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仓，上世纪七十年代生，陕西省丹凤县人，目前定居于上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参加诗刊社第二十八届青春诗会。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七届高研班学员。
一九九四年开始诗歌创作，中间停止写作八年，二〇一二年起兼写小说。著有诗集《流浪无罪》《诗上海》《艾的门》等。曾为大型图片集《传世博》配诗八十首，有六十首诗歌入选《新海派诗选》、六十首诗歌入选《同济大学通识教育教材·诗歌读本·陈仓卷》、四十首诗歌入选《商洛诗八家》。二〇一五年由红旗出版社推出八本“陈仓进城”系列小说集，其中中篇小说《女儿进城》被改编成电影，《父亲进城》被翻译到国外。
曾获第三届中国星星诗歌大赛二等奖、第三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第四届人民文学“美丽中国”游记大赛二等奖、第二届广州文艺都市小说双年奖、《小说选刊》（二〇一四-二〇一五）双年奖等。诗歌《遛狗》《我们不敢放枪》《大货车》《工地小憩》等十多首作品、数十次入选各类年度选本，小说、散文均多次入选中国作协创研部等编选的各种年度选本。
近年发表作品情况《父亲进城》·中篇·花城·2012.6
《我想去西安》·中篇·花城·2013.3
《女儿进城》·中篇·广州文艺·2013.6
《父亲的晚年生活》·中篇·文学界·2013.11
《上海不是滩》·中篇·江南·2013.6
《羊知音》·中篇·创作与评论·2014.1
《兔子皮》·中篇·上海文学·2014.5
《上海十日谈》·中篇·清明·2014.3
《空麻雀》中篇·花城·2014.4
《父亲的棺材树》·中篇·江南·2014.4
《美丽而亡》·中篇·延河·2014.10
《背着灵魂去逛街》·中篇·广州文艺·2014.12
《麦子进城》·中篇·长江文艺·2014.12
《木马记》·中篇.钟山·2015.3
《猪的眼泪》·中篇·小说月报（原创版）2015.4
《墓园里的春天》·中篇·江南·2015.5
《天鹅是个湖》·中篇·伶仃洋·2016.春季号
《从前有座庙》·中篇·时代文学·2016.1
《喜鹊回到屋顶上》·中篇·清明·2016.3
《如果没有鬼》·中篇·芙蓉·2016.5
《地下三尺》·中篇·人民文学·2016.11
贾平凹：陈仓进城系列这几本小说，我拿到后，确实看了，看后特别兴奋。我觉得，陈仓是很有才华的，可以说，陈仓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而且他的小说，有一种清新。这样一种清新，在文坛上刮起的风，就是真正像咱老家的山风，你说硬它也硬，说柔它也柔，反正是多种气味、多种味道都在里边。
王 干：陈仓这些“70 后”作家，在经历了成家立业、社会打拼之后，销蚀了身上的青涩和浪漫，他们开始正视生活的严峻，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因而他们的写作洗脱了早期先锋派的形式主义意味，沉浸到对生活、对人生、对人性的感悟和思考中，在创作上开始呈现出新的审美意向和文学态度。
王春林：寺庙到底能不能在那块空地上建起来，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普通民众来说，当然非常重要，但对于作家陈仓来说，却并没有那么重要。只要陈仓能够意识到国民精神苦难的普遍存在，并企图在纸上通过他的小说写作建立一座能够寄托精神苦难的寺庙，其实就已经足够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地下三尺》中的那座意欲建立的寺庙，毫无疑问有着极强烈的象征意义。借助于这座或许永远也建不成的寺庙，陈仓想要昭示给广大读者的，事实上是一种极其难能可贵的精神救赎的希望。
