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科米星十年：寻找另一种建筑 / 建筑学

2009年，中国建筑界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大事”：作为“大舍建筑设计工作室”主持建筑师之一的庄慎从大舍独立出来，与新的合伙人成立阿科米星建筑设计工作室。彼时，随着中国社会数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建筑师从原有设计单位（无论是大型国有设计院或者商业设计机构，还是小型设计事务所）独立出来自己单干的情况时有发生，人们对之也习以为常——事实上，大舍本身也是在柳亦春、庄慎、陈屹峰三位主持建筑师从工作多年的同济设计院独立出来之后成立的。而且在这样的氛围中，分后又合的情况也不罕见。比如，正如大舍在访谈中说到的，在其设计的上海青浦私企协会大楼项目中，与他们配合的结构事务所原本由从华东院出来的合伙人组成，不过私企协会项目还没做完，他们又回华东院了。

然而，大舍并非这些分分合合的设计公司中的任何一家。从2001年成立到2009年，大舍已经是当代中国成就斐然且最具盛名的“独立建筑设计工作室”（相对于大型国有设计院和大型私营设计公司而言）之一。特别是2005年后，随着夏雨幼儿园［图1］和青浦私营企业协会办公楼［图2］等项目的完成，大舍以非同凡响的设计理念和建造完成度享誉业界，成为当代中国建筑一张耀眼的名片，出现在数量众多的国内外建筑展和建筑出版物之中，令世人瞩目。

1     大舍建筑：夏雨幼儿园

2     大舍建筑：青浦私营企业协会办公楼

对于一名从业建筑师而言，这种来之不易的品牌效应无疑至关重要。然而，庄慎还是决定另起炉灶。可以肯定，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分家”，公司运营常有的因为项目的名和利发生纠纷而导致的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在这里都不适用。与此同时，即便有设计理念和建筑诉求不尽相同的情况，合伙人建筑设计事务所/工作室采取的项目负责人制完全可以实现一个共同品牌下的“和而不同”。且不说大型设计院已经趋向分解为诸多小型工作室进行运作，与大舍同属“独立建筑设计事务所/工作室”的“都市实践”就是在一个共同品牌下成功合作（甚至是深圳—北京异地合作）的著名案例。尽管“都市实践”之后也曾经历朱锫的“独立”，但是这个变化在坊间的影响似乎远不及庄慎离开大舍引发轰动的程度——至少，我本人听到这个消息之时是有相当震惊之感的。

我相信，离开大舍另起炉灶是庄慎相当艰难但也深思熟虑的一个决定。庄慎当时究竟怎样想的我没有问过，但是回顾阿科米星十年来的历程，有些事情确实不是继续在同一个品牌“屋檐”下能够做到的。比如，2015年建成的大舍西岸工作室［图3］无疑是一个极具大舍精神气质和专业诉求的建筑，建成之后也确实成为大舍的一个品牌窗口。与此同时，阿科米星却几度搬家，“栖身”位于老式居民区旧房改造的办公空间之中。当然，这种“栖身”并非不得已的“流落”，而是一种主动选择——用阿科米星的话来说，“比起正规漂亮、充满设计感的写字楼来，我们更习惯这个轻松而有点随意的办公室。相安无事中，我们也成为这个社区进进出出的一分子，日常社区生活的旁观者。在这里，某种程度上，我们对于城市建筑的认知从抽象状态变得更加具体了，工作室最初确立的概念化的混合设计理念慢慢发展为对日常城市的改变、调整、有效建造等的观察和认知，我们的设计实践同时寻找着结合与检验这些认知的方式。”

3     大舍西岸工作室

五年后，由于房屋业主对建筑另做他用，阿科米星的第一个办公室走到尽头。有趣的是，在获得另一个相对永久的办公地点之前，一个过渡用房的经历让阿科米星发现“城市在不断转手或空置出来各种有意思的地方”，进而对“选择一个十年的办公空间还是十个一年的办公空间”的问题产生思考。这些思考不仅涉及办公方式的改变，更对“建筑的内部空间和城市的内在空间”的建筑学反思带来影响。当然，也许出于实际的考虑，阿科米星最终选择了前者。今天的阿科米星建筑设计工作室［图4］位于桂林路园区一个不起眼的彩钢板建筑之中，内部布置透露着放松和随意，而不是大舍那样的秩序井然和形式感。可以认为，这些差异并不能以一般意义上的同一个工作室/事务所内部在设计理念和建筑诉求上的不同予以理解。

