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书：写作曾让我感到羞愧
刘荣书的小说，气质独特，气息温润，纯净的感伤和对爱的执着里，弥漫着人生的雾霭。他对于历史和时代中某些影像有着过度的敏感，写下的文字却并不偏执，在有限的时空里，从容展示人对世界的细密触感，以及世界本身的复杂构成。
刘荣书小说中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无疑令人眼前一亮。
刘荣书的作品似乎有魔力，会以其独有的内涵与叙事特别是其中内在的情感与伤痛而让你欲罢不能，难以忘怀。
刘荣书的小说没有囿于对现实的描摹，而是对人的悲剧性进行了深入的探寻。
刘荣书的小说透着骨子里的纯净与清澈；又给人以蚀骨的疼痛与温暖。语言节制、从容，有着传统小说的留白与唯美；又有着现代小说的雍容与犀利。
最初的羞愧来自于若干年前。那时我刚刚尝试写作，将生活中的点滴感悟用不成形的文字记录下来，抄写在稿纸上，投寄到杂志社去。我盼着某一天我的文字也能变成铅字，那会带给我巨大的成就感——那并不是出于一种虚荣的诉求，而是庸常日子里对于奇迹降临的一种守望——就像一道闪电，或一束光芒。
村里人起初并不知道那退回来的厚厚信封里装得是什么。书信在当时仍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东西。只言片语的退稿信让我欣喜若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它比收到任何礼物都更让人激动。为此我乐此不疲。
直到有一天，村子里一个家境优渥的青年，当了我的面，说出了一句令旁人匪夷所思的话。直至今日，我仍记得他脸上那古怪的，有些不屑，又有些嘲讽的表情——他说出的那句话，正是我写过的一篇小说的题目。那篇小说不久前刚被我投寄了出去。在村子里，除了我母亲，没有人知道我在写小说，即使我母亲，当我躲在幽暗的屋子里，于纸上胡乱涂抹时，她也只会说些善意的调侃的话，比如：上学时不好好下功夫，如今呆在家里写这些东西有啥用——她也未必知道我在写小说。或许她根本就不知道世上有小说这种东西。那个青年人的话，当即让我感到羞愧。他说出了我写下的一个小说的题目，那么便说明他看过我的小说。他看过那一笔一划抄写在稿纸上的文字。他窥见了我的秘密，洞察了我公然裸露在纸张上的情感。
他看到那小说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当退稿信寄回到村子里时，他曾将那厚厚的信件打开来过。我曾无数次想象过这样的情形：他们用一只竹签将信封肆无忌惮地挑开，类似赤身裸体的我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他们又是一个在村子里比较显赫的家族，父亲在村里是个有身份的人，开了一家小卖店。每日里去他家闲逛的闲杂人等络绎不绝。他们把那手写的稿件在手中传递，或用阴阳怪气的腔调朗读我写下的某一个句子，从而引发一阵阵轰然的哂笑。他写了些什么？他写这些东西做什么？他们笑过之后，说不定会面面相觑发出这样的质疑……对于这样一种场景的想象，让我感到羞愧的同时，更多的是惧怕。
我感觉受到了伤害。认为自己被人抓到了嘲笑的把柄。但写作本身带给我的乐趣，却并未让我因此止步。只是每次到那家小卖部去取信件时（邮递员总是把信件集中送到小卖部），心里会更加忐忑。那家的店主人，一位一脸淡漠的中年女人，总会无来由地多看我两眼。我从她手中接过信件，那些信件经历了邮路的颠簸，信封大多已破损不堪，似乎包藏不住任何秘密。有的信件的封口公然拆开着。我接过那些信，匆匆走开。
后来我便找到了一种抵御羞愧的办法，我在每封投稿信的末尾，都会写下这样一段话：不能刊用，不用退稿。
我抄写稿子的稿纸，大宗的信封，都是家兄送我的。他还曾送过我价值不菲的邮票，到现在还未用完。我每次抱了一摞信件，跑到邮局去投递时，总会事先在家里把信封下端的地址划掉，写上我村子的地址。写得一丝不苟。然后用胶水把封口粘牢，再用枕头压实。邮票要等到了邮局估完价之后，再贴在封口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稿件不会在邮路中散失，或是被人私自拆开——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节省在邮局滞留的时间。我害怕在那里遇到认识我的人。
退稿信果然是少了起来，但没了外界的回应，总会令人怅然若失。我最初的写作，终是在一种羞愧的心境中戛然而止。
如今我仍然纠结于青春期莫名的苦闷与孤独之中。每个在村庄里蜗居过的青年，或曾都与我有过同样的际遇和情绪。村庄里的人事像蚕蛹，将一颗年轻的心层层包裹。我从未热爱过我曾寄身的村庄，未曾热爱过它的炊烟以及落日。自然也未曾在笔下歌颂过它，一次也未曾有过。这种情绪直到今天，也不能弥散与消解。如今想起来，村庄曾带给我伤害吗？其实不然，那小小的羞愧实在不值一提。直到今天，我才想清楚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这负面的情绪，只因多年来对书籍的不弃与阅读。文字如涓涓细流，冲刷着那层包裹我的荚壳，让我与外部世界有了间接的沟通与联系，从而具备了审视的目光，敌对的情绪，以及怀疑的能力。