袁 敏：陈仓小说中的“我”，身上有许多矛盾的东西，我不知道这种矛盾的东西是作者不经意中泄露的虚伪，还是一个被城市和乡村将身心撕成两半的逐梦人真情的袒露？但我恰恰欣赏这种矛盾，觉得这种矛盾是一个身体从农民变成城里人以后，灵魂还在遥远的乡间徘徊，内心分裂的表现。为此，我们一行——策划、导演、摄像，奔赴秦岭腹地，奔商洛，走丹凤，进峦庄，最后来到陈仓的故乡，生他养他、永远都在等他归来的塔尔坪。这给我心中的困惑找到了答案——陈仓进城，为何总是惦记还乡？
杨剑龙：陈仓的中篇小说在浓浓的乡愁故事中呈现出城乡文化对立与交织中的人性冲突。他始终以一种矛盾的心态书写故乡，远离故乡牵念故乡，回到故乡塔尔坪的颓败与凋敝又令他心寒。他对都市社会有着犀利的针砭，在与故乡纯朴生活的比照中，都市社会的冷漠、浮躁、不安曝露无遗。陈仓的中篇小说创作大致呈现出进城和回乡两种叙事模式，呈现出一种沉郁悲慨的风格，他为新世纪的中篇小说创作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体味苦难、用生命写作、用功刻苦，是陈仓小说创作成功的根本。
王 迅：陈仓的创作近年来以“进城”系列备受关注，但以《墓园里的春天》为开端，他的视点不再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冲突与人性冲突，而是投向混迹于都市中的农民子弟如何站稳脚跟，如何抵御身份的尴尬，等等，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如何重新建造一个故乡”。这个意义上，是否可以把这个作品视为“扎根”系列开篇之作？相较于四十多年前知青如何扎根乡土，由于意识形态干预能力的弱化，农村人在城市“扎根”似乎面临更多问题。它所要求的，不是个体被动接受教育和改造，而是主动实行自我改造，接纳并适应一种异质性文化。
李银河：陈仓写得很棒，我非常佩服他的写作冲动，他有强劲的表达欲望，你能感觉得到书中的农村人面对大都市受到的种种强烈刺激。他的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乡村的衰落，整个乡村都已经凋敝了，房子旧了，塌了，年轻人没了，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在这中间能看出整个中国城市化的感觉，乡村要消失了的感觉。尤其是那些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的乡村衰落下去了，人们都搬到城里住了。
这个故事的灵感是用一碗羊肉汤和两个大饼换来的。这恐怕比小说本身更有启发性，也就是说，有时候你得大方一点，有事没事就请朋友出来吃一顿，不见得要吃蟹粉鱼翅清炒虾仁红烧乌参冰糖燕窝，关键是一个“请”字，还要把菜单谦让地递给对方让他来点菜下单，看他好意思专挑那些又贵又不对味口的东西不？
那天还不算冬天，但确实有一些阴冷，上海的冷不是以下雪结冰来衡量的，北方下雪结冰的时候其实上海已经冷了，因为上海人的含蓄优雅决定了他们不会把任何不舒服不体面的事情明白地摆出来，即使下雪了结冰了，他们也会把它捂在胸口里。我开着车去一个地方办事，办什么已经不明白了，反正这事儿不太要紧。办不太要紧的事儿的时候，我习惯在大街小巷随意乱窜，我十分享受这样一种迷路的状态。那天一迷路我竟然发现了一座寺庙。在上海闹市区发现寺庙并不奇怪，普陀区的玉佛禅寺，静安区的静安寺，虹口区的三观堂，徐汇区的龙华寺，它们要么金碧辉煌，要么都是黄墙绿瓦。但是，我遇到的那座寺庙着实让我十分意外，它与我平时遇到的寺庙有所不同。凡是遇见寺庙我基本会进去，一方面观赏一下景色，另一方面怕无处不在的神灵降罪于我。我总会上一炷香许一个愿，求菩萨保佑我平安吉祥万事顺心。那天并不例外，我进入寺庙下跪磕头进香祈祷，等我起身抬头再仔细打量之时，感到非常疑惑不解，虽然感觉它应该位于闸北区（如今归并为静安区），仍然在一个寸土寸金的繁华地段，可是偏偏这个院子非常空旷，空旷得有些奢侈和恐慌。