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春秋》，是我们在“新时代纪事”栏目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从北京名校毕业回闽工作不久的文学博士刘书雷，被派往距离海峡对岸最近的开发热土岚岛挂职，进入了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现实熔炉，从好奇、热情、不懂、慌乱，再到倾听、观察、分析、判断，直至扎扎实实地与生活实地上的人心、实情和史事、蓝图相融。他遭遇了复杂而繁多、具体又紧要的疑难事项，也从实践中磨砺出了面对问题的辨别力、解决问题的穿透力。作品通过兰波国际项目与蓝港村整体搬迁的矛盾与破解展开叙事，并没有规避开发商与村民的本位主义、干部中存在的决策简单和作为不力等现象。在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大的战略背景上，作品深深探入了岛上村民生活生动的细部：有着传统人格风骨的大依公、有着现代化知识和素养的“海上蓝影”新青年群体以及善于思考的本地干部、岛上人从“空”到“返”的奇景等等，这一切共同描绘出了新时代现实里“可能的生活”与人生成长的斑斓画卷，也让刘书雷由嫩书生到实干家的心性的转变更加真实可信。
新时代现实题材书写，是对作家能否保有新鲜的思想敏锐性、能否具备足够的创作完成度、能否秉持初心并在对时代生活的真切体验中生成无尽的创造力的考验。因此也可以说，新时代，检验着我们作家的认知水准、行动能力和综合素质。——《人民文学》2018年07期“卷首”
创作谈
我希望展现文学对新时代的激情
陈毅达
应邀要写篇关于《海边春秋》的创作谈。我自知这样的荣幸是对我创作的加持。面对一份信任与厚爱，我只好诚恐诚惶地被“赶鸭子上架”。二〇一五年的春末，我因工作机会，到某地参加一个活动，正好当地有安排去看几个农村建设的基层点。我来到了一个海边的村庄，走进村子，我如走进了一个花园。这村子的村道显然不是重新规划的，因为道路仍不规整，弯弯曲曲，隐没于绿丛花树和村舍之中，依稀呈现出了原来的模样。村道基本上是水泥铺就的小道，一些路段是条石铺成，地面十分洁净。这里的每幢村舍，外观虽有很大的差异性，高低不同，大小不一，但房前舍后，都种着花草树木，看得出来养护得十分精心。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她是开着一辆场地车来的，我们坐着场地车在花丛绿荫中穿行了一圈，就来到了一个用钢构和玻璃搭成的别致饼屋，里面有香浓的咖啡，也有醇厚的乌龙茶。一个中年男子，送上了一盘台湾的凤梨酥。女子告诉我们，这是村里请来的台湾师傅，也是这个台湾饼屋的老板。我吃了一块凤梨酥，是刚做好的，很好吃。我选择喝茶，边喝边问，才知道这里不仅可以吃，还可以自己学着做，然后把自己做的买回去。一到周末，来客就很多，特别是一些家长很喜欢带着孩子来做手工。我同时知道，面前的这位女子，是本村的村委、团委书记，是回村的大学毕业生。我就问她，怎么愿意回村？女子的一句话让我吓了一跳，她说这里回村的大学毕业生有三十多个。在后来的交谈中，女子告诉我，这个村庄原本要被搬迁，因为所有能离村的劳动力都外出了。但村里的老人们都不愿离开，于是各自召回了在外就读、创业、务工的年轻人。这些孝顺的年轻人相约在一个春节全体回村，就春节的那几天里，他们自发地开了几场会，最后决定，一起回村，自行建设。经过交涉，当地政府同意了。于是，在外的大部分人都践约回村，开始再建家园，并制订了一整套村子治理计划。为让家乡美丽，他们通过村规民约，让家家户户都必须负责把自家房前屋后净化美化好，剩下的公共部分，一起分摊负责，或党员、团员认领管养。因为时间安排关系，我无法再与这位女子深谈。我当时就打算，什么时候找个时间自己单独来一趟。离开村子坐在车上，我心里有着很深的触动。我长于闽北山区，在山区工作多年，也曾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第一批扶贫工作队员包村一年。那时年轻的我，对一年的农村生活难以忘怀，回来几年后，我写过一个中篇，叫《我在岩庄做的唯一一件事》。这个中篇后来发表在《福建文学》上，是我这么多年来从事业余创作唯一写农村的小说，也是我多年写作以来，记得最牢的一篇作品。到省城工作十年之后，我又回到了闽北的山区工作。那时正好遇上了关于破解“三农”问题的热潮，我因工作关系，又接触了大量与下派村支书和农村科技特派员的有关事情。当时，闽北山区正在全力探索破解“三农”问题，我有幸与时任市委主要领导面对面深度交流了几次，听他细谈关于“三农”问题的一些独到认识，他对“三农”问题宏观的把握和理解、深刻而新颖的认识与思考，以及解决农村问题的急迫之心和赤诚之情，都深深感染和影响了我。