，亦无可厚非。
明清地方孔庙泮池的位置、形式等皆千变万化，或基于孔庙所在的地理概况，或不同地域的时人认知。如：利用基地周边原有水系，或以之为“泮”，或架桥其上，或凿池与整治原水并重，等等。
会馆是一种地方性的同乡群体利益整合组织，以敦乡谊、叙桑梓、答神庥、互助互济为宗旨。……明清时期商品流通大大加强，漕运、大运河、商品流通、国内市场便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在其良性的联动中，大批沿线城市兴起并繁荣。只有人的流动才能带动商品流通，因此大运河城市的繁盛与大量外籍人口的进入是相辅相成的。人口流动意味着走向陌生的环境，向外发展则标志着分占别人的资源，其间势必导致诸多矛盾，如何保存自己，如何协调矛盾，如何求得长久的彼此相安、相助、相利乃至相长，都要求有一种务实的解决途径。由此，会馆这种民间的自发性的社会组织应运而生，漕运—大运河—商品流通、人口流动—沿线城市—会馆，也构成了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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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时闻名全国的聊城“八大会馆”大多傍河而立，殿宇嵯峨。河中桅杆如林，岸边货积如山，白日车水马龙，夜间灯火通明。如山陕会馆，临河而立，坐西朝东，拥有山门、戏楼、三殿、碑亭、春秋阁等大小房屋160 余间，现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山陕会馆建筑群
山陕会馆是一座庙宇和会馆相结合的建筑群体，坐西面东，主要建筑有山门、戏楼、夹楼、钟鼓楼、看楼、碑亭、大殿、春秋阁 等，共计160 余间。会馆采用中国传统布局形式，山门、戏楼、春秋阁等主体建筑，均位于一条东西向的中轴线上；钟鼓楼、看楼、碑亭等则在主体建筑两侧作对称式排列。这样就使山陕会馆形成了一个规整的长方形院落。整组建筑布局紧凑、连接得体、做工精细、装饰华丽。
山陕会馆 从左至右分别为：山门、戏楼、夹楼、钟鼓楼、看楼、碑亭、大殿、春秋阁
会馆的造园筑景
扬州自古便有筑园的传统，唐代流传的“车马少于船，园林多是宅”便是这种传统的写照。至于真正意义上的扬州园林则是明清以后的事了。……在明清两代的扬州城里，官吏、富商都竞相兴建园林，而会馆、书院、茶肆、餐馆，甚至妓院、浴池也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以园林的方式兴建。湖南、江西和安徽等会馆，集中在盐商聚居的南河下街，对门而居，夹道成巷，由于均有园林修筑，因而此处也被称为“花园巷”。其中以湖南会馆历史最久、规模最大、构筑最精。
会馆及同行业组织分布与扬州城功能分区关系图
湖南会馆占地数十亩，其花园原为包松溪家的“棣园”，“园中亭台楼阁，妆点玲珑，超然有出尘之致，宛如蓬壶方丈、海外瀛洲，洵为城市仙境。清光绪间（1875—1908），湘省鹾商，购为湖南会馆。湘乡曾文正公（即曾国藩）督两江时，阅兵扬州，驻节园内。园西故有歌台，一日，鹾商开樽演剧，为文正寿”，此处因是两江总督曾国藩寄住过的地方，因而成为会馆中最为显赫的地方。直至民国时，每年初一至初五，扬州人过年仍必到湖南会馆游园。园内房屋有数百间，正屋两幢为楼房，余均为平房，房群大则数十，小则四五间为一单位，大小房群均有花园、假山相联，中有曲桥流水相通，每一房舍均有匾额、楹联。园内各处遍植四时花木果树，而各房群又依其命名而植相应的花木，如“梅花草堂”四周尽植春梅、腊梅，“竹院”则多栽翠竹。
五岳与五镇、四海与四渎，起源于古代的山川崇拜，战国时期开始流行以九州指代理想之国疆域的概念，并以山脉、河流和海洋等地貌特征描述九州的分界，《周礼· 职方氏》中进一步建立了九州九镇山的系统，将山脉从各州的界标演化为各州的象征，进而成为国家疆域的体现。汉代将九镇山中的泰山、华山、衡山和恒山提升为岳，并与嵩山合并成为国家祭祀的对象，隋唐时则进一步将余下的镇山一同纳入国家祀典，从而形成山有岳、镇两级，水有渎、海两级的岳镇海渎祭祀系统，并被历代中原地区的统治皇权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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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岳志》载大清五岳五镇图
按《大唐开元礼》，唐代的岳镇海渎祭祀活动均以室外的祭坛为中心（海渎为埳内筑坛）。祭坛是一个四面设阶、以墙围护、每面墙在中间设门的空间。坛外又设南门和东门，掌馔者进奉馔食由东门出入，其他人员则均从南门出入，即辅助、准备或仪式的出入口各有所属。
宋代以后的主要祭祀空间则转入室内，出现由坛至殿的转变，但祭坛并未完全消失。就岳庙而言，岱庙、中岳庙和南岳庙的今日规模和基本布局均奠定于宋大中祥符间（1008—1016），大殿前的院落中均有被称为露台（路台）的方台或其遗迹，露台也同样出现在类似的国家祠庙建筑如后土庙、济渎庙中。
后土庙、稷王庙等作为民间祭祀的庙宇，是承载神灵祭祀活动的物质载体，其最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祭祀活动的进行，因此在选址、布局及建筑组成等方面都是以祭祀神灵的活动为出发点：往往选址于近村落外部，周边有较多的活动空间，便于庙会时大量人群的集中；其布局则力求突出神灵的尊贵地位，建筑组合以轴线布置，主要建筑包括正殿、献殿、戏台，正殿是供奉神灵之所，献殿是存放贡品之处，戏台是娱神献戏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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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山县稷王庙平面
大殿是稷王庙的核心，晋南地区现存稷王庙的大殿多为三开间或五开间，屋顶形式多样，有悬山、硬山、歇山及庑殿顶等，以悬山顶居多。稷山县稷王庙的大殿为五开间、带围廊的两层歇山顶建筑，而且在大殿之后还有姜嫄殿，祭祀后稷之母姜嫄氏，这种设置在一般的稷王庙中是没有的。
