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下勤劳致富——一个蛊惑穷人的谎言

作者：徐汉成

来源：乌有之乡

【摘要】勤劳到底能否致富，回答是肯定的，但是，需要先决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按劳分配

一、私有制条件下，勤劳真能致富吗?

　　80年代宣传说，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

　　然而，既然勤劳就可以致富，为什么只能让一部分先富起来，而不能让大家共同富裕呢?难道没有富起来的人就不勤劳吗?

　　社会的一切财富都是人民的辛勤劳动创造的，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勤劳，视天道酬勤为金科玉律。然而，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勤劳真能致富吗?

　　在封建社会，拥有财富的从来就是少数的皇族、官宦与地主，在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拥有巨额财富，难道他们就是勤劳的人?而绝对多数贫困的农民就是懒汉吗?

　　欧洲富裕，非洲贫穷，难道欧洲人就是勤劳的，非洲人就是懒惰的吗?西欧比东欧富裕，难道东欧的人民就是懒惰的吗?日本比中国富裕，难道日本人就比中国人勤劳吗?

　　有人说，公有制经济压抑了人们勤劳的热情，所以要改革，用私有化的“新办法”以刺激人们勤劳的热情，那么，印度可从来没有搞过社会主义吧，为什么还赶不上欧洲富裕呢?

　　改革之初，又宣传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如今，三十多年的改革，既有了过程，又有了结果。

　　据“胡润百富榜”显示，2015年的中国大陆，资产超出千亿元的已有四人，最高为2200亿元，百亿富豪增加到333位，拥有十亿美金的富豪第一次超越美国，达到596位，私人财富超20亿有1877位，由胡润研究院与群邑智库于2013年联合发布的中国财富报告指出，2012年底中国大陆千万富豪人数已达105万人，约占平均人口数的0.07﹪。

　　2016年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仍然超过国际公认的0.4贫富差距警戒线。北京大学2014年7月发布的《中国民生报告》表明：中国家庭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已达0.73，11%的高收入家庭占有财产%90以上，而75%的低收入家庭只占财产的8.5%，两极分化已经达到全球最严重的国家。

　　据“富人榜”报告，拥有千万元以上资产的主要有私营企业主、职业股民、炒房者和“金领”等四种类型。另外，文艺界、体育界的明星们也成为了富起来的人。

　　中国14亿人中，工人、农民、个体工商业者80﹪以上。然而，小岗农民没富，农民工没富，下岗职工、产业工人没富……，难道他们都是懒汉?

　　2015年6月14日，国务院扶贫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按照国家标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年)，中国还有贫困人口8200万人，如果参照国际标准，中国还有贫困人口两亿多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老少边穷地区，面临着饮食、用水、用电、行路、上学、就医、住房、贷款等诸多困难。

　　自古以来就是长江流域比黄河流域富裕，东部沿海比中西部富裕，既然勤劳就能够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为什么改革不能让中西部地区也富起来呢?难道长江流域与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就是勤劳的，而中西部的人民就是懒汉吗?

二、权力与资本媾合孪生的暴富怪胎

　　问题的要害在于，英、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富豪的财富积聚大多要经历几代人，而中国在三十多年间，就魔术般地创造了众多的富豪。他们攫取财富的秘诀何在?有人说是剥削，虽然，反驳的说法是：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但是，稍有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不会否认，只要私有制经济存在，剥削就是一种客观存在。

　　然而，中国富豪速成的畸形，单是用“剥削”是难以解释的，比西方资产阶级们更幸运的是，当代中国富豪们具有更快捷、方便、省时省力攫取财富的通道，这就是掠夺!

　　提起“掠夺”，人们马上就会想起“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然而，当代中国富豪们根本就不需要象“八国联军”那样扛着洋枪火炮，明火执仗的抢劫，也不需要象黄世仁那样领着狗腿子逼租逼债，恰恰相反，他们的掠夺是合法的，文明的，没有战火，没有硝烟，这一场场财富瓜分的盛宴是公权力与资本家在彬彬有礼、推杯换盏中完成的。

　　1980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说：“经过三十一年的努力，我们的全部工交企业已经发展到近四十万个，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比解放初期增长近二十倍，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7页)

　　然而，邓小平去世后，在美妙而动听的“春天的故事”赞歌声中，中国工人阶级的厄运悄然降临，举国掀起了“改制”狂潮，何谓“改制”? 说穿了，就是儿子变卖老子的家产!微观上改“公”为“私”，宏观上改“社”为“资”。在“国退民进”的喧嚣声中，经过了短短几年的改制“大跃进”，不仅四十万家国有工交企业所剩无几，就连农民用血汗创办的数百万家乡镇企业也被席卷一空。昔日的领导阶级沦落为雇佣工。

　　为什么要改制?官方的解释是经营不善，1979年，邓小平还说：“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所谓“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即不仅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即使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也是高的，既然公有制经营不善，为什么前三十年没有一家破产?没有一个工人下岗?既然私人善于经营，为什么还要制定“破产法”?

