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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昱宁 2018-06-02


呼叫转移

黄昱宁


 

喝到第三杯,我还是没想起李波扬是谁。自称是李波扬的那个人,端着杯子绕着圆桌子来回跑,见人就碰杯,头顶上浮着一圈从吊灯上洒下来的光。空调开得太热,屋里烟气重,他的脸就像给焐熟了,连皮带肉涨开来。他的羊毛衫早就脱了挂在椅背上,又不知给谁挤落到地面。衬衫已经敞开两颗扣子,可是领带还是没舍得拽下来。领带上的圆点花纹看着眼熟,大概是个安吉拉叫得出来的牌子。我叫不出,不过看他浑身上下,只有这领带还像是真的。

“哥们你敬过我两回啦,”我说,“眼瞅着你半圈顺时针半圈逆时针,高了吧?”

“高什么?我是高兴——反正再高也认得出你小子。”

他开始报中学的名字,看得见湖面的教室。“全他妈搬走啦。那地方如今是个度假村,前两年省城机关开个会什么的喜欢往湖边跑。听说也快维持不下去了,下文件不让乱开会呢——特别是,风景区。”

我在那中学只待过三个学期,完全想象不出一面湖、一片芦苇荡就可以算风景区。按照李波扬的说法,他在初一三班,我们二班被班主任关起门来收拾的时候,他隔着一堵墙能听得清清楚楚。“那嗓门,带夹层的,西北风灌进大破锣,你们是怎么扛下来的……怪不得你那么快就转学。”

酒劲泛上来,往嗓子眼里堵。我刚想说当初我转学是因为我爸在省城有了工作,就被李波扬截断话头。他得意地报出我转学以后的动向:在省城上完中学,高考砸了,复读一年以后临阵脱逃。“你小子,听说直接跑到国际大都市去了?”

屋外一个窜天猴震得玻璃窗咯咯响。服务员刚撂上桌一大锅胖鱼头,一团热气冲上天花板,又散开往鼻子里钻,呛出我一串咳嗽。这锅里肯定没少搁辣椒。如今在城里吃淡了嘴,我已经不大习惯辣得这么直接。包房里摆了三桌酒,一大半人我没见过。我想这一大半里,有一半连我爸也喊不出名字。这个我每回填表都要写在籍贯栏里的县城,我至少有十年没有来过了。上一回也是春节,也是一天接一天地喝酒吃饭,也是吃完了喝完了我还是闹不清谁是谁。亲戚,亲戚的亲戚;老邻居,老邻居的邻居;或者亲戚的老邻居,老邻居的亲戚。

“在哪儿不是混日子!”我顺口就接,“隔着小一千公里呢,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打听。你转学那会儿我就跟你们那破锣班主任打听过了。然后就顺着往下打听,你那中学里我也有人啊。这年头你只要肯打听,美国的事儿也跟隔壁一样近。”

“问题是你为什么要打听我?”

“好奇啊。小时候你就跟这里的人不大一样。不爱说话,可是有主意。你还记得你有篇作文给破锣批判过吗?她教我们两个班的语文,直接拿到我们这儿来念。反面教材。”

冷了大半的茶水泼过来,牛仔裤上洇开一大片水渍。灯光下裤裆的轮廓顿时清晰起来,有点扎眼,我忍不住用手挡了一下。我爸坐在我隔壁,大概正跟他隔壁那位抢单,手肘一捅,茶就翻了。

所以坐在李波扬的位置,应该能看到我一边捂住裤裆一边问:“我写什么了?”

“装,真能装。你看你混大都市的,就是沉得住气。”

“忘了,真的。”

我没忘。我是说,我忘了李波扬,但我记得那篇作文。我记得我把《一件有趣的事》写成一件尴尬的事。两家人吵架,一家把另一家养的狗骗出去,套个麻袋直接送进狗肉火锅店。我甚至在最后,写火锅店里飘出“一缕异香”。

“你想表达什么?”破锣在课堂上很激动,额头冒出一片油光,“你才几岁啊,整天都在看什么想什么?”我记得破锣在痛心疾首了十分钟以后冷静下来,建议我把结尾改一改:有人幡然醒悟,刀下留狗,两家人从此成了好朋友。“这叫冰释前嫌,教你们一个新词儿。”破锣得意地揉揉鼻子,“这样一改,本来不及格的作文就成了范文。你描写得很生动,只要立意高一点,我都可以推荐你去参加作文比赛。”

立意,真是个好词儿。我想我要是当初听了破锣的话,可能真的参加了作文比赛,高考也可能不会砸,或者砸完以后照样能翻盘。你把一件事儿做下去,变出一百种花样,也抵不上事先就往高处站一站,知道什么时候改个什么样的结尾。

事实证明,我爸不管跟谁抢单都是白抢。单早就被李波扬截了,开席前就买好了。可他完全没当回事,散席时还在念叨我那篇作文,惊叹破锣能让所有的小孩吓得尿裤子就是拿我没办法。软硬不吃啊你小子。他勾住我脖子喊佩服佩服,喷我一脸酒气。我几乎是半拽着他来到屋檐下,从裤袋里挖出一盒烟,挑出一根好歹没被茶水浸湿的,递过去。

“那什么,你如今在哪儿混?”