4     阿科米星桂林路小白楼工作室（2018–）

再比如，随着西岸龙美术馆和艺仓美术馆的建成与运行，大舍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各种时尚文化和艺术界的活动之中。应该说，在崇尚时尚文化的今日，建筑师作为时尚文化艺术的参与者甚至是引领者，不失为让建筑融入社会，某种意义上也是话语权争夺的一种有效途径。相比之下，阿科米星的建成作品毫无这种潜力，难以成为时尚文化艺术的一部分。尽管在建筑实践之外，阿科米星也运行着自己的“那行”，其中既有阿科米星组织的学术活动，也不乏对外出租的商业经营，但是处于都市深处且毫无惊人之处的“那行”对时尚文化圈毫无吸引力，实际上也与之无关。阿科米星寻求的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上让建筑融入社会。也许我们还可以说，无论是事务所搬家还是那行的建立，也无论专业实践还是理论写作，阿科米星都一直在摸索中朝着自己的方向迈进——寻求另一种建筑/建筑学，如果在此我们可以通过建筑/建筑学的并置表明architecture在中文语境中具有的双重含义，同时凸显阿科米星的建筑（实践）中包含的建筑学思考的话。

另一种建筑/建筑学：从勒·柯布西耶到班纳姆

何谓另一种建筑/建筑学？这个问题的回答无疑需要一定的参照点，而这个参照点在不同时代又不尽相同，从而导致“另一种”自身含义的差异。1923年，勒·柯布西耶的划时代著作Versune architecture［图5］问世。之后，它以英国艺术家和建筑师弗雷德里克·艾切尔斯的英译本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也正由于艾切尔斯的英文版本，柯布的这部著作在中文建筑学语境中一直被译为《走向新建筑》，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柯布这部著作甚至整个现代建筑的误解。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经撰文对之进行讨论，在此不再重复。但是有一点也许与这里的议题不无关系：与其像艾切尔斯那样出于“宣传家而非评论家”的目的称其为《走向新建筑》，不如将柯布这里的une architecture理解为“（另）一种建筑/建筑学”更为准确。这个“（另）一种建筑/建筑学”有别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巴黎美院建筑学，但却并非全新——事实上，它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建筑学的成分。英国建筑史学家约翰·萨默森甚至认为，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建筑论著，组成Vers unearchitecture的一系列批判性论文“与其说提出了绝对新的建筑原理，不如说是用现代的眼光将相当一部分已经被遗忘的内容重新展现出来，而且这一展现还是以极其矛盾的方式完成的”。

5     勒·柯布西耶：《走向一种建筑》法文版封面

对艾切尔斯的英文译名，史学家们似乎从一开始就有质疑，表现之一是他们常常宁愿在自己的英文著作中使用法文原文Vers une architecture，而不是艾切尔斯的翻译。不过据我所知，第一个真正对这个问题进行明确讨论的是英国建筑史学家雷纳·班纳姆。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并于1960年出版的《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中指出，如果Vers une architecture的原标题只是“走向一种建筑”之意，那么将其译为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不仅为整个问题赋予了完全不同的色彩，而且这一色彩不能在书中找到充分支持。当然，与对柯林·罗1947年发表的《理想别墅的数学》的赞许立场不同，班纳姆的上述阐述同时包含着对柯布建筑主张的批评。在班纳姆看来，柯布与学院派看似势不两立，实则藕断丝连。他的建筑只是诉诸“机械美学”，而不是真正的机器，这导致其主张的现代建筑失去了基于技术发展的真正的历史动力，从而陷入困境。在班纳姆那里，这一困境也是现代建筑的普遍困境。