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么好这么大一个院子竟然没有一个像样的围墙，也没有刷成黄色的，更没有写上“南无阿弥陀佛”字样，院子四周堆放着许多垃圾，有生活垃圾也有朝拜之后产生的垃圾，那种烟火缭绕从远处看，还以为是一个没有扑灭的火灾现场，或者进入了《聊斋志异》布置的人鬼转换的场景。在我进去之前和出来之后，它给我的印象就是一块空地——一块等待发迹而暂时沦落民间的空地，天下所有宝贵的空地都是如此的形状。恰恰在中间放了四排十分巨大的香炉和烛台，香火之兴盛可以说是超过了名刹古寺。我分析下来，恐怕那些高大上的寺庙类似于高档商场，而这么个半开放式的寺庙相当于超市，甚至就是一个信仰的农贸市场。我发现许多前来烧香磕头的并非专业信徒，有像我一样的迷路者，有一些是手提菜篮子的居民，还有一些是在附近上班谋生的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个院子的环境，眼睛里只有那座寺庙以及寺庙中慈悲为怀的佛。
从这座寺庙出来，我忽然想到了住在附近的那位朋友。这位朋友叫赵武，是一位导演，也是一位唱念坐打功夫深厚的京剧票友，目前在上海一所大学里教授戏曲表演。于是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表达了我要请他出来聊一聊的想法。他欣然答应了，选择接头的地点是离这座寺庙不远的一家饭馆。这家饭馆除了喝羊汤吃羊肉和大饼之外，在那个阴冷的季节并没有其他什么对两个漂泊异乡的人更有吸引力的了。高兴地坐在这家饭馆里，分明可以看到那座寺庙的塔顶，于是他向我讲起了这座寺庙的身世。至今我也不明白他讲给我的是确有其事呢，还是他自己臆测出来的，反正在分手时他告诉我说，如今建什么都不如建寺庙。
他的话深深地刺激了我。在很久以来，我设想过有一天假设自己一夜暴富之后，应该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的时候，建几座寺庙确实列入了我首先要实施的计划。其中有一座寺庙是建在我的老家陕西塔尔坪，那个地方原来有一座寺庙，但是后来被拆掉了，盖成了戏楼；戏楼后来拆掉了，盖成了学校；学校后来拆掉了，被一个暴发户盖成了楼房。如今塔尔坪是没有一座寺庙的，他们有灾有难了是没有地方祈祷的，只有对着死去的亲人——哪怕这些亲人是自己年轻的后代，并没有护佑他们的法力。第二座寺庙就在上海，我多么希望在这座城市有一座自己建成的寺庙，让那些充满欲望和失去寄托的人们有一个可以求得灵魂安妥的地方——哪怕这个地方处于一个荒草连天的空地上。
于是这样的念头在《地下三尺》里不停地出现：你看着它像是垃圾，它却是神灵，你看着是神灵，有时候却是垃圾。直到结尾，主人公陈元问，这寺庙还没有建好呢，出什么家呀。焦大业回答：难道在寺庙里才能出家吗？我觉得这块空地本身就是一座寺庙。其实我力图表达的就是，在一个信仰缺失和灵魂动荡的年代，我们不要把所有的罪责全部推到他人头上，或者说推到社会与时代的身上，这明显是非常不善良的，也是没有道德追求的。每一个企图修为向上的善人，其实都是一座行走的寺庙，无论他身处何时何地，在何种苦厄之中。
《地下三尺》开始叫《一块空地》，后来在责任编辑徐则臣的建议下才改了过来，我对这个名字非常满意，不仅仅因为中国有句古话“举头三尺有神明”，还因为这篇小说是我的“扎根系列”第四篇。前三篇是《墓园里的春天》《从前有座庙》《如果没有鬼》，而这一篇无疑是在向深处发展着的，因为我过去提出了一个“回不去”的问题，要想回去就面临着再造一个故乡，再造一个故乡的条件之一是有亲人埋在地下三尺的地方。扎根无疑是“回去”的一种有效途径。但愿我提供的这种向下的途径可以让那些迷茫的漂泊者找到皈依。
2016年11月27日于上海
◆【对话】徐艺嘉 王 甜：柔软与坚硬——女性视角下的军旅小说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