“哪儿都不混,我李波扬落叶归根。我他妈的转了一大圈还是回来了!”

“看样子你在这里挺滋润?”

“嘿嘿你猜怎么着?我总算混出点人样来了。”

 

 

“人样?骗子也算人啊!”安吉拉按摩的手势骤然加重,狠狠地在我肩膀上掐了一把。安吉拉在发廊里给客人洗了一年头,做梦都想跟着老板强尼学做头发。强尼没拿她当回事,倒总是怂恿她给男客人做颈肩按摩的时候多用点心思。“像梅丽莎那样,眼睛会说话,手也会说话。一下轻一下重,一下硬一下软,客人的骨头就跟着酥一阵麻一阵。安吉拉,你以为小费是怎么来的?”

我不大愿意听安吉拉讲这些,就好像我从来不叫她安吉拉。那是她在发廊里闲得发慌的时候,从沙发上一堆花花绿绿的时装杂志里挑出来的名字。她念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最后竟然把重音落在“拉”上。听得我想冲过去捂住她的嘴。洗头妹都有英文名字,梅丽莎乔安娜艾米莉。她们来自不同的家乡,头发上飘着一模一样的冷烫精的味道。睡这个和睡那个并没什么区别吧,我想。我没必要因为跟她有一搭没一搭地睡着,就得听她讲故事。再说,听了又能怎样?我难道准备找她老板,或者塞给她小费的男客人,打上一架?

“轻点儿——你又不认识李波扬,哪来这么大的火气?”我侧转身,顺手拍拍安吉拉结实的屁股。

“天底下骗子都是这个德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安吉拉瞟了我一眼,眼神有点复杂。我赶紧挪开视线。还是盯着她的屁股比较省心。如果她有钱,或者说我有钱买那种更高级的内裤,这会是一个很漂亮的屁股。

但是,她的第二个“骗子”,我是说这个词,还是像一颗流弹,嗖地从我太阳穴边擦过去。后来回想,千真万确,整件事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总有那么些事情,你七兜八转也只是在外围徘徊,非得有人踹你一脚,你才会老老实实地跳进那个早就给你准备好的圈。

就连李波扬也没敢直接把我带进去。那天晚上吃完饭,他约我第二天在县城里转转。一大早,他的车开过来,换了一件浮夸得可以上台演戏的花格子呢西装。我以为我一眼就看穿了他。“果然发财了啊,”我夸张地凑近车厢正面,在显然是刚刚洗过的亮锃锃的白漆面上照了照自己龇着牙假笑的脸,“宝马2系,好车。”

“哥们挺懂车啊。”李波扬也凑过来,两张笑脸。

我当然懂车。在李波扬捏着嗓子念叨的那个国际大都市里,我打过至少七八种工,但干得最久的工作就是每天晚上当代驾司机。什么型号的车里可能飘着什么气味的香水,里面会坐着什么样的车主——是横在后座上吐得不省人事,还是在副驾驶座上大叫大嚷抢方向盘——我都有数。我知道,以现在的行情,李波扬这一款,哪怕是在正规店里买新货,二三十万也完全拿得下来。但我决定装傻。再说了,二三十万的宝马虽然有点可笑,但换了我照样买不起。

我决定把傻装到底,所以我没问他是怎么发财的。然而,车才开出去,李波扬的那张嘴就再没离开一个钱字。“钱转起来才是活的,我也是这两年才想明白这件事。”他深吸一口气,“你得想,闭上眼睛使劲想,想象整个世界的钱,你懂吗,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只不过暂时分在不同的口袋里。”

“就好像咱们身边这片湖,”其实湖离得很远,他的脑袋只好往两边都转了一下,反正总有个方向是对的,“咱们从小靠湖吃湖,但每年这片湖都有枯水期是不是?不要紧啊,咱得记住,更远的地方还有条大江呢。有那条江在,湖总会装满的。时间问题……”

“满了就会发大水,”我慢慢地,冷冷地说,“你倒不怕把你家房子淹了?”