班纳姆自己早已不满现代建筑发展的现状，特别是现代建筑在英国的现状。1955年，他在《建筑评论》杂志发表《新粗野主义》一文，首次提出“另一种建筑”（une architecture autre）。乍看起来，这个用法语表述的“另一种建筑”有针对柯布之意，似乎在呼吁从柯布的une architecture向une architecture autre转变。不过，正如班纳姆自己在文中阐明的，这个概念其实是法国艺术家、评论家米歇尔·塔皮耶1952年提出的un art autre（另一种艺术）之说的变体。此外，鉴于这是一个在论述“新粗野主义”的文章中提出的概念，它也与“新粗野主义”有着某种不可或缺的关系。尽管班纳姆没有阐明什么是“粗野主义”，也没有告知读者“新粗野主义”之“新”究竟体现在何处——对于班纳姆来说，一切似乎不言自明，无需再进行论述，但是纵观班纳姆全部理论生涯，这一点也许并非那么重要，因为“新粗野主义”只是班纳姆致力寻求的“另一种建筑/建筑学”的阶段性成果。之后的重要内容还包括《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对“未来主义”的重构，以及对作为“真正的机器”（而不是柯布和现代主义的“机械美学”）的富勒的代马克松住宅［图6］的推崇，以及他为1960年的《建筑评论》杂志主持的“盘点”系列涉及的“预设设计”“全包式设计服务”“夹式组件”，直至“更易碎的美学”、对“阿基格拉姆”小组的理论代言，等等。1969年出版的《环境调控的建筑学》和移居美国后完成的《洛杉矶：四种生态的建筑学》［图7］更是班纳姆“另一种建筑/建筑学”的另外两个高峰，前者将《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对富勒的肯定拓展为一种广义的“环境调控建筑学”，后者则通过洛杉矶这个非同一般的案例展现了“另一种建筑/建筑学”在城市“生态”（系统）方面的涵义。

6     富勒：代马克松住宅

7  雷纳·班纳姆：《洛杉矶：四种生态的建筑学》

关于班纳姆“另一种建筑/建筑学”的性质，学者的说法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奈杰尔 · 惠特里将其总结为与二战之后的反传统主义的“另一种艺术”一脉相承的“态度”，而不是形式美学。与之不同，安东尼 · 维德勒认为班纳姆的“另一种建筑/建筑学”本质上是对建筑学“美学传统”的一种回归，其真正议题在于“对一种在技术上史无前例同时又极具表现性之建筑的召唤”。在我看来，看似矛盾的观点反映的正是班纳姆“另一种建筑/建筑学”中同时存在的不同方面。一方面，正如《新粗野主义》一文所显示的，班纳姆的“另一种建筑/建筑学”对“意象”特别重视，将之视为“当代美学中最为棘手也最为有用的术语之一”。在班纳姆那里，“意象”超越了古典传统的准则，但是它的视觉价值仍在于使建筑“在整体上一目了然，或者在使用体验中获得形式的视觉把握”。这一点不仅可以解释班纳姆对阿基格拉姆“插入城市”［图8］的颂扬，也为班纳姆将史密森夫妇的汉斯丹顿学校［图9］视为“新粗野主义”的代表提供了某种注脚。事实上，尽管外观上极具密斯气质的汉斯丹顿学校完全没有后期柯布建筑中常见的粗野混凝土材料，但是它在管线设备方面的“意象”表现却在一定意义上构成班纳姆不同于柯布式“旧”粗野主义的“新粗野主义”之“新”的美学维度。

