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段九点七公里的长隧道，在外环高速上继续行驶了两公里，然后减速，我看到了那个隐秘的标识牌——道门口。路牌下方有文字提示：前方五百米处下道。在匝道上绕行的时候，一对黑鸟突然从灌木里扑腾飞起，黄昏的余晖在它们翅膀上闪烁着细碎的像是堇色的粉末。我慢慢地驾驶，越往深处，乡村道路就越窄，上面铺了薄薄一层小石子，轮胎压上去的时候，能听到胡豆炒熟后那种闷声闷气的嘎吱声。这是一段漫长的小道，弯弯绕绕，一眼看不到头，两岸栽满桉树，坡田上的油菜花已然开得繁茂，一整块一整块的黄色在车窗外迎着头惶惶小跑，挤压着视野，我必须眯起眼睛，这样会好受些。
我从未来过这里，这个离主城五十多公里的地方，地名也闻所未闻。这条路上连人都难得见到一个。我完全没有方向感，对于所谓的前方毫不知情，不知道究竟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目的地。但我越是觉着荒诞，就越是想接近它。因为他告诉我这是他死去的地方，他真是这样说的。
得到消息时，我正在开会。这个季度才开始，杂志经营业绩就整体下滑，而且接下来该怎么调整也完全没得头绪，所以领导急吼吼地把上午的例会临时改作了经营会。正听领导训斥，手机吱吱振动起来，是刘东灵。我轻轻放到耳边，听到他在电话里说，老慢不见了。
“不见了？”我弓着身握着电话蹿出办公室，从走廊疾走到尽头的卫生间，给自己点上一支烟。会议很沉重，话题很压抑，一直想抽支烟，就是没找到机会。我趴在窗口，头伸出去，把烟点上。楼下原来是一小块草坪，后来因为小院里车位打挤，被用作临时泊车的地方。此时一辆外来的车正艰难地挪动车头，试图挤到仅存的一道缝里。
“刘岗刚刚打给我的，”他说，“昨天早上七点半清点房间时就没看见人了，前天晚上走的，没打招呼，后来查监控才晓得。”刘岗是他的堂弟，九龙坡精神疗养院的办公室主任。
“那啷个办？”因为是上午第一支烟，也因为抽得猛了，我脑门一阵发昏。
“我晓得？”他也干脆。
“让刘岗他们疗养院到处找找嘛。”
“找得到还用你说，就是找不到了才通知的我噻。”他说，“我马上要开会，你想想去哪里找得到。”
“我还不是在开会……”话没说完，他已经轰然挂了。
我悻悻地把烟屁股摁熄，快步回到会议室。结果这个会一直不歇气地开到下午，末了又来一个紧急采访通知，赶快电话外边的记者，把事情交代出去后，坐在电脑前把上周遗留的一些琐事处理完，就到了放学时间，又赶去学校接娃儿，接了娃儿，去超市买菜，然后是理菜做饭，然后又是洗盘刷碗，紧跟着就押着娃儿洗澡、上床，等忙完这一切已近深夜。临到睡觉，我才徒然从脑子里拣出这件事儿。
我推了推刚从外边回来就一直躺在床上逛手机淘宝的朝芳，“你老师从疗养院跑了。”
“又不见啦？”她盯着我，两只眼睛空空洞洞的，“真神。”
“你说他能去哪儿？”
“那还真不知道，”朝芳撇撇嘴，“我是搞不懂他的。”
“亏得还是你老师！也不关心下，一点良心没得。”
“你有良心，那你还撬自己兄弟的墙脚！”
“嘿！要脸不，一个巴掌拍不响。”
我们如此扯了一番，都疲了。
“还是去找找吧。”她熄了灯，眼睛骨碌碌地在黑暗中看着我。
我想我知道她没说完的话是什么，“……老慢怪可怜的！”
老慢真的可怜吗？对此我保持疑问。我去过好几次精神病院，一般来说，那里的人看见我们这些“正常人”，反而会把我们当病人，很是同情着。若他们不同情我们，我也同情我自己，要朝九晚五，起早摸黑，守在单位，还要照顾家庭，买菜做饭，洗澡拖地，努力钻营，围着领导打转……他们呢，仰着一张毫无压力的脸，袖着手，不闻世事，优哉游哉。谁可怜些？何况，老慢究竟是不是疯了，还得另说。
翌日，我起床后就给刘东灵电话，约见面商量。我说，如果可以的话，也约一下老光。
在老慢这件事上，我们无疑都是股东。正是我们三个商量后把老慢送到精神疗养院的。