“我这是打比方啊老同学,”李波扬只是稍微顿了一下,兴致一点儿都没减,“你脑子比我灵多了,真要玩上手,钱转得比我快。”

直到十天以后跟安吉拉讲起这些事,我才意识到我和李波扬之间的默契。总之,我不接口,他也不挑明。我们好像都认定,一旦把那个词儿说出来,它就失灵了,死了,会像一具碍事的尸首,横在我们俩中间。那我们还怎么说得下去?所以我们讲话自觉地绕着圈子,跟他的宝马一样。县城就那么巴掌大点地方,车绕足一圈半,开到一栋两层楼的红顶白墙的砖房跟前。他刹完车跳下去,动作流畅得就好像眼前坐着一排观众。“我平常都在这里,楼上可以洗把澡睡个觉什么的,楼下当办公室用。”

看我还在发愣,他诡异地一笑:“眼熟吧?好好想想,你来过。”

十年前还是十五年前?那时候县里还有不少人,最新鲜最时髦的人和物都喜欢待在台球室。我不一定是在这里学会抽第一根烟的,也许是在城东那一家。如果在这里抽的是第二根,那么,紧接着,也是在这里,我的脸上遭遇了初吻。我初一,那姑娘职校,刚从她省城的表姐那里偷到一根断了一半的唇膏,几乎全都抹到了嘴上。“名牌。”她用食指抹我脸上的唇印,想想不太舍得,又伸出舌头舔舔食指。

“现在没人玩这个。城东那家也快要关了。我接过来改造了一下。”

回过头去想那时候,总是隔着大团大团的烟。我这不是在比喻,是真烟,而且是劣质烟。同样的房子,外面阳光普照的时候,台球室里也是灰蒙蒙的。这种灰和整个县城连成一体,无法分割。不像现在,李波扬叫人新刷了漆,多开了几扇窗,多加了一层楼面,从里到外都透着亢奋。于是这房子反倒古怪起来,执意不理会四周的寥落,自顾自地傻嗨。

他似乎懒得摸钥匙开锁。从玻璃窗望进去,办公室一半亮,一半黑,七八台半新不旧的电脑,竖着天线的路由器,地上到处是连上线或者没有连上线的接线板。“我带的那五个小子,都扛着钱过年去喽。”他侧身站在窗前,阳光斜照过来,他的脸上也是一半亮,一半黑,“你是没瞧见热闹的时候,人人都在往外拨电话。你可以用手机,也可以用电脑群发……呃,技术的事儿,你要是有兴趣我待会儿细说。”

我一阵烦躁,急着摸烟。他手快,一根中华直接送到我嘴边,刚叼上,打火机又凑过来。“有的忙是真好啊。只要有三五个人在屋子里忙活,整块地就热气腾腾,看起来就跟你们大城市里的证券交易所差不多。一座房子,一座村子,都得有人气才行。人气人气,非但有人,还得有气,大家都要兴兴头头,知道忙了也不会白忙,这样才好。”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些年尽是一拨又一拨到沿海打工的后生,县城以及周边的村子都像给扫荡过一样,冷清得可怕。全国各地都这样。李波扬前年在南方打工,接到家里电话说老娘摔断了腿。他跟新娶的老婆算账,他修空调比她洗盘子挣得多,就打发老婆回家照应两个月。才两个月啊,这娘们生生地就跟回家探亲的吴德清跑了,据说是跟人合伙到越南去开工厂。昨天他满场飞的时候,身边至少有五六个人都在小声议论这事,东一句西一句,拼起来大致是这个样子。可能有半句飘进了李波扬的耳朵,我还以为他会生咽下去,可他并没有。一丝诡异的笑意,从他鼻翼向面孔两侧展开。“现在老子就在这里不走了。就算这娘们回来找我,我也不认得她了。”

“李总好风度啊。”桌上有人用筷子敲着碗边喝彩。

“跟风度没关系。我是没空,忙,挣钱还来不及。”

一支烟抽了大半,我还是没想好怎么问下去。问深了不好,问浅了也不好。关于县城这两年的传言,我爸说过两嘴,网上也查得到,它始终静静地躺在我眼角的余光里。只要多看它一眼,我知道,我的太阳穴就会一跳一跳地痛起来。但我总得跟自己说老实话吧。我有点喜欢眼前的画面:砖墙上有人用粉笔写过什么又被涂掉的痕迹,我们在装作谈论一件好像永远都会继续下去的事业,说到紧要关节就狠狠地在窗台上摁掉烟头。

“这年头能搞到五个劳力,不容易。咱县里,就你一家这么干?”