另一方面，班纳姆的“另一种建筑/建筑学”又是一种对待技术和生活的“态度”。维德勒注意到班纳姆对技术的高度重视，并因此将班纳姆的现代主义称为“未来主义的现代主义”。相比之下，班纳姆“另一种建筑/建筑学”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似乎或多或少被维德勒的“未来主义”议题所淡化。在这一点上，班纳姆不仅将“新粗野主义”视为对当时致力于修正现代主义的“新经验主义”和“新人文主义”的反叛，而且特别推崇史密森夫妇1952年的“黄金巷”和1953年的谢菲尔德大学扩建竞赛方案［图10］，以及他们与英国艺术家帕洛奇和汉德森共同举办的“生活与艺术并行”展览表达的现代生活态度。在班纳姆那里，尽管这两个设计竞赛方案未能取代汉斯丹顿学校在“新粗野主义”中的开创性地位，但是它们似乎最符合“生活与艺术并行”的警告与诉求，因而也更接近惠特里所谓的“态度”。当然，如果在班纳姆“另一种建筑/建筑学”中有什么真正成为一种超越了“审美传统”的“态度”，那么也许没有什么比晚期在美国完成的《洛杉矶：四种生态的建筑学》更加当之无愧。在这里，无论在1955年的《新粗野主义》一文中还是在1966年的《新粗野主义：道德还是美学？》一书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的“形式的/非形式的”或者“纯粹精致/粗旷直接”的美学问题被“四种生态”的城市建筑学所取代。“新粗野主义”的“仓库美学”、“恰如身边所见”的“日常美学”也在城市的巨大冲击下丧失了既有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8     阿基格拉姆：插入城市

9     史密森夫妇：汉斯丹顿学校

10   史密森夫妇：黄金巷设计竞赛方案

阿科米星：另一种建筑/建筑学与设计研究

如果说阿科米星的十年是寻求“另一种建筑/建筑学”的十年，那么这个寻求之路与柯布和班纳姆既有某些共同之处，又无疑存在诸多差异。与柯布和班纳姆一样，阿科米星的诉求是对“传统/既有建筑/建筑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寄身于当下的“传统/既有建筑/建筑学”的某种挑战。柯布的“（另）一种建筑/建筑学”既没有否定古典的价值，也对优秀的民居传统情有独钟，但是很显然，他强烈反对当时处于统治地位，并且在他看来既丧失优秀的民居传统和古典精神，又与时代的技术和社会需求格格不入的巴黎美院建筑学。班纳姆批评柯布与古典和传统“调情”，也将自己在《新粗野主义》中大加赞许的史密森夫妇参与“这是明天”展览的作品《院子和亭子》［图11］斥为过于传统和缺少艺术性，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另一种建筑/建筑学”是针对战后现代建筑的“主流”与“正统”发起的挑战。他不满足于现代建筑的现状，试图通过对“未来主义”的重新诠释，在新粗野主义、富勒与代马克松住宅、阿基格拉姆、“环境调控建筑学”，以及《洛杉矶：四种生态的建筑学》中寻求他所谓的“另一种建筑/建筑学”。

11   史密森夫妇等：院子和亭子

可以认为，阿科米星对当代建筑学“困境”的反思也正是其寻求“另一种建筑/建筑学”的动因。关于这一“困境”，阿科米星这样写道：“今天建筑学面临的困难并不在于难以把握的多样性与快速的变化，而在于表面的丰富多彩难以掩盖的内在空泛。建筑学日益成为一种‘单一’的建筑学。单向的建筑价值系统造成的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是，作为个人的建筑师及其设计作品与大众及其真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日渐疏离，这更削弱了建筑学发展的动力。”在阿科米星看来，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既有社会经济层面的原因，也有建筑学科内部的原因。前者以当代消费社会为甚，其商业效应和投资利益不仅决定着建筑的目的和方法，而且深刻影响着以“强大的创新能力”为面貌出现的新材料新技术的使用。而在建筑学科内部，以“个人情绪表达的建筑”作为价值系统的“传统建筑学”又在相当程度上顺应了消费社会的需求，导致建筑成为“以刺激大众消费为目的的系统化引导”。