东灵声音朦胧低沉，肯定昨晚夜生活过满足了，身体是醒了，但心里的某根弦还没醒，哎的一声，像是伸了一个舒服的懒腰。
“那行嘛，我给他联系下，暂定晚上。”
“不要暂定，”我说，“定就定死。”
“哎，我真的定不死，再说，老光也不一定有时间。”
“管得你们，反正我定死了，晚上六点，龙山路，乡村老菜坊，我现在就订位。”
“好嘛好嘛。”他不高兴地挂了电话。
他们都是忙人，他们的时间都是用来溢价的。老慢呢，最不缺的就是时间，他融化在时间里了。我呢，时间也不是我自己的，至少不全是。可是倒回十几年前，我们都是一样的。不能说一模一样，至少也是差不多一个标准格式的。老光，东灵，还有我，是同一批新晋的媒体民工，我们的宿舍挨在一起。
当时，我凭着几篇发表的副刊文章，被分到周刊部跑文化，在一个被称“文化沙漠”的内陆峡谷城市，文化新闻好寡淡嘛，所以偶尔也客串一些情感热线和娱乐新闻什么的，补贴一点工分。东灵当时在经济新闻部，老光被分去跑机动。那时我们还很幼稚，但越是菜鸟，就越是满心想整什么大稿子，搞点什么有动静的报道，尤其是负面新闻。当然主要是他们俩。能够把稿子写得更通顺，更像是一篇稿子而不是散文——才是我的当务之急。报业大楼在较场口，挨着的凯旋门电梯下去就是下半城，我们的宿舍就在那里的一个大院里，躲藏在几栋崭新的福利房背后。那是一栋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遗留至今的苏式建筑，灰墙黑瓦，只有三层，十分老旧。大白天，也要依靠头顶那五瓦的灯泡照明，即使这样，甬道里也是黑幽幽的，可直接拿来拍鬼电影。
我们几个就住在最上面那层。我是302，301和304分别是老光和东灵。
宿舍不大，可能有十五平方米，小而全，有木板床、衣柜，还有一张老式红漆办公桌，可以搁电脑（包括主机和键盘），还能再堆一些书和资料。我们的生活大多可在房间解决，烧水，做饭——用电饭煲下个面煮个泡饭之类，也可以整点大餐，用电炒锅。锅碗瓢盆一般堆在窗边，另一边是脏衣服和臭袜子，半个月或一个月集中清洗。除了洗澡和如厕。房间里没有卫生间，最里面有一间公用厕所，两用的。里间割了一个小区域，有一个坑，用木门挡着，外面是一排小便池，左侧是莲蓬头，可以洗澡。
之所以住进去，也不全是因为这儿比市区其他租房低廉很多，主要是租房的过程本身就很麻烦，找个顺心相宜的房子比找女朋友的难度也不会差到哪里。因为是新入行，需要那种“伙伴”的集体感（也就是相互依赖），还为了就近方便，领导们在楼上吱一声，我们应声就到了，爬个坡，就到了办公室。点个卯，开个电脑装模作样糊弄一番，又可以溜了。但是，当时老慢已经是很有一些资历的摄影记者了，却也住在这破地方——他在303。
他像是宿舍里的一片影子，我老是这样觉得。偶尔我也隐隐觉得，他其实还是我们的影子。
晚上的聚会，他们还是来了，虽然迟到了快两个小时——向来最拖的老光甚至比东灵先到。看见东灵匆匆走进来，他放下手机，揶揄道：“哟，刘总是从夏威夷现赶来啊！”
“哎呀光总，这好像是你头一次比我先到哦？”东灵挨着他坐下来，笑嘻嘻的，“啷个，难得领先一球就开始打整我嗦？”
我拿起酒壶，给他斟了半杯，“够了不？”
“还是倒满嘛，”他笑眯眯地点上烟，“难得我们上层社会又相聚了。”
“算了，你们才是上层，我可不是。我下流得很。”我说。
“是啊，您是文化人，您跟我们这些败类刻意划开了距离。”老光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优越感。
“我还想当败类呢，谁给我机会？”我举起筷子，“发动吧！”
“上层社会”，是老慢的说法。
当年，搬进宿舍的头一天，我们几个商量去见见老慢——毕竟还是要拜拜码头嘛。没来之前我们就听说过老慢，一个怪人，一个非著名的摄影记者，一个让领导头疼的职工。在这宿舍住了四五年了，“铁打的老慢流水的兵”，俨然是“舍管”级的人物。也曾在报社见过他几次，没啥印象，就是廋，寡瘦寡瘦的，个头不高，可能也就一米六五。稍微深刻一点的是他的面容，老是苦着脸，沉默的时候额头上的抬头纹就显得很深，如同沟壑。后来才知道，也不是他故意做出愁苦的样子，是长成这样式了。