有一段时间，我不再写作。除去劳作之外，整天无所事事，活得比周围任何一个人都要正常。对于一个正常的乡下青年来说，他正常的生活无外乎是结婚、生子、喝酒、赌博、滋事。我也过着这样一种生活。但时不时地，某种孤独与颓废的情绪会像幽灵一样控制了我。我庆幸的是，对于阅读的热爱，始终贯穿着我那一段的生活。文字堆积在内心，就像泉水暗自在地下蓄积力量。终有一天，它再次冲破生活的荚壳，让我拿起笔来重拾写作。
退稿信少之又少了。那时的杂志社也很少退稿。寄给我的，倒多了些样刊与稿费。更为庆幸的是，样刊与稿费这种东西，邮递员也不再送到个人家中去了，而是统一寄放在村部。由村部专门安排一个鳏居的老头，负责通知收信人。
这样，一种更为强烈的羞愧感便再次困扰了我。那老头对工作尽职尽责，每天早晨天刚亮，他便要打开村部的扩音器，用抑扬顿挫的声音，呼叫着收信人的名字。呼叫一遍还不算，还要喊上两遍三遍，直至所有的信件都被收信人取走。在他高亢的呼叫声中，我名字被广播的频率超过了村子里任何一个人。我每次去取信，都见他站在村部的门口，身披一件夹袄，手中拿着一摞信件。他的身边站着几个或数个早起的村人，正逐一将我的信件在手中传递。那被传递的信件，自然有在邮路中损坏的，也有人为拆开的。在当时的情境下，我更不会再村子里订阅报刊杂志，每一份刊物都不会完好无损地抵达我的手中——曾经的“羞愧”是隐秘的，它只在小氛围内生成。那种因猜疑而引起的羞愧或许还未波及到内心，便可消散。而今，通过这声讯的传播，我写作的秘密被公之于众。在村子上空扩散，甚而波及到我周围的村落。
有人开始叫我“作家”。在农村，这是一种比较古怪的称谓。让人联想到一个满脸穷酸，一无是处的人物。我在村子里是个比较守规矩的人，自认为没有做过任何被人嘲弄的事。但我隐秘的写作，显然成了一个笑柄。对于我的朋友，熟悉或喜欢的人，这样叫也就叫了。但对于那些我不熟悉或不喜欢的人，这种称谓却让我感到极度的不适。它类似于一个绰号，一个人们对于某个有着“无聊趣味”的人，黏贴的一个低劣标签。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任何写作上的朋友，我厌烦他们把写作这件事情夸大，那举止在我看来，有些轻浮，又有些标榜。每当他们夸夸其谈时，我总会羞愧难当。我是他们的同类，但我不愿意承认是他们的同类。我自认为写作是一件隐秘的、属于个人的行为。是隐在黑暗中的，属于自我的倾诉，一种泪流满面的低语或呢喃。而不应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更不应被局外人提及并当做笑料。我蜗居在村子里，更愿意做一个隐秘的写作者。每当听到一些写作者的消息时，从旁人口中，我总会嗅闻到一种被讥诮的语气，便更加戒备起来———我不想自己深爱的东西，在别人眼里一钱不值。
写作成了我身体的暗疾。因此我始终处在一种封闭游离的状态中。如今也是。我忌讳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提起我的写作。比如去参加某个饭局，那个饭局上全部是生意人，和混世的公务员。有朋友对那些陌生人这样介绍我说，这是滦南县的著名作家。这种介绍顿时会让我如芒在背，面对陌生人略显疑惑的审视，却只能报以羞愧而尴尬的微笑。
这奇怪的感受，大概源自于敏感而脆弱的内心。我固执地认为，这是一种间接的伤害。写作换不来局外人对你的尊重。所以我也不屑地认为，不要在某些场合提起我写作者的身份，那是我一个人的秘密，与旁人何干！
我仍旧要提到村子里那个负责收发信件的老头，每当我到村部去取信件时，他看到稿费单，总会羡慕地对我说，又来钱了呀！他讨好的语气让我稍感安慰。但那微不足道的稿费，对于一个畸零人来说，或许有着该羡慕的理由。但在世俗眼里，仍会成为一种被讥诮的把柄。人们所崇尚的，一直，并只能是某个一夜暴富的人，或某个攀附了权贵的人。所以我从不肯对人提及我隐秘的写作。那种受到世俗价值评判的写作，不能给边缘写作者带来尊严的写作，又何必去承认它，提及它呢！
如今，我仍在徒劳地写作。隐秘而孤独地写作。在生活的困顿与庸常中，这是我不多的乐趣，也是一直要持续下去的理由。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那种羞愧感似乎正在慢慢减弱下去。闲暇时我呆在家里，在周围嘈杂的环境中，以一种幽闭的状态书写我的故事。在对故事的虚构中，我得到了局外人难能得到的快乐——我自由地建构我的世界，我的王国。修筑我的城堡，我的家园。我开疆拓土，攻城略地。我有改变他人命运的权利，也能让一个人深陷绝望时，让他看到前路的光明……
——但那种莫名的羞愧，仍会在我的内心时时出现。它像一个幽灵，或像一种暗疾，让我在某些场合感到无所适从，手足无措。觉得无形中会再次成为被人嘲弄的对象。
出于这样一种不健康的心态，所以说我从不愿承认自己写作者的身份。
我更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卑劣的叛徒，一个卧底的特务。不接受任何人的指令，在生活中潜伏下来，以一种悲观的、怀疑和
逼视的态度，揣测并窥伺着我周遭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