这是一种建筑学越来越受制于“生产 - 消费”体系的困境。面对这一困境，阿科米星将建筑师能够采取的立场分为三类：“其一是与‘生产 - 消费’体系同步，自觉地成为其中重要的创造力量；其二是坚持原有的文化精英主义立场，远离商业体系，通过选择特定项目和业主来实现建筑理想；其三是在‘生产 ‐ 消费’体系的背景下，关注大众生活与建筑相互作用的新可能，寻找建筑师的新位置，使建筑师的作用更广泛与独立。”正是从前两个立场的角度，阿科米星对自己以“离合”思想为代表的“前历史”，更准确地说是对从庄慎在同济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到阿科米星成立之间的“前历史”进行反思。阿科米星指出，尽管“离合”的思想并非只关注传统形式和空间，或者只是一种抽象哲学和美学认识，而是旨在从宗白华先生关于传统“离”卦美学意义的阐述中挖掘出一种对于建筑师更重要的设计方法，但是“这样的设计方法具有回避当代工业生产体系及更广泛的社会内容的倾向。而这也正是我们一直怀疑并想要超越的。如果一种方法仅是传统建筑学范畴内的，再好的个性也会被当代的同质化趋向消解其意义。因此，这种方式方法在未来是否具有作用才是我们最想要了解并尝试的。我们的看法是，一种设计方法如果仅仅作为一种形式空间逻辑就很容易走向个人化，并局限于传统建筑学的范畴内；而如果上升为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则有可能走向个人与社会的主动结合，契合当下社会文化的要求”。因此，上述第三种立场不仅是阿科米星试图践行的，也是阿科米星寻求的“另一种建筑/建筑学”的核心。

由此带来阿科米星从“离合”向“混合”的转变。在阿科米星那里，如果“离合”是“通过具体的局部感知和理解整体”，那么“混合”则是“走向一种更为广泛的组织方式”。一方面，它试图在建筑中融入更多之前被认为不属于建筑学范畴或者没有建筑学价值的内容，从而获得一种“个人经验与复杂背景、大众生活的结合”。这导致对建筑和城市的日常状态的兴趣和关注，以及对建筑和城市的日常使用端的变化作为一种能够为“图像建筑”带来改变的建筑学价值的关注。另一方面，与“传统建筑学”致力于询问“建筑/建筑学/建筑师是什么”不同，它更愿意思考“建筑/建筑学/建筑师还有什么用”，相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再发现新的东西”。换言之，它试图在这样的转变中实现专业的“迂回”,突破建筑学的既有范围，在建筑学与非建筑学的结合中寻求当代建筑/建筑学的立足点和发展动力。或许，这正是Archmixing一词的正解：其中arch毋庸置疑代表建筑/建筑学，而mixing既是“米星”的汉语拼音，又是“混合”的英文单词。根据这一理解，Archmixing不再是一种巧妙有趣的文字游戏，而是阿科米星寻求“另一种建筑/建筑学”之始的一个简明宣言。

这里的“混合”既不意味着随心所欲的拼凑，也不是班纳姆在“新粗野主义”和“独立小组”的艺术展中看到的“意象”。毋宁说，阿科米星的“混合”是一种集理论思考和专业实践为一体的设计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设计研究”最初曾以“设计方法论”的面貌呈现，它试图将设计视为一种完全理性的过程，用理性化的分析步骤和设计过程取代设计思维的“黑匣子”，将这个“黑匣子”变成“透明匣子”。然而这个“透明匣子”并未令人信服地说明建筑设计的真实特点，而只是将之简化为抽象的“过程”和“方法”。这是一度风光无限的“设计方法论”的最大不足，也是它作为一种设计研究不再具有吸引力的原因。当代英国学者莫雷 · 弗雷泽甚至认为，设计方法不是设计研究，因为它只是“关于设计的研究”。在他看来，“设计研究”的核心应该是“建筑如何生产它的自身认知”。在这样的意义上，似乎只有“通过设计进行的研究”才是“设计研究”。

在我看来，与“设计方法”或者“建筑如何生产它的自身认知”的“设计研究”不同，阿科米星的设计研究显然不只是以“设计进行的研究”，理论思考也是这一研究的重要部分，这从阿科米星过去十年中富有成果的理论写作可见一斑。正如前文所说，这些理论写作关注的重点在于当下视野中的日常城市及其对于建筑学的意义和价值。诚然，从柯布到班纳姆，建筑学对城市的认识和观念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柯布“一种/另一种建筑/建筑学”所热衷的具有完美理性秩序和规划设计的城市被“恰如身边所见”和“四种生态”的城市所取代。在班纳姆的《洛杉矶：四种生态的建筑学》之前，文丘里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已经问世近十年，而在班纳姆之后，库哈斯从《癫狂的纽约》到《广普城市》的当代城市研究无疑最为引人注目且发人深省。但是，与这些当代城市研究相比，阿科米星的关注点更加微观，因此也更加“日常”。另一方面，与班纳姆最终归结为“意象”的“恰如身边所见”，或者在文丘里那里沦为“符号”的“普通”不同，阿科米星对于“日常”有自己的理解：它首先是一种“非识别系统”，其次是“变化”，而变化又与使用端和城市的“空间冗余”有关。就此而言，当代城市研究中只有塚本由晴及其“犬吠工作室”的工作可以与阿科米星相提并论［图12］。