我们推开门，他老僧入定地坐在电脑前修剪图片，脖子上仍挂着相机，看见我们闯门而入，才反应过来，慢腾腾地从窗前起身回头看着我们，因为逆光的原因，他站在那里就像一幅曝光过度的平面人像。
我递了一支烟给他，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一支烟抽完，我们大概也熟悉了起来。著名的酒局爱好者东灵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号召。“都住在同一层，啷个都要搞点酒加深加深感情吧！”
“要得，你们初来乍到，我请你们。”老慢立刻从藤椅上离开，在夹克里翻找自己的钱包，确实比我们都要憨厚多了，钱包看起来也厚多了，“这层楼都空了好几个月，就我一个。你们来了，我们也算组成了一个上层社会嘛。”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听起来有趣的说法。
那是二○○一年，总体上还是一个抒情的年代，人和人见面多少还得谈点理想什么的，至少嘛，也得聊聊文学和艺术。我们既然同住一层，又都年轻，自然要扎堆，喝酒，吹空话。可是，我们既然是新人，那点微薄的工资肯定是不够用的。于是，我们大部分就是吃老慢。某种意义上，老慢用他的大方供养着几个年轻人的梦想。他很少吹。老慢十分枯燥，但是个好听众。
东灵那时已经操了好几年文学了。“操文学”是东灵自己的说法，没什么恶意。在重庆，“操”不同于北方，是一个生动的具有民间语境的俚语，比如“操社会”、“操老大”、“操名人”，既有存在主义的意味，也有夸张的趣味，还有点“装”，其实就是“混”，大意如此。那时东灵在一个叫作“界限”的诗歌网站里当版主，半夜就在电脑前发帖回帖，迎来送往的都是各色颜容颓废的文艺青年，个个都不像正常人，都有点营养不良。老光呢，是个复杂的家伙，他看不出年龄。他说他的心理年龄很老，我看他本人更老，当然，女人们跟我不持相同观点，她们觉得这是“成熟”。老光是杂货铺，肚子里装满了秘闻，什么都聊，又点到即止，莫测高深。喝酒那阵，你让他起个头，他就全讲事故——死人，脑浆子，尸体，血。我们恶心得直打干哕，他很无辜，“老子一天只看得到这些，你让我虚构些啥子好呢？”再后来，我们连菜都不敢让老光做了，总觉得血淋淋的。东灵说：“你们跑机动新闻的崽儿，就是要邪恶些。”“是啊，”老光叹着气，“你从三楼倒栽下去，不得流血的，不得骨头断，不得流脑浆子的，你们这些文化人啊，你们不是人，是神！”
“老慢这事，啷个整？”酒过三巡后，这个问题就自然地跑出来了。
“没得办法，”老光叹气，“你说，他电话都没得一个，人海茫茫，你去哪儿找？”
“那是，一个成心要跑的人，你找福尔摩斯都没得办法。”东灵附和道。
“那就不找了？”我盯着他们看。
“找啊！”两个人无辜地摊手，异口同声。
“这老慢不争气！”老光惋惜地说，“又不是不给他机会，让他给我拍建筑，选一张，两千块，选十张，两万！有啥不好的？”
“我介绍他到金公主影楼做艺术总监，他也不去。”东灵摇头，“他脑子出问题了嘛！”
“说这些有屁用，”我说，“就没什么办法了？”
“没得！”他们又站在一起了。
“但是，老慢上回不是讲了一个地方的吗？”
他们摆手，一副毛骨悚然的表情，“你信那些！”老光笑起来，“我儿，你还真的信那些？”
“你忘记我们把老慢送到哪里了？”东灵也笑起来，“看来下一个，就要送你去了。”
总体来看，这次见面极其没有意义。其实我也预想到了，一个是开发商，一个是地产广告设计公司老总，他们即使知道老慢在哪儿，也不会——哦，是没得时间去找他的。
分别前，老光说：“既然你信老慢的，那你就去看看嘛。”他沉吟了一下，不知是安慰，还是揶揄，“毕竟，你承继了老慢的一部分生活嘛。”
