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 | 近代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研究：建筑、消费空间、城市文化

近代上海的城市传奇，注定了对其历史研究的题材和视角都会十分丰富，更不必说，这些研究对于考察这座城市作为开启近代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的一扇大门，作为认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一把钥匙，进而认识中国的现代性，都意义深远。

——卢永毅

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和大新公司，这四所雄踞在南京路上的商业巨厦，构成了上海近代城市空间的一个典型；也成了“上海生活”中的重要场所和日常背景。

“太阳就快下山去了。初秋的晴空，好像处女的眼睛，愈看愈觉得高远而澄明。立在这一处摩天的W公司¹的屋顶上，前后左右看得出来的同巴诺拉马似的上海全市的烟景，溶解在金黄色的残阳光里。若向脚底下马路上望去，可看见许多同虫蚁似的人类，车马，簇在十字路口蠕动。断断续续传过来的一阵市廛的嚣声，和微微拂上面来的凉风，不晓是什么缘故，总觉得带有使人落泪的一种哀意。”

——郁达夫，《落日》

自古以来同行之间的竞争都非常激烈，百货公司也不例外，尤其是同业大商店、大公司聚集在南京路上不到400米的路段内，其竞争更为凸显。四大百货公司的股东们有着错综复杂的渊源关系，他们的竞争因其同乡情谊和同在异乡创业而夹杂着比较复杂的感情，这也使他们之间的竞争极少有互挖员工、贬低对方、价格战之类的情况。²同时由于各公司资本雄厚，单独一家或几家联手通过商业竞争来挤垮或者吞并另外一家也是不容易的，因此，四家公司之间的竞争基本是良性的。最早开业的两家公司先施和永安，建造之时在建筑规模和高度上暗暗较劲，开业之初又都相继增加客房数量和乐园场次，试图在规模和尺度上压倒对方，并且双方都在沪上各大报纸登广告，宣传自己才是最全面、最专业的百货公司。在大新公司开业之初，另外三家公司便联手推出大促销活动，试图以此遏制大新公司的强劲势头。总体来说，主要的竞争集中在提升自我方面，如增加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水准、增加建筑高度和面积等。

先施乐园

在建筑方面，最激烈的是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之间的竞争。永安、先施两家在香港、广州的商业缠斗暂且不表，在上海两家公司的分公司几乎是同时建造，又是隔街相望，在建筑设计阶段，硝烟已经悄悄弥漫开来：在建筑方案阶段，两家公司高层就在关注、暗中打听对方建筑的层数与高度，试图在建筑高度上压制对方。先施公司先于永安公司而建，其临着南京路的建筑设计为五层高楼；永安公司就将其大楼定为六层。先施公司在探知永安大楼高度时主体建筑已经无法作出层数调整，但他们还是将其转角钟楼加建一层，改为高塔的形式，名曰“摩星楼”。工期稍晚的永安公司则将原先的立面设计方案中的两个屋顶塔楼——分布于转角和建筑中部——取消掉一个（即转角处的塔楼），将距离摩星楼最近之处的塔楼建得更高，名曰“倚云阁”，与摩星楼对峙而立，比摩星楼高出2米有余。先施公司得知这一消息已无法做出改变，只能让永安公司占得先机。

左：先施公司摩星楼立面图    右：永安公司倚云阁立面图

相比先施和永安两家公司在建造过程中的竞争，晚8年建造的新新公司则无需费心思刺探对方商业机密，这家公司毫无悬念地建造了最高的塔楼——新新塔楼，占据建筑立面总高度的五分之二左右，建筑总高度约48.77米（160英尺），塔楼的高度占了21米有余（70英尺）——成为南京路浙江路路口一带当仁不让的制高点。然而新新公司的建造活动也引发与其比肩相邻的先施公司的进一步改建和扩建：在探得“新新公司将建造七层高楼”之时，先施公司高层们觉得自己的百货大楼仅仅五层，“视之他人，独嫌稍有逊色，本年（1924）决议增高两层，连原有五层共成七层，旅馆八层高90余尺”。^３同时把摩星楼也加高两层，希望在高度上压制永安公司倚云阁和新新公司，以“雪耻当年之恨”。当然，新新公司也决不会轻易地让先施公司在建筑高度上接近自己，更不可能让其超越自己，所以在新新建筑主体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李敏周等人提议修改塔楼方案，将塔楼的高度增至40米（131英尺），是主体建筑的1.5倍，建筑总高度达67米（221英尺）！