12   塚本由晴等：《东京制造》

如果说阿科米星的理论思考在与设计实践相辅相成的同时又具有完全不同的特质的话，那么在我看来，它在本质上更接近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的工作。在德勒兹那里，哲学的任务是概念性的。不过这种概念性不是分析学派视为哲学研究之核心的概念分析——后者常常导致学究型的研究工作，而是概念的创造。换言之，正如科学创造函数，艺术创造感觉，德勒兹将哲学的任务视为创造概念。他与菲力克斯 · 瓜塔里合著的《千高原》可谓这种哲学的一部旷世之作，其中的“根茎”“层”“无器官的身体”“欲望”“游牧”“战争机器”“平滑空间”“纹理”等看似貌不惊人的概念被创造性地赋予意义，成为构筑哲学“千高原”的基石。依我之见，尽管在哲学思辨的程度上与德勒兹相去甚远，但是阿科米星的“空间冗余”和“非识别系统”等概念完全具有德勒兹式创造性概念的潜质。当然，阿科米星也有完胜德勒兹的地方，比如那篇题为《非识别系统的一种高度：杰弗里·巴瓦的建筑世界》。这是一篇当代建筑学不可多得的美文，它将“识别系统”定义为“那些容易被纳入耳熟能详的主干建筑学知识体系的建筑现象，那些能追根溯源、特别明显、容易归类和分析的内容”。与之相对，“非识别系统”则被用来涵盖“非主流建筑学或者不容易被认识清楚的知识系统，那些来源和特征不明显、不容易归类、边缘、杂交，或者过于普通、缺乏艺术创造性而被排斥在外的建筑现象”。21阿科米星进一步指出，用“非识别系统”来理解巴瓦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的特殊性，比如混杂的个人背景，或者其作品透射的“精美品味”，而在于巴瓦在“识别体系”之外糅杂混合的能力及其所能达到的艺术境界。因此，尽管巴瓦的大多数作品并不处在高强度的城市之中，但是它们既是“非识别体系”的一种高度，也是阿科米星寻求的“另一种建筑/建筑学”的一种高度。

阿科米星与建筑学的再征服

从勒 · 柯布西耶到班纳姆，无论“一种/另一种建筑/建筑学”具有怎样的含义，它们都不是对“传统/既有建筑学”的完全抛弃。毋宁说，它们是“传统/既有建筑学”的再征服。这意味着某些不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正如班纳姆敏锐指出的，柯布的《走向一种建筑》其实“意味着一种一直存在却被遗忘的绝对或者本质的建筑”。即使柯布对巴黎美院建筑学“深恶痛绝”，但是他仍将巴黎美院建筑理论教授朱利安 · 加代的“平面是生成器”作为“给建筑师先生的三项备忘”之一。另一方面，尽管对柯布“对布扎传统的吸收细致入微”的“新瓶装旧酒”的本质提出批评，但是班纳姆自己的“另一种建筑/建筑学”似乎并没有能够与“传统/既有建筑学”彻底一刀两断。他在《新粗野主义》一文中对“新粗野主义”提出的三个定义——合理的平面布置，清晰的结构，节制的细部表现——其实是相当“传统”的建筑学准则。即便这样的定义似乎在后来的《新粗野主义：道德还是美学？》中不再适用，但是他又将瑞典建筑师列沃伦茨极具“传统”工艺精神的砖砌小教堂［图13］与斯特林的莱彻斯特大学工程系馆［图14］相提并论。而作为“另一种建筑/建筑学”晚期“高峰”之一的“环境调控的建筑学”也不只是富勒式“未来主义”的一统天下。它对人类建筑“环境调控”三种基本模式——“保温型”“选择型”“再生型”的总结，以及对赖特以贝克住宅［图15］为代表的“草原式住宅”没有“任何新奇技术”的“丰富而高效的环境改善”的认识都不是无足轻重的过渡性闲笔。确实，与柯布的《走向一种建筑》一样，班纳姆的“另一种建筑/建筑学”也充满矛盾，然而正是这种“矛盾”才使得它们更加真实，同时也更加可信。