稷山县稷王庙功能分析
献殿在民间祭祀庙宇中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稷山县稷王庙，献殿与大殿相邻，共同建于一米高台基之上，献殿为两面开敞的三开间悬山式建筑，其前的丹墀足以表明后稷的尊贵地位；闻喜县阳隅乡吴吕村稷王庙，村民讲述原大殿前有献殿；新绛县阳王镇稷益庙，据碑记载明正德间（1506—1521）增建献庭五楹。
戏台与稷王庙的祭祀功能相关，多建在大殿对面，考察的几座稷王庙戏台与大殿的距离在20 米到40 米左右。稷山县稷王庙的山门过去是个戏台，现已被毁；万荣县南张乡太赵村稷王庙，据庙内石碑载，于元至元八年（1271）修建舞亭一座，现存戏台为民国十年（1921）重建。
稷山县稷王庙建筑外观
去过晋祠的人，通常会在位于晋祠三大国宝建筑（献殿、鱼沼飞梁、圣母殿）轴线开端上的大门（晋祠博物馆正门）前留影纪念，广场提供了最好的拍摄角度，人、建筑与建筑之名在这里一起留下记忆的证据。《晋祠文化遗产全书》甚至将晋祠大门称为“膜拜的起点”，它符合开启古建之旅时对中国传统建筑群山门的所有期待。一入其内，水镜台古风扑面，苍柏参天，瞬间就沉浸在朴远幽静之中，进而循序渐进，一路感受古人的伟大创造，顺理成章。
但在八十年前，梁、林二位先生初入晋祠时映入眼帘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一进了晋祠大门，那一种说不出的美丽辉映的大花园，使我们惊喜愉悦，过于初时的期望。无以名之，只得叫它做花园。其实晋祠布置又像庙观的院落，又像华丽的宫苑，全部兼有开敞堂皇的局面和曲折深邃的雅趣，大殿楼阁在古树婆娑池流映带之间，实像个放大的私家园亭。”
很明显，山门的位置和随之而来的游线，与今日不同。
晋祠大门（晋祠博物馆正门）实际建于1964 年，而在1961 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史》中尚可寻觅到晋祠山门的位置，大概位于现在大门南十几米的地方。换言之，原来的晋祠山门，并不在三大国宝建筑的轴线上。无论研究文献还是官方介绍， 也从未试图掩饰过晋祠大门的移位新建，仿佛因为“不在轴线上”而新建是理所当然、不需解释的事情。
然而，从新建山门作为主入口之时起，进入晋祠的路径和感受与过去的晋祠相比，已经天壤之别了。
存在时间超过一千五百年的晋祠，经历了主神易位、庙宇易主、功能变化等诸多重大事件，时间的痕迹刻印在建筑之上，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观看建筑的人。晋祠山门的移位，折射了从“认知的”到“实物的”变化过程，其变化之因果，印证了晋祠空间认知的诸多误读，并可借此展演祠神空间曾经的构成轨迹，凸显建筑群中一处不起眼的建筑也存在的未知匠心。
例举晋祠图
本文整理自沈旸等所著新书《丛问集》
《丛问集：礼仪秩序与社会生活中的中国古代建筑》
沈旸 等著
出版社：同济大学出版社·光明城
ISBN：978-7-5608-8106-5
页数：288页
开本：16开
定价：￥88.00
编辑推荐语：
古代建筑是古人进行活动的场所，其背后多由意识形态支配，历史上又多经演变。本书是关于古代建筑研究的文集，用三百多幅照片及分析图，以五个章节，在礼仪秩序与社会生活的历史背景中，分别呈现了孔庙、会馆、镇庙、社稷庙、晋祠等古代建筑的发展脉络、历代变迁、形态规制等。
如：孔庙在都城中的空间位置、唐代地方孔庙的发展情况，孔庙的附属构筑物如泮池、尊经阁、敬一亭与启圣祠等的发展和沿革等；以大运河沿线的部分明清城市中的会馆为实例，探讨其在明清时期城市中的形态和作用，通过对会馆选址和分布的考察，论述会馆与城市的互动关系，展现了古代社会生活中的会馆；通过镇山与镇庙所探讨的山川崇拜中的建筑与景观呈现，折射出古人诸如直觉中包蕴的理性、玄妙中隐含的科学等特征，在今日的镇山风景名胜振兴中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沈旸，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副所长，传统木构建筑营造技艺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副主任，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文化遗产研究及保护工作等，重点探索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开展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新途径。
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家级、部级科研课题。致力于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探索建筑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建筑学报》、《建筑史》、《中国园林》、《建筑师》、《艺术评论》等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专著《东方儒光——中国古代城市孔庙研究》、《圣域传灯录》、江苏省精品图书《空门寂路——南京佛寺寻访》等9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及其他纪录片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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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问集：礼仪秩序与社会生活中的
中国古代建筑》
已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光明城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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