我是明知故问。他大概也知道我明知故问。他先是挥挥手支应一句“各干各的”,然后压低嗓子告诉我,这一带,村子越小,干这行的越集中。“不过他们不挑活儿,不像我,”李波扬说到这里,头又抬起来,音量恢复正常,“我只带人干我瞧得上眼的活儿。”

我又听了一会儿,大致听懂他的意思。村里搞的是人海战术,县里——或者说李波扬这里——玩的是设计套路。以前一个套路可以管三个月,现在一个月就在网上传开了。不过,话说回来,安全账户的套路老不老?电子密码器失效的套路老不老?你不怕寒碜照样用,一天发几百条,十天半个月总有上钩的。

“那你们——他们——到底发给谁呢?”我总是在他说到最兴奋的时候插一句,表示我还在听。

“随机发当然可以。不过,如果想多中两个奖,可以买号码。村里也有专卖这个的,八百块买一万条连名带姓的电话号码,怎么样,不贵吧?”中奖,他终于找到了让我们俩都松一口气的词。这个奖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中,也不知道能中多少。想法干一票大的,以后就不用再干了。像李波扬这样一本正经当师傅的,跟手底下几个徒弟肯定说过这样的话。

我惊叹了两句,私人信息原来这么不值钱,这么容易就弄得到。“那是啊,哪怕用最笨的办法,你到废品回收站去蹲两天,有多少名片通讯录快递单上都白纸黑字地写着名字、地址和号码?你换个手机,用那个软件,叫什么来着——反正你用它把信息统统同步到另一个,你以为这个过程不会泄露?还有,你们城里人办个手续买点东西,不是动不动就上网的嘛,留下多少漏洞你想过吗?再不行就满世界发链接,逮着一个倒霉蛋就送他一个木马程序,什么信息都套得出来。反正他们有的是办法,具体我不懂,也没必要懂。我只管花点小钱买下这一大堆,嗯,就当它们是彩票好了。总有中的时候。”

“然后呢?”

“其实接下来的这一步最关键。你得学会筛。你能中多大的奖,主要就看你会不会筛。你想想,一个孤零零的号码有用,还是一对互相之间有关系的号码有用?如果有很多对呢,用处是不是更大?”

“不一样的关系,能变出不一样的套路。”我下意识地接了一句,声音轻得只有我听得见。我以为只有我听得见。

“开窍了,嘿嘿,我就知道你会开窍。这里不比你们大都市,这里找不到几个开窍的人。说真的,咱这里还是小打小闹,跟南方没得比。人家现在搞出一整条产业链,刷客,卡商,黑客,月入百万。我也不懂,我也在学。”李波扬在窗台上掐掉第三个烟头,顺势在毛糙的砖面上划过一条黑线。

李波扬的表情越来越正经,像那种在台上做报告的领导,讲形势很严峻发展是硬道理。我本来想说昨天我还在新闻里看到台湾人把基站放在马来西亚,抓他们还得出动国际刑警。我想说有一天你可以把这生意做到越南,顺便把你老婆找回来。可是他的模样太认真了,四周没有一丁点可以开玩笑的空气。

一辆小卡车懒洋洋地从正前方驶过,车速慢到我不可能不注意它。车厢四周贴满红布,布上的白色美术字一个个蹦到我眼里。坚决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行为。打防并举,彻底铲除。这样的宣传车在小县城里从不过时,通常还会装着高音喇叭,会有痛心疾首的女声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大概因为还在过年,有人关掉了高音喇叭,只剩下标语在默默地移动,看上去既冷清又滑稽。就好像,全世界都在过节,但街上总会游荡着孤魂野鬼,一个个都努力绷着严肃的、人类的脸。

我们都装作不知道对方也在盯着那车看。我的眼睛都没有眨。

 

 

有些事情,你听一遍,跟着笑笑就过去了。直到你把它从记忆里挖出来,一勺子一勺子挖出来,滑溜溜地黏在自己的舌头上。非得让你的牙齿和舌头卷一卷,嚼一嚼,非得让你用自己的话再讲一遍,你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

尤其是,当你开始讲的时候,正好选在这样的时刻:你刚从安吉拉结实的身体上爬下来,鼻子里全是她头发上的冷烫精味道。她在你耳边奇怪地哼哼唧唧,你搞不清楚这代表她满足了还是没满足。谁他妈搞得懂女人?最安全的办法就是该干的时候卖力干——三十来岁的男人如果干这个都惜命,你就真的可以去死了——完事以后什么也别聊,倒头就睡。她们如果没到位,就会跟你找碴,就会看什么都不顺眼,砸掉几个倒霉的碗。如果她们到位了,你甚至更惨,她们的哼哼唧唧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呜呜咽咽,你听不清楚她们在讲什么,但你从她们爬满眼泪的脸,从她们肩膀晃动的样子,知道她们在等待你答应什么,承诺什么。她们在等着你发个誓,好把她们刚才飘到云端里的感觉固定下来。男人排空下半身之后,像潮水一般袭来的睡意,除了帮助你消除疲劳,其实更大的好处,就是避开女人那些可怕的仪式,避开说那些恐怖的词:永远,一辈子,戒指,爱。