13   列沃伦茨：圣彼得教堂

14   斯特林：莱彻斯特大学工程系馆

15   赖特：贝克住宅

类似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真实与可信也不可避免存在于阿科米星寻求的“另一种建筑/建筑学”之中。一方面，它不仅超越了柯布式现代“英雄主义”以及对理想化“光明城市”的迷恋，也与班纳姆过于迫切成为“另一种建筑/建筑学”之代言人而不断将不同建筑现象装入一个又一个理论框架的姿态以及对“意象”的情有独钟相去甚远。与此同时，它试图摆脱自己大舍时期的基于“个人情感表达”和形式美学的诉求。然而如果说大舍的三位主持建筑师从本科到硕士都在国内接受建筑学教育——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将“大舍”视为20世纪中国“传统建筑学”教育结出的最为丰硕的成果之一，那么就在阿科米星致力于“日常” “变化” “非识别系统”、城市的“冗余空间”之时，就在他们努力让自己在“非识别系统”中实现对“传统建筑学”的超越之时，他们的建筑实践仍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得益于“传统建筑学”——事实上，如果没有“传统建筑学”打下的基础，阿科米星从设计研究到建筑实践的转化不会如此令人信服。

另一方面，阿科米星对“传统/既有建筑/建筑学”的超越又不可不谓“激进”，其激进程度不仅与柯布和班纳姆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使自诩走在当代建筑学发展“最前沿”的数字化建筑学信奉者的立场相形见绌。一般认为，在可以预期的未来，数字化技术将带来一场深刻的建筑学革命，在设计思维、设计过程、形式美学、空间感知、材料和建造方式等方面全面超越“传统/既有建筑学”。然而在阿科米星看来，如同史上一切“技术乐观派”一样，对数字化技术的顶礼膜拜其实仍然“围绕着建筑本身的创造，包括设计和实施来构建系统理念，却忽视了空间建成后的使用现实、使用后的改变，以及再投入生产，投入消费的无限循环”。就此而言，“数字化技术乐观派”并没有真正超越“传统/既有建筑学”重生产端、轻使用端的固有观念。阿科米星因此指出，正如自动导引运输车（AGV）对仓储系统的改变或者亚马逊无人店对消费系统的改变，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一场“看不见的革命”（而非柯布的视觉革命或者班纳姆的美学革命）正在发生：“稳定的、‘重’的事物已日益系统化、隐形化。对生活影响深远的不再是传统建筑学向来重视的在场和可视物，而是那些常常被视而不见（尽管令人想起柯布《走向一种建筑》“视而不见的眼睛”之说）的巨大的电力输送架、排水设施、互联网、物流系统、物联的生活网络等。”简言之，如果要在数字化技术中实现对建筑学的再征服，就必须“将建筑空间的生产端与使用端同等看待”。

在这一点上，阿科米星无意重蹈密斯式 “通用空间” “以不变应万变” 策略的覆辙——也许，在阿科米星看来，密斯的策略还是过于关注“不变”部分的建筑预设，是瓦格纳“整体艺术”或格罗皮乌斯“整体建筑”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与此同时，阿科米星也没有像班纳姆那样试图以阿基格拉姆“插入城市”的巨构形式抵抗“日趋无形的计算机化城市”——在这方面，班纳姆的口号是“我们不希望形式追随功能之后变成虚无缥缈”。相反，阿科米星提供了对数字化技术及其使用端给建筑学带来的属性变化的另一种展望：①单体建筑趋向无形化；②单体建筑趋向片段化；③单体建筑趋向空间内部化。按照我的理解，无论是“无形”“片段”，还是“空间内部化”，上述三点的本质在于建筑的内部化——“内部化”导致建筑的外形不再那么重要，“片段”则应该理解为建筑内部的空间逻辑和使用逻辑不再是同质的整体，而是可以容纳使用变化的异质性存在。有趣的是，这种“内部化”既可以像阿科米星目前的工作室内部力图营造和表达的随意和无形，也可以如同他们在江苏常州完成的“棉仓城市客厅”改造那样具有强烈的仪式感。［图16］