南京路街景，20世纪30年代末，从左到右依次为天韵楼、新新公司塔楼和摩星楼

到大新公司筹建之时，上海正在经历一个建造高层建筑的高潮，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建成，维克多•沙逊的华懋饭店和中国银行大楼的高度之争正愈演愈烈。以一个百货公司的身份来追求“上海最高”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业主们对高度的追求不曾停歇。大新公司对外宣传为南京路上最高的建筑，公司大楼高达十层，比其他百货公司高出很多，其转角的尖塔若要建成，也必然会成为百货公司之“最高”。除了追求“最高”，大新公司还力图做沪上“最大最专业”的百货公司，成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首选。虽然因各种原因最终没有建造塔楼，但大新公司在建筑规模和营业面积上远超另外三家公司。

新新公司广告画

然而当永安公司在建造其公司第二座楼房时，追求建筑的高度仍在继续，他们曾明确表示要建造远东第一高楼。^４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永安上海公司建成后不久，先施公司将摩星楼加高两层，以一座尖塔的优势抢去风头；新新公司建成后，以67米的总高雄踞南京路，永安公司的营业者们可能为此心存遗憾。另一方面，由于永安新厦所处的基地面积较小，三角形的地形也不适合作为一个大型的百货商店，因此建筑只有向高处发展。同时，1930年前后大量欧美滞销的建筑材料被倾销到上海，使得建造高层建筑的成本降低。再者，当时上海高层建筑的设计、结构、施工、设备等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建造高层建筑不再是不可企及的事情。最后，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永安公司新一代领导人郭琳爽有着筑造中国百货商业帝国的梦想，这一点从建筑高度上也得到了体现：在1932年刚刚买下永安新厦的地皮之时，他就有了与四行储蓄会大厦争夺上海最高建筑头衔的雄心。同年新闻上一则关于永安新厦的广告，标题便是“远东第一高楼”。次年，另一则广告则宣称它是“上海第二高楼”。^５1936年，该大楼据说有24层楼，“比上海当时最高楼房足足高出24英尺（约7.3米）”。^６从永安新厦建成一直到解放初，该楼一直是南京路上最高的建筑。从1945年上海屋顶天际线15来看，永安新厦与四行储蓄会大厦相比高度不相上下，雄踞十里洋场。

从永安新厦屋顶向西看新新、大新、四行储蓄会大厦等

远观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的建筑，尤其是永安新厦，对于南京路天际线的构建与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节选自“开放的上海城市建筑史丛书”第一册《近代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研究：建筑、消费空间、城市文化》。

1 即永安公司（Wing On）。

2 王远明，胡波：《被误读的群体：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第413页。

3 上海百货公司：《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第388页。

4 “NewWing On Building Now Being Built,” China Press, May 4, 1932, p.11.

5 “WingOn Department Store to Have Tower in Far East on New Annex,” China Press, June 9, 1933, p.1.

6 “New Wing On Skyscraper IsFast Nearing Completion,” China Press, July 9, 1936, p.9; “24-Story Wing On Tower Ready: Shanghai’s Tallest Building Will Be Opened Soon,” China Press, March 31, 1937, supplement, p.51.

近代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研究

建筑、消费空间、城市文化

开放的上海城市建筑史丛书（卢永毅主编）

第一册

周慧琳   著

出版社：同济大学出版社·光明城

ISBN：978-7-5608-9567-3

页数：304

开本：16开

单价： ¥ 108.00

内容简介

本书作为卢永毅教授主编的“开放的上海城市建筑史丛书”第一册，以近代上海四大百货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以及大新公司的百货大楼为切入点，关注近代中国百货公司这一新的建筑类型的发端与发展、来源及其传播路线；探讨近代商业建筑的设计共性及特性；思考百货公司在上海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百货公司对都市文化、现代商业建筑的影响；解析近代中国对“洋文化”的主动吸收和融合发展的过程等。

作者简介

周慧琳

工学博士，助理研究员，一级注册建筑师。先后就读于浙江工业大学、深圳大学和同济大学，现为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负责出版平台相关出版物，包括She Ji: The Journal of Design, Economics, and Innovation 期刊、《新经济的召唤》等书的编辑出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建筑、建筑历史等，近年来先后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建筑学报》《新建筑》等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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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研究：建筑、消费空间、城市文化》

已由同济大学出版社 · 光明城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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