半梦半醒间,你总是能依稀感觉到女人抱住你的腰,听她在你耳边口齿不清地叫你骗子。你心里恨恨地想,我要真是个骗子也不至于混得这么惨。一个转身,你坚定地入睡,清楚地听见自己在打呼噜。

然而这一回,你的脑袋却没跟着身体一起放空。光着软塌塌的身体,盯着天花板,想要开口说点什么的人居然是你。你竭力回想着李波扬的语气,他对你的态度显然比对他徒弟更恭敬,他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观察你的反应。他故意把人称搞得含含糊糊,实在没法避开的时候也不用“我”——他只肯说“我们”。他说“我们”的时候亲热地拍拍你肩膀,让你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同谋。他是这么开头的:“比方说——”

“比方说,”你仰面躺着,左手在安吉拉汗津津的大腿上滑动,“有个老板。”

“就是我们发廊的那种老板?”安吉拉难得看到你的话这么多,兴致勃勃地插嘴。

“身家比你们强尼大多了——大老板,懂吗,有私人司机那种,喝醉了也不用请代驾。”李波扬并没有这么说,但你愿意这么想。好像老板越大,整件事情就显得越正当。

这个老板有个秘书。李波扬没说秘书是男是女,但你觉得她应该是个女秘书,那种胆子还没大到坐到老板腿上、心里却总在揣测老板口味的女秘书。“有一天秘书收到一条短信,”你的手突然在安吉拉腿上停下来,“是一个陌生的手机号,但是能准确地喊出她的名字。那条短信告诉她,这个是她老板的新手机号,原来那个不用了,千万记得存一下哦。”

“这样就能上当?”安吉拉想翻身下床,被你按住,“如果她打老板原来的电话问一下,就一定能拆穿了。”

李波扬可没有解释为什么,你只好顺着安吉拉的问题,自己给故事添油加醋。“可是她为什么要打呢?晚上,嗯,是晚上,九点多的样子,秘书想,难得老板跟她这么不见外,难道她倒要傻乎乎地去证实吗?万一这个点打电话被他老婆截到怎么办?万一这个新号码老板只给特别亲密的朋友呢?”

你兴奋起来。好像房间里凭空下了一场雨,细节像蘑菇一样从阴暗潮湿的地方一串串冒出来。“所以秘书乖乖地存下了号码,嗯,那天她睡得很香。到了第二天——真的,其实只需要一个晚上的美梦就够了——她就对这个新号码确信无疑。从此以后,她有事找老板,就会打这个新号码——”

“那不就彻底露、馅、了?”出租屋里的热水器年久失修,根本调不高温度,安吉拉被头顶上浇下来的水冻得打了个激灵。字与字之间,你能听到她的牙齿咯咯作响。为了取暖,你跟她一起挤在水龙头底下。你抱住她,她的面孔正好抵住你的锁骨。

“事情好玩就好玩在这里啊,”有那么一刹那的工夫,李波扬得意的表情从你和安吉拉的身体之间飘过去,“他们哪有那么笨呢?这个电话早就设置好呼叫转移了。秘书一拨新号码,就自动接到旧号码。所以,你懂吗,说话的还是这两个人,但移到了另一条电话线……”

你和安吉拉同时爆发出笑声,笑声与水花一起溅在墙壁上,听起来潮湿而刺耳。屋子太小了,马桶、淋浴龙头和煤气灶几乎连在一起,跟睡觉的床铺也就隔着半堵墙。房东说这叫一室半,六十年前造的工人新村的老户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要是再贪心点,”他说,“摆五张上下铺群租,房租至少再多收一千。”安吉拉说这话不夸张,你们不见面的时候她就得睡到发廊边上的群租房里去,这里头的行情她清楚得很。所以,有时候,你会疑心她有事没事地要来你这里睡觉,其实只是为了睡觉。

每个月五号,房东总是在隔壁棋牌室打完通宵麻将以后清早来敲门,耐心地等着你穿衣服刷牙磨磨蹭蹭。你不凑齐那一堆皱巴巴的钞票,他是不会走的。他说十年前就在无线电厂下岗内退了,他说还好手里多一间房子。“我只要现金,”他说,“家里开销就靠收房租。卡里的下岗工资十年没动过了,那是要攒起来给儿子讨老婆用的。我就一张卡——要那么多卡干什么?搞不好还会给骗子骗掉,我家老太太……”