我却找不到词来反驳。
回到家，朝芳已经把娃儿哄睡了，手指竖在嘴边，示意我动静要轻一些。
“怎么样了？”她从房间过道走拢来问。
我颓然坐在沙发上，不想说话。
“找不到吗？”她挨过来。
“去哪儿找嘛！”我说。
看我语气不佳，她也识趣，起身就回卧室，没几分钟，就听到里面传来了鼾声。
我环顾着房间，心想，这大概就是我承继的那一部分了，女人、孩子、锅碗瓢盆、鸡零狗碎，我承继的就是这狗日的生活啊。
二○○三年，我们在报社已经混得如鱼得水。这行业没秘密，用东灵话说，不是什么高科技。但老慢在报社发稿却变成了一项难事——摄影部，编辑中心，达成了高度默契，拒绝采用他的稿件。原因很简单，老慢太拖沓，“规定动作”总是达不到要求，但是呢，他个人的作品，又经常在国内一些独立摄影展上亮相，偶尔也获个小奖什么的。这让领导尤其恼火，背后说：“这不是拿我们的骨头熬他个人的汤？”一次，报社安排他去拍摄市有关领导的一项重要发布活动，他竟然未到，问他，他说路经学田湾菜市场，看到一幕有意思的场景，拍得忘记了时间。气得领导脸都乌了，拂袖而去。为此他被记了大过，停职一月。
就是那次，为了安抚老慢，东灵组织了一次秋游，目的地是北碚的一个生态农场。事先他已给农场老板打了电话，老光借了单位的一辆老迈的捷达。上午九点半，我们在凯旋门会合时，老慢出现了，带着一个跟他一样瘦削的年轻女孩。一身松垮的布衣，看起来有点颓废，给我们介绍时也不说是他的谁，只是说，这是朝芳，重庆师范大学文新学院刚毕业。
因为车上突然多了一个计划外的女性，这趟行程对我们这帮单身汉来说顿时就变得兴致盎然。首先兴奋起来的是东灵，他兴奋的标志就是话多。老光依旧高深莫测，但瞧得出他心情不错，心情不好的司机是不可能吹着哨猛踩油门的。看来一个年轻女性总是容易给人带来欢乐。何况，朝芳只是看起来颓废，性格其实比较开朗，很快就同我们熟络了。我们逼问她多久才被老慢骗到手的，她就笑，说已经认识两年了。两年啦！我们冲着老慢怪笑，“你娃，保密工作做得好哦！”
我们笑我们的，老慢倒是神态自若，仿似这件事跟他无关。一行人晃晃悠悠，到达目的地，刚好赶上午饭，农场已经安排好了一顿农家宴。大家也饿了，囫囵吃完，场长带我们一行参观了柚子林、农田、葡萄园，“白吃白喝之后总得装装样子，”东灵悄声说，“这他妈才是负责任的省级媒体嘛。”游得差不多了，东灵让场长先回去，带着我们去附近寻访一处古道。不久前，他来此采访，无意发现了一条废弃的但很有意思的古道，走了一刻钟，没再往前走，回去后，特意问询了当地文管所的专家，得知是民国时期的一条“高速公路”，路边还残存一些老院墙、地基、一座坍塌的庙子，心想是白捡了一条大稿子，可惜随身没有相机。所以，这次说是专门陪老慢散心也不是顶真的，面儿上请大家耍，白吃白喝，实际上是借了老光这个司机，还有老慢这个摄影师，至于我，是捎带的。
这条路还真是美极了，对面就是缙云山，江水两边是崖壁，犹如一道隐秘的山谷。可能除了附近农民，可能十几年没人进来过，不到一米宽的道上铺了厚厚一层黄叶，踩上去松松软软，沙沙的。我们甚至还遇见了一个岩洞，是双洞口，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从一个洞进，另一个洞口出来，可是大家不敢，洞子很深，一片漆黑，走了几步我们都退出来了。
这样走走歇歇一个多小时，一点也没觉着累，沿途是荒山野树，花香鸟语，偶尔还要拿水果刀割掉挡路的荆棘，偶尔也会觉察到危险——道上横亘着几块大石头，显然是头顶上的山壁上落下来的。
我们还在这条寂静的小路上发现了一栋完整的房子，建在稍微开阔的江滩边上，两层小楼，还有一个院坝，四周用围墙拦着，铁门紧闭。可是显见是偶尔有人来住的，因为楼前江岸泊着一条渔舟，对岸，是一个码头坡坎。