那时，我也正思考着农村很多的问题，也想写作一篇东西，但一直无从落笔。十一年之后，我又回到了省城。我很少再接触农村，也但一直没放弃这个创作愿望。这次来到了这个村庄，我的心不知怎的就被再次点燃。场地车、咖啡屋、台湾小老板、返乡创业青年、花园般的村容等，这些年，农村居然悄然地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出现了这么多新鲜事物，我内心再也抑制不住感动和冲动。那天，我不知道为何真想流泪，好在人年纪大了，自我控制力强，我终究没让泪水流下来，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感动到这个模样！也许是注定要写这篇小说。这年的秋末冬初，我又因工作关系来到另一个村子。这个村子里同样有十多位返乡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用很有创意的艺术架构，利用旧火车厢、汽车厢及原木等搭成一个很有特色的花卉交易中心，通过互联网，面向全国各地销售村子里用大棚和现代技术种植的各种室内鲜花。这全都是些二十多岁的青年，领头的也才二十七八。看着现代化的设备和运转构架，我的心再次被提起。我当时就想，这是否就是中国农村今后真正的希望？我曾一直想，谁才是今后农村真正的建设者、改变者和拥有者？一晃又三年过去了。其间，我又到过几个“美丽乡村”，也到过仍然偏远贫困落后的山村，无论是去沿海开放发达的海边村庄，还是到山里只剩下老人、妇女、儿童的山庄，我心里一直有着一种强烈的愿望，写写这些东西。我好多次落笔下去，又觉得感觉不对，便搁了下来。这种反复的苦苦挣扎，这几年来一直折磨着我，那种有强烈创作冲动、但又深感无力成文的痛苦，一直让我不安、无奈和焦虑。二〇一七年的下半年，我参加了两次相关部门举办的有关“援岚”的会议。特别是我看到了一批“援岚”年轻学子亲笔写出的工作体验、人生感悟、心灵成长记录文章，我想到了我曾多次去过的各地海边渔村和山区，我终于找到了创作的突破口。于是开始计划写个海边三部曲。才写几万字，正好遇上《人民文学》的一位资深老师，我告诉她我想写的东西，她让我把已写成的前面部分发给她看看。我无比忐忑地发了过去，没想到第二天就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已向主编报告，主编也非常关注，这篇东西写完尽快给她，就算向我约稿，可以写成个长篇。我从事业余创作三十多年，《人民文学》是我心中地位最高的文学刊物之一，我如被瞬间加油和充气似的，深受鼓励，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写出了《海边春秋》。非常感恩我所处的社会和时代，让我终于实现了一个多年来的创作心愿。非常感谢《人民文学》和编辑老师，让我有勇气写出这部拙作。我自小深爱文学，也是文学伴我度过许多人生重要的时光，给我心灵以慰藉，给我精神以提升。不管文学在当下是一种什么样的处境，从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来说，只要是接触和热爱文学的人，都能在文学里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因此，作为一位文学创作者，即便一篇作品只有一个读者，我觉得也要对这一个读者负责，或许对他之于社会、时代、生活和人生的认知，产生可能的影响与担当。特别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伟大的新时代，作为一名业余的文学创作者，我非常希望我所热爱的文学能进一步展现对新时代的激情，能给我们所处的社会和读者，带去人生和精神的正能量，至少是怡情的温暖和亮心的光照。这既是文学的使命，也是作者的责任！陈毅达，一九六四年出生。一九八二年起在《福建文学》等省级文学刊物发表小说、报告文学、诗歌等作品，从事文学创作多年，曾三次获得福建省文学作品奖。近年有长、中、短篇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当代》等，并被《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中篇小说选刊》等选载，出版有中篇小说集《发现》及长篇报告文学等。现供职于福建省文联，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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