房东说的是他八十八岁的妈。他妈的故事你不是第一次听,然而你每次听都会像第一次那样,用鼻子发出鄙夷的声音。中央首长的保健医生开发的神药,连吃一年保三年不生癌,连吃三年保十五年。今天付钱,明天退款,还全额退款,这是在做慈善,嗯,也可能是临床试验……好吧,都说到这份上,还有人要哭着喊着跑到银行去给骗子打钱,银行保安拦也拦不住,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懒得想下去。你的思绪已经在岔道上拐了个弯。你在想,用大老板的名义骗,这算不算骗?骗一个秘书的钱,一个想上老板的床的秘书,算不算骗?这个念头还没飘到眼前就被你举起手轻轻挡开。然后你的手落下来,揉揉安吉拉的头发。从安吉拉的笑声里,你也听得出,她也觉得这不算骗,至少跟老太太受的骗,不是同一种。

“呼叫转移——但是钱呢,钱呢?”安吉拉从龙头底下冲出来,抓起毛巾就往床上跑。房间小,不用跑很久。从你的角度看过去,她几乎就像是往那个方向扑腾了一下,便准确地摔到了床上。

你几乎是吼着告诉她答案:“一个月以后,秘书收到一条短信——”

“临时去日本出趟差,正登机。有笔钱来不及联系财务,你先帮我垫付一下。三十万。回来送礼物给你。账号是……”你回忆着李波扬的语气,一个字一个字地背下来。

安吉拉用被子裹住肥嘟嘟的小肚子,大腿和两只乳房的上半个圆露在外面。她抓起一只枕头捂住嘴,哧哧地笑。你注意到她最近又白了。在大城市里待着,尤其是在大城市的发廊里待着,就好像天天在吃漂白粉。她甚至变得更聪明了,刚才还半闭着的眼睛猛地睁开:“对啊,老板这么信任她,不拿她当外人,她当然要冲到银行去提款啊。砸锅卖铁也得转啊。再打这个手机,那边已经关了,当然也没有什么呼叫转移了。她肯定想,不奇怪啊,老板一定是在空中飞着呢。”

到日本怎么也得飞三个钟头吧。足够女秘书含着微笑,怀里揣着美好的未来,把所有的积蓄,甚至问东家借一点,西家挪一点,凑足三十万,统统打进那个账户里。

 

 

没下雨,路面干燥,一整条路都没在修,每一盏路灯都亮着。我住的房子和我要去的饭店正好在这条主干道的两头,只需要过四个路口。然后我应该开着客人的车,在地图上拉个对角线,从城里的这一头开到那一头。我知道那一头的别墅区离地铁站不远。

干代驾的不是每天都能碰上这样既省力又赚钱的大单,而且还是刚过九点的第一单,这简直像个奇迹。我支起折叠滑板车,小腿肚上的肌肉微微打战。刚才跟安吉拉闹得太疯了,无论如何出门前应该眯一会儿的。可我连眼皮都没合,一秒钟都没有。

非要踩上滑板车,非要被迎面吹来的夜风灌进鼻孔里,我才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又回到了我的身体里。至少,在这种状态下,哪怕冒出再奇怪的念头,我也很清楚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不用在想象中把自己劈成两半,把弄不明白的事情统统推到对面那个人身上,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我只能说你你你。你啊你,你倒是说说看,这算不算骗?

一个完整的人,哪怕像我这样瘦,肉身也是沉重的。用力蹬一下滑板车,这感觉特别明显,好像总有什么要迎着风从眼睛鼻子嘴巴耳朵甚至肛门飞出去。几万分之一秒的挣脱,然后是几万分之一秒的坠落。我重重地固定在我之中。

所以,我在第二个路口停下来,拿出手机——对于这一串动作,我没什么可以推托的。我没有办法说,我中了邪或者被鬼迷了心窍。我在这台双卡双待手机上打开另一张卡,从没用过的那一张。李波扬送给我的时候,我只是顺手塞进口袋。把它装进手机是春节过后,回城的火车上。那天,我买不到硬座,怀里揣着站票,把行李箱横在厕所边上的过道里,人就靠着箱子坐在地上。厕所的门开开关关,臭气一阵阵飘出来,一连有几个拎着裤子从里面出来的人一脚踩在我的箱子上,每踩一次就骂一句。我随便数数,至少有九个中文的卧槽和六个英文的发克。安吉拉连着拨过来几次电话都被我按掉。我想那时我烦透了,所以我不仅关掉了手机,而且打开后盖。卡槽上的空当,那个一直就存在的空当,显得格外刺目。

“放心,这张卡是用真人身份证实名注册的。我李波扬送佛送到西,配套供应。”

我没有傻到追问这张真实的身份证或者身份证复印件是从哪里来的。他供应的套装里,还包括几个电话号码,以及这些号码的主人的名字、身份,还有他们手机里的全套通讯录。一个名字就是一张关系网。

“不信你挨个查查,全是住在你那国际大都市里的。有头有脸。都是我筛出来的优质资源。大过年的,这就当送你个红包啦。”

“弄到这些你花了多少钱?”

