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医疗 究竟是救人还是害人？
作者：天狐行空
最近这些年，身边装心脏支架的人越来越多，年龄也越来越轻，因为手术简单，许多人动不动就装上了，而且还一装就是好几个。
然而，一位朋友的猝然去世，让我对医院滥装支架的现象产生了置疑和担忧。
我这位刚去世的朋友，身体本来很棒，他精力充沛，乐观坦达，节假日还经常亲自驾车带全家到内蒙、西藏和新疆等地远游。但因为有时感到头蒙就到医院做检查，医生说他的血管堵塞严重，建议他做支架。他开始有点犹豫，聊天时就和我们说了。大家都说，你好好的，做什么支架。也有朋友说，治病的事还是听医生的。他的家人也倾向于听医生的，于是就做了。做了之后，他还兴奋地和我们开玩笑说：做和不做，的确不一样！头不发蒙了，浑身也感到特别通畅，连对房事的兴趣都增加了，感觉一下子又年轻了！末了还开玩笑说：你们谁有心血管病，赶紧去做！
可是没过多久，他却突然倒在浴室里去世了。
在殡仪馆送别时，看到他安详饱满的脸庞，想到他平时的音容笑貌，大家都不相信眼前的现实。
震惊、悲痛和惋惜之余，大家都认为他的突然去世与他做了支架密切相关！如果他不做支架，他现在一定还和以前一样生龙活虎地忙碌着，闲暇时与大家开玩笑，节假日带全家出去远游。
事情很明显，虽然我们都不是医生，但常识告诉我们：人到了一定岁数，血管老化、堵塞是必然现象，因此导致的血流变慢、头脑缺氧发蒙，如果不是特别严重，其实也是正常的，吃点相关的药物是可以得到缓解的，再说人体自身也有建立侧支循环的再生能力，但如果你做了支架，需要常吃辅助药物不说，重要的是支架强行改变了心脏已经适应了的状态，血流突然变快，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遇到一冷一热的急剧变化，心脏不堪承受，就可能导致突然停摆。
这些常识，作为一个专业医生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但由于利益的驱使，现在的医院都普遍对患者进行“过度医疗”，动不动就上各种先进机器，动不动就建议做支架，完全不顾由此给患者带来的经济负担和生命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身边有那么多人都做了支架，有的还做了三四个。
不可否认，做支架也许是目前挽救血管堵塞严重、生命危机患者的有效办法之一，但是，它却也成了许多医院谋利的借口，不管你适合不适合做支架、目前的堵塞程度需要不需要做支架，上来就建议你做支架。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心脏病人都能做支架，而是只有少数几种处于危机状态的心脏病人才能做支架。据专家说，真正需要介入治疗的病人只占20%左右，他们分别是：急性心肌梗塞、不稳定型心绞痛、劳力型心绞痛、法洛四联症和复杂先心病。言下之意，其它80%都是不该做支架的给人家做了支架！而我那位已去世的朋友显然就属于那80%！
医院和医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支架价格昂贵、利润巨大，特别是那些进口支架。据业内人士说，安装一个心脏支架，患者要支付比出厂价格高数倍甚至十几倍的钱。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两三万、三四万；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装到你的身体上便成了四五万甚至五六万，装三四个就是十几万……所以有良知的专家才说“心脏支架的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身边安装支架的人那么多，而且越来越多。
有资料说，我国已成心脏介入手术的最大市场，且增速惊人。2000年中国心脏介入手术的数量才2万例，到了2011年，这个数据已激增至40多万例，10年增长了20倍，完全是暴利的驱使，而不是患者真的需要。
而在这里面，医生的建议（或说推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已不单是医德问题了，简直就是谋财害命！
因为患者到了医院一般都是听从医生的建议。所以医生的建议对患者是否要做支架手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的那位已去世的朋友当初就是这种情况。在做与不做的选择上，他有过犹豫，也征求过家人和朋友的意见，但最终还是听从了医生的建议，结果导致了悲剧。
所以，2012年10月14日，我国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在第23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上说：“心脏支架一半不靠谱，暴利达9倍超贩毒。在稳定的情况下，不建议做支架。”
可惜这样有良知的医生和医院太少了，所以6年过去了，做支架的群体仍呈暴增趋势。
而我的那位已去世的朋友，就是在这期间的受害者之一。如果滥做支架的现象在胡大一呼吁后能得到及时的阻止，相信我的那位朋友现在还健康地活着，而且还会象往常那样，闲暇时与朋友们聊聊天，在节假日开车带着全家驰骋在美丽的沙漠或草原上。
可见，“过度医疗”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资源上的浪费，其实还有我们从不注意的生命上的危害。
其实，“ 过度医疗”的现象又何止滥装支架一项？而简直就是冰山一角。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目前这种“过度医疗”的普遍现象呢？
“医疗产业化”无疑是罪魁祸首。所以，一味地怪罪于医院或医生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住房产业化”一样，改变的不只是医疗、教育和住房的本来属性，其实最根本的改变还是人性，使人性中最恶劣的一面在“产业化”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彻底颠覆了所有人的“三观”。
本来，象“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一样，住房应该回归它的居住属性，医疗也应该回归它的“治病救人”属性，然而，最近有些所谓的“专家”还嫌教育、医疗和养老“产业化”做得不够绝，又把医疗列为了什么“拉动中国经济的新三驾马车”之一，房子炒够了，又试图将教育、医疗和养老作为拉动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可见其人性已败坏到了何种程度。
医疗，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也不管是在西方国家还是港澳台地区，它都是属于慈善性质的。宗教团体设立的慈善医院就不用说了，公立医院之所以公立，是为看不起病的人而设立（公立学校也是如此），具体说就是：没钱治病的人来这里治、没钱上学的孩子来这里上，费用由政府买单。这是“公立”的本真含义。就是私立医院也都属于“非赢利”机构，哪有把治病作为以赢利为目的的？更甭说把它作为什么“新三驾马车”和“新引擎”了。亏有人竟敢这么想和做，可见其人性已堕落到了何种地步。
由此可见，不管是医疗属性的回归，还是住房属性的回归、养老属性的回归、教育属性的回归，其前提首先是人性的回归。
相应地，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需要的是人性化，而不是什么“产业化”。
因为我们努力工作、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而不是更糟，就象我们花钱去医院看病是为了身体更好，而不是更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