又走了半小时，大家也疲了，想找地方歇脚，老慢突然背着相机往江坡攀下去，不一会儿听得他的声音：“下来，这儿有温泉，野池子！”大家马上兴奋起来，尾随下去，果然，江滩上几个水坑里，水是温热的。
老光第一个除掉衣裤，跳了下去，东灵随后也是，老慢蹲着拍了几张照片，就往坡上回去，朝芳满脸通红，要跟着他回到上面，被老慢制止了：“你找个地方坐一坐，我到前面那边去看看，你们就不往前走了。”刚刚之前我们就在争论，到底要不要再往前走，可是这条路看似没有走通的趋势，而且即便走通，回来取车也是一件极为麻烦的事。所以，大家的意见还是：原路返回。“等下我回来和你们会合。”他摆摆手，示意我帮着照顾一下朝芳。我没下水，陪着朝芳找了块干净的岩石坐下，看着他兀自往上走了。然后，一直没有回来。
我是说，我们一直等到天黑，都没有等到他回来。
第二天，我们在农场睡醒，老慢还是没有回来。返程路上，我们的情绪不再像来时那样轻松。同来的一个人，莫名其妙就不见了，小灵通也打不通（在古道上没信号）。
“他就是这样的。”朝芳似乎是想宽慰我们，说有几次陪他一块出去拍照，走着走着就见不着人了。但是听起来那几次，老慢只是过分关注于拍照，而忘记了时间，完全不像这次——彻头彻尾地消失了踪影，还扔下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我觑了一眼朝芳，她坐在车窗边，眼睑红肿，显然晚上哭了不少次，不过还算情绪稳定，她打消了老光报警的念头。
东灵埋怨说：“他太散漫了，必须给他一个教训！”
“对，”她附和道，“不用理他。”
但是，朝芳的居留就成了问题。她是专门来投奔他的，结果这个家伙扔下她杳无踪影。经过简单商议，我们把她安置在老慢的房间。
回城后，他们忙各自的事，只有我的工作时间最灵活，无须坐班候点的，这个任务很自然就落在我头上——陪着她等老慢回来。
这天，我第一次找出了床底下的电磁炉，因为朝芳一直要求“在家简单吃”，而且想吃火锅。我们楼下，拐个弯就是菜市场，菜市旁边就是十八梯，一个著名的城中村，这里的人情生态之丰富，还得益于老慢的推介与讲解。我们刚住进来，老慢就带着我们几个四处穿梭，这一片区就像一个流亡政府的临时国家，除了大使馆，什么都有，菜市，邮局，理发店，黑黢黢的小饭馆，熙熙攘攘。这里包容着各种人，酒鬼、烟鬼、赌鬼、力夫、小偷、骗子、棒棒鸡、胖瘦不一的老板娘，还有毒贩子。但一脚踏出十八梯，世界瞬间变幻——对面是城内最繁华的集市，解放碑步行街。
住进宿舍之后，我们极度渴望出逃此地，但这里俨然是老慢的天堂。他似乎根本不需要那些：一个植被丰富、绿树成荫的高尚小区里，一个也许不大，但绝对清清爽爽的房子。哪怕独立的只属于私人的厕所呀，他好像统统不需要，他一点儿也不着急。他挂着自己的索尼213，成天梭巡在十八梯的巷子里。当然，我们所有人都有选题的焦虑，他却没有。我总觉得摄影记者的工作真他妈舒服，上去就是猛地一阵咔嚓，回到办公室，慢慢选，选出一张最差的，就完事了。我们这些文字记者，事前要前戏，事后要清理，过程比日本AV里的程序还繁琐，却没有任何快感。我们一直处在程序之间。
不管怎么样，我们对自己“栖息地”的了解，实际上是依靠老慢完成的。我是被他拉壮丁最多的。他常常拉着我穿巷子，叫“摸黑”。住一年了，我还不知道，这里头巷子有许多暗巷，蜿蜒相连，九曲迷宫一般。暗巷里许多小旅馆，有的挂了牌子，X X 旅社之类，有的干脆连牌都没有，但你清楚那就是——三四个中年妇女扎堆嗑瓜子摆龙门阵顺便眼角四处睃的地方，她不招徕你你也知道那是啥地方。“两块钱一晚。”老慢竖起两根指头，这样跟我说。“两块？”我追问，“那好多钱一次？”“十块。”简洁明了。跟着老慢钻来钻去，暗巷口撞到过好多次吸毒的。最心悸的还是，路上突然踢到东西，一看，废弃的注射器，针头还带着血。有一次，他发现了一个神人，踮着脚尖一路跑回来，硬是鼓捣把我们从电脑前拉到十八梯茶馆：一个看门人模样的老头，大白天喝得麻麻醺醺的，手舞足蹈地唱着歌——听了半天才分辨出来，那是以前码头上茶馆里袍哥大爷吃讲茶时听的老调儿。还有一次，我们在大排档喝夜啤酒，他突然从另一头拉来一个卖鸭脚板的男的，说是本埠知名职业划拳手——三打两胜，他赢了，你花十块钱买两个鸭脚板；他输了，送给你一对鸭翅膀。我们包括隔壁十几桌打光咚咚的酒客，硬是没划得赢，倒是他背上一箩筐鸭脚板被倾销一空。