“这就看你怎么算啦。买信息当然要钱,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经验。你说经验值多少钱?”

“但是我没经验啊,我也不准备干你这行。这个红包对我没什么用。”我想我当时的语气一定不够坚决不够有力,否则他的脸不会在同样有气无力的阳光下,立刻堆出笑容来。“拿着吧,有备无患。就当存着一张不会过期的彩票。随时开奖。要不然,明年春节你再来,如果没用,原封不动还给我。”

我的视线避开他的脸,他的眼睛。李波扬比我见过的所有人都自信,他认定明年此时,我还能在这里找到他。安吉拉总是跟我说,如果强尼卷走那些老客户预付卡里的钱,拍拍屁股走人,她一点儿也不会意外。哪怕是明天也不会意外。城里所有的发廊、美容院、健身馆,哪怕是看起来很高级、只有外国人进去的那种,不也都是这么干的?但李波扬的语气、表情,跟这些人都不一样。他简直是当着我的面,认认真真地在钓竿上装好诱饵,然后向我甩过来。他胸有成竹,他拿我当个人才,他甚至用上了“优质资源”这样时髦的词儿,听起来比我见过的那些醉得满车乱吐的老板都更像老板。我想他不但相信我明年春节会回去,甚至还相信我会留下来,留在这栋红顶白墙的砖房里。这里是他的——那地方叫什么来着?——这里是他的华尔街。

滑到第三个路口时,我已经圈定了目标。在李波扬的名单上,冯树排在最后,备注上写着“导演”,李波扬用记号笔在这两个字旁边画了个问号。在李波扬看来,相对于排在前面的经理,导演是一种非常可疑的职业。“性价比可能有问题,”李波扬说。这话听着耳熟,他在跟我讲完那个呼叫转移的故事之后,也这么嘟囔过一句,“你想你得花上一个月等机会,夜长梦多。回报率还不如那些老套路高,比如恭喜中奖那个,真的是实报实销。群发个几百人,总有人转点零花钱给你。”

“那你为什么还要讲那样的故事给我听?”

“这个……我就是觉得好玩。这种高级玩法,我的徒弟听不懂。你懂。”他说你懂的时候,眼睛隔着玻璃闪闪烁烁。我这才意识到,昨天晚饭时他并没有戴眼镜。平光眼镜。

“这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不管是谁干的,你觉得有区别吗?老实说,有时候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我今天跟你讲的是登机打钱,明天就是绑架交赎金,我就这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

我搜过冯树,可是网上讲得含含糊糊。冯树应该不是那种影视剧导演,我看到他的名字跟几部陌生的话剧联系在一起,好像还在戏剧学院里兼着教授。我想象不出有谁会随手给导演打钱,可我还是放过了一个广告公司的客户经理和一个保险公司的行政助理,直接调出了导演的通讯录。

我最多只能在这个路口磨蹭三分钟。这点时间只够我把短信发给三四个人。我在短信里亲热地喊他们的名字,请他们务必更新号码,在落款写“冯树敬上”。最后两个字突然从我手指头冒出来的时候,我打了一个激灵,好像所有的中学语文知识都在这一刹那活了过来。导演是不是应该这么文绉绉地说话?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在努力想象自己就是这个叫冯树的文化人。从一个人变成另一个,李波扬需要一辆宝马,一件花格子呢西装,加一副平光眼镜,而我只需要两个字。

我判断不出客人的年龄。被霓虹店招的光衬着,他看起来也就三十五岁。从后视镜看他钻进车里,垮在后座上,我又觉得这完全可能是个五十三岁的男人。车是奥迪,旧款,怎么开都不出错,怎么开也没快感。三言两语一搭脉,我就知道这人的酒喝得不多不少,刚上头,正是最爱说话的阶段。

他问我的折叠滑板车多少钱,如果路很远我怎么来得及滑过来。对对对地铁啊还可以地铁,他说,我我我在地铁里看到有人拎着你这种车的。他把问题一个接一个扔出来,我端着方向盘在心里数五六秒,他便把这些问题挨个收回去,忘掉几个,自己再解决几个,并且对自己的答案表示满意。他问我大晚上的开车送一帮醉鬼回家是什么感觉,然后哈哈哈大笑三声说这还用问吗能有什么感觉?他说我肯定会在心里笑话他们,我在驾驶座上摇摇头。我想他没看见我摇头。

夜斜在车窗两边,嗖嗖地往后倒。喝了酒的男人一阵冷一阵热,我能听见他的手一直在按车窗键,所以风一时从背后吹来,一时又停下。高架桥上看到的高楼都只有半截,缺笔少画的灯箱广告牌拼成一张空落落的、拔去好多牙的嘴。我老是想抓起身边的随便什么东西,扔出去,填上这张看不到边的嘴。我当然抓不到什么,我只能使劲往嘴的深处看,简直能听到那种从喉咙口发出的呼噜呼噜的声响,像黏着一坨浓痰。