16   阿科米星：棉仓城市客厅，常州

应该说，随着中国建筑从“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阿科米星的这一“内部化思维”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对应性以及对即将到来的大量建筑内部改造的实用潜力。但是就建筑学整体而言不可避免的问题是，阿科米星如何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建筑学的再征服（而不是内部征服）？它如何克服“中银舱体大厦”和“新陈代谢主义”代表的“技术乐观派”错误的“系统集成”，以更为切实有效的“系统”将使用端的变化纳入建筑学思维之中？这样的“系统”如何超越以往建筑学中的“功能”和“内容计划”的含义及其与建筑的空间和形式的关系，如何避免亚历山大“模式语言”的局限，成为一个推动建筑学再次向前发展的范畴？相较于过去数十年逐步发展起来的“使用后评估”反馈设计以及相应的“前策划—后评估机制”，从“建筑/建筑学是什么？”到“建筑/建筑学有何用？”的转变究竟能够在怎样的意义上通过“使用端”触发建筑/建筑学的另一种可能？也许，沿着业已开启的“另一种建筑/建筑学”寻求之路，阿科米星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考和解答将在下一个十年满足我们的最大期待与想象。

本文为王骏阳为《改变：阿科米星的建筑思考》所作的综述

《改变：阿科米星的建筑思考》

庄慎、华霞虹   著

出版社：同济大学出版社·光明城

ISBN：978-7-5608-8949-8

页数：248页

开本：16开

定价：￥98.00

内容简介：

本书是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成立十年的理论文集，中英双语，选编的11篇论文包括9篇中文论文和2篇曾独立发表的英文论文，是庄慎和华霞虹在国内外专业期刊中陆续发表的设计研究论文。此外，本书还收录了庄慎与葛明、鲁安东的对谈，并由王骏阳撰写综述，郑时龄做序。

作者简介：

庄慎，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合伙创始人、主持建筑师，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作为国内知名的建筑师，庄慎的作品曾荣获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优秀奖、教育部优秀勘察设计奖、WA中国建筑奖、中国建筑传媒奖“青年探索奖”、美国《商业周刊》/《建筑实录》评选的最佳商用建筑奖、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施工管理杰出成就奖”，并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Domus》《A+U》《建筑实录》《建筑设计》《建筑师》《时代建筑》《建筑学报》《世界建筑》，Archdaily网站、谷德设计网等都先后刊登过特辑或专稿。在创立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前，庄慎曾先后担任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师，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合伙人和主持建筑师。

华霞虹，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工学博士，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耶鲁大学访问学者，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学术顾问，《时代建筑》兼职编辑。

主要学术兴趣：中国现当代建筑史、日常城市研究与普通建筑更新、消费文化中的当代建筑。合著完成《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60年》（2018）、《上海邬达克建筑地图》（2013），参编《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2018，2019）、《中国传统建筑解析与传承（上海卷）》（2017）、《中国近代建筑史》（2016）、《绿房子》（2015）等。

综述作者简介：

王骏阳，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长期从事建筑历史理论和现代建筑理论研究，有大量学术论文发表于国内外建筑期刊杂志。译著《建构文化研究——论19世纪和20世纪建筑中的建造诗学》获2009年第二届中国建筑图书奖。《王骏阳建筑学论文集》第一、二册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光明城于2017年和2018年出版。近年的代表性论文有《“历史的”与“非历史”的——八十年后再看佛光寺》、“The Everyday: A Degree Zero Agenda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Architectur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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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阿科米星的建筑思考》

已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光明城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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