“老慢混迹在这些神人当中，慢慢也就成了另一个神人——成了下半城的一部分。连下半城卖菜的大妈，都认得他这张脸谱。”我提着一个塑料袋，领着朝芳一边在菜市场拣菜，一边把这些慢慢说给她听，她在我身后亦步亦趋，俨然也听得痴迷了。
我好奇，“老慢就没给你说过这些？”
“没有。”她的眼睑耷拉下来，不知道怎么就情绪低落了。
那晚，等到东灵和老光回来，我们围着电磁炉烫火锅，四个人喝了两瓶老白干，朝芳也喝了不少，至少不比我少吧。因为喝了酒，她的话也多起来，就给我们讲古。她呢，大二时来报社实习，跟了一个老师，这个记者是根老油条，最喜欢跑会议新闻，曾创下一天九场会议新闻的记录，逮兔高手嘛。该油条不仅擅长逮兔，还擅长吃窝边草。几年前搞大了一个实习生的肚子，很是闹了一些纠纷，后来花钱了了。这次，他带着朝芳下区县采访，晚上被接待得晕乎乎的，半夜敲开朝芳的房门，胡说八道一番。朝芳越听越怕，又不好驱赶他，但她很聪明，故意去把房门开了一条缝。那王八蛋吹着吹着酒劲就上来，赖在房里强搂住朝芳想要不轨，朝芳哪里肯，一边尖叫，一边拿指甲掐他手臂。突然，一个茶杯从背后掌来，拍在他后脑上……
“是老慢？”我们问。
她点了点头，又抿了一口酒，继续往下说。
这次采访，老慢一同下去的。他看不惯那人吹牛逼，吃完就回房间休息。几个房间挨着的，他在隔壁听到厮打起来了，顺手抓了一个杯子，看见隔壁房门也没关，进来就是一下，把那王八蛋拍在地上。
“后来呢？”我们是听戏入迷了。
这事儿可不就闹大了嘛，出血了嘛。报社领导怒了，又不敢发作，毕竟是这么丢脸的事。那王八蛋停职三个月，老慢呢，也没讨好，这种事情，大概也不好表彰吧。但是，朝芳作为受害人，还是需要安抚嘛。工会出面，提了水果去看了她，首先自然是希望她不要声张，再者嘛，肯定是希望她早点离开，毕竟惹了是非，容易发散。可是这朝芳是个犟拐，她也不需要什么补偿，还提出要完成实习期的学习。工会领导说，我们会给你做一个满意的实习鉴定的。可是她不，她说我来是要学东西的。报社没办法，只能让她留着，但是出了这摊子事，遇见这种烈女，也没得哪个老师敢带。
“所以，就只有老慢带你了？”老光笑说。
“可是，老慢是摄影记者，咋个带你？”我很不解。
“我也是这样问他的，可他说，什么狗屁新闻？不就是跟我一样，快照而已！对方说什么，你照直录一遍，装在一个筐里不就完事了，难道那些东西还需要什么技巧，需要什么文采，需要什么个性不成？”
“太对了！”我们集体笑了起来，很是解气。
这一来，一个摄，一个记，偶尔老慢也给她讲怎么写开头，怎么个格式和规范。朝芳就跟着老慢，倒也很快进入了角色。相比她那些同时实习的同学，她算是最早一个独立作业甚至是独立署名的了。一晃，两个月实习期也结束了。但她却不想结束了，她喜欢上老慢了。每个周末，她就过来看老慢，但是老慢呢，总是不紧不慢，这让她很是着急，可不，一毕业，她干脆自断后路，抱着行李箱就过来了，正好赶上老慢心情不好，又赶上了东灵的这出安慰计划——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哎哟！”我们赶紧把杯子端起来，佯装很生气的样子，“狗日的老慢！”
[责任编辑 徐则臣]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为中篇小说，刊发于《人民文学》2016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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