比起那些开出租的,我这份工收入不稳定,也没人给我买五金一险。我得时不时地在白天打点零工填补亏空,比如到哪个装修队里凑个数,帮着砸掉两堵墙。不过,哪怕再让我选一次,我也不会去开出租。白天,这座城市的每段路都丑得没法看,我没法不走神,没法不打瞌睡。堵在十字路口前的转弯车道与直行车道中间、两边都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我不相信我控制得了自己的脾气。还有,也许我能管住自己的胃,却没法控制我的膀胱,我讨厌开着开着突然跳下车去找个绿化带就地大小便。女司机连这么干的资格都没有,她们憋急了会哭,哭着开进路边的学校里,央求让她停两分钟去趟厕所。“路上到处都是黄线,都是。”她们哭着说。

代驾不一样。夜晚的道路对司机比较友好,夜色也比较适合哄骗自己的眼睛、耳朵和头脑。不管是保时捷法拉利还是劳斯莱斯,都是我开的——它们的主人暂时放弃了控制权。哪怕转错一次弯,客人也不会像在白天那样突然尖叫起来,指责我是故意的,就为了多挣几块钱。至少有那么几分钟,我会沉浸在愉快的错觉里:路是我的,车是我的,整个夜都是我的。

手机就是在这愉快的几分钟里响起来的。第一条短信进来时我甚至没听见。客人在一声高一声低地自言自语,我在哼着尧十三的黄色歌曲。这曲子配他的唠叨倒也不难听,我想。我发誓,在那几分钟里,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冯树这个名字,忘记我在半个小时之前还用过他的身份。

第二条进来的提示音正好跟那句关键的歌词重叠,以至于,我觉得我刚刚压低嗓子唱完“鸡巴”两个字,就听见一记清脆的、类似于放屁的声音。接得实在太巧了,我只能一边开车,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搜寻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手机亮着,我腾出左手按了两下,两条短信一起跳出来。

——冯树老师,您这是什么意思?拉黑了我一个月,又扔个新号码给我。我打过去还是忙音。您是在故意逗我吗?

——你给个机会,我可以好好说话。我有事情要告诉你。

我差点以为是安吉拉出事,腿一抖,在眼看着要闯过红灯时终于踩住刹车。此时大半个车身已经跨过停车线。幸好后面空着一大段,没有车逼上来。这个路口的红绿灯要等三十秒,足够我用三秒钟意识到这两条短信都来自那张新开的卡,而且来自同一个人。剩下二十七秒,我的脑筋飞快地转动,把这两条的内容合到一起,拼出一个名叫萧萧的女人。

萧萧是冯树的学生,也许不仅仅是学生。萧萧被她的老师,也许不仅仅是老师,拉进了黑名单。萧萧接到了她以为是冯老师其实是我发的短信。萧萧以为在黑夜里看到了一束光。萧萧想抓住这束光,她打了冯老师的新号码,却被我设置的呼叫转移挪到了冯老师的旧号码。那边还是冷冰冰的忙音,拉黑的并没有变白。冯老师也许正在睡另一个女学生,他什么都不知道。

后来回想起来,我有一万个理由学着冯老师的样子,当场把萧萧拉黑。看样子冯老师是个成功的男人,让成功的男人头痛的女人一定是个麻烦的女人。一个有专业精神的骗子不应该自找麻烦,他的好奇心必须适可而止,为他的目标服务。更何况,冯树拉黑萧萧的号码,也许就跟我按掉安吉拉的电话一样。我敢打赌,天下没有一个男人不能理解这种快感。

然而红灯在这一刻换成了绿灯。我的车,不,那男人的车,一个趔趄,往前冲。前面一马平川,车很快就达到了最匹配它性能的速度。在这种速度下,不是我在开车,而是车在开我。后座上的男人话越来越少,我几乎能感觉到酒精在他的大脑里弥漫的路线。管说话的和管思考的区域应该都沦陷了,接下来那块可能管做梦,因为我听到了他粗重的呼吸正在变成含糊不清的梦呓,夹杂着几声反胃和咽口水的声音。我取得了真正的统治权:如果我乐意,我可以随时来个急刹车,让他吐出来。

人在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状态下容易产生幻觉,他会觉得对任何事情,那些跟他不相干的事情都有发言权。他甚至觉得这些事靠自己耍点小聪明就能解决。萧萧的第三条短信就在这时候闯进来,它是那么清晰、简短,像一道闪电。

——我想我怀孕了。


[责任编辑  徐则臣]

 

本篇为节选,原文为中篇小说,刊发于《人民文学》201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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