　　私有化改革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财富浩劫，不仅浩劫了工业财富，还洗劫了本来应该由国家掌控的网络信息、电子商务等社会资源，以及国家、集体所有的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公知与“精英”们总是用“市场公平”、“机会均等”忽悠人民。然而，市场真公平吗?机会真均等吗?早在2009年的十一届政协常委会上，政协委员蔡继明就说：“一份报告指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3220名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难道这些“官二代”们就是天底下最勤劳的人?离开了权力依附，他们真的能够跻身于富豪行列吗?

　　私有化改革不仅浩劫了财富，还浩劫了党政官员的政治信仰。改开前，各级党委政府将兴办公有制企业作为考核干部的政绩，因此，公有制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改开后，在“不争论”、“不换思想就换人”的高压态势下，将私有化改革作为考核官员的政绩，谁“招商引私”越多，卖得越多，胆子越大，就被视为改革魄力大，能力强的能人，谁就可以升官发财，何谓“招商引私”?靠的就是以土地免费，税收减免的条件来“招”，以财政补贴的优惠来“引”。在全部腐败案例中，受贿的案值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资本家向官员行贿的目的无疑是利益交换，一百万元的贿赂换来的将是千万、亿万的利益，这些掌握着党和国家公权力的官僚们与资本家们沆瀣一气，投机钻营，发公有资产“贱卖贱买”的人民血汗财，发国家土地与矿产资源的高附加值财……。掠夺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企业改制、招商引资、土地出让，工程发包成为了造就官僚资产阶级与富豪的摇篮。昔日的小老板、原公有制企业的厂长、经理们几乎是一夜之间华丽转身为富豪。村妇傍上权力，摇身一变成为了富婆。

　　既有政绩，又能升官发财，这就是地方官员们对“改制”、“招商”乐此不疲，对工程发包、出卖土地、矿产资源情有独钟的奥妙所在。这一举两得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可以断言，“卖风”越盛行，腐败越高发，“卖风”越成瘾，老虎就越大，被宿迁市民称之为“仇卖光”的仇和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不仅卖光了一切能卖的，就连医院也不放过。

　　数据显示，改革后发案的官员犯罪率是改革前的一百多倍，贪腐的案值也是急剧攀升，从改开之初的几万、几十万发展到几千万乃至数亿元。贪腐的领域也在不断的漫延，由党政机关漫延至军队、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金融等各个领域。近年来，每年因经济犯罪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就有十几个，市、县、乡镇级落马的党政官员更是不计其数，仅从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至今的三年多，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就已经达100多名，军级以上老虎达到了30多人。

　　大量腐败案例表明，每一个贪官的背后总有一群资本家的影子，每一群资本家们总是要豢养着一批“保驾护航”的贪官，令人不解的是，贪官污吏一旦东窗事发，难免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千千万万的行贿的资本家不仅安然无恙，还纷纷被选为各级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而参政议政，2013年,据胡润排行榜统计，在中国排前的1000名富豪中，有75位全国人大代表，平均财富77亿元，有72位全国政协委员，平均财富95亿元,总人平85.81亿元，可见，人民代表大会正在蜕变为官商代表大会，政治协商正在蜕变为“官商协商”!

　　在邓小平负责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总理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那么，国家、各级政府变卖了企业，手里有了真金白银，财政应该宽松了吧!应该惠及人民生计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了吧!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政府债务危机,拖欠债务，克扣工资司空见惯，就连国家也不得不以推迟退休年龄的办法缓解日益吃紧的财政缺口了,房价日日攀升，学费连年看涨，医保基金入不敷出，压在老百姓头上的四座大山愈加沉重。

　　为什么卖得越多，财政越吃紧，是因为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权钱与权色交易市场中，国家、集体财富大量流失聚敛到官员与资本家的腰包中去了。

三、技能依附资本衍生的暴富群体

　　电视机前观看“卖拐”的爷爷奶奶们疑惑不解，今日中国昨成了“造原子弹不如卖脸蛋的”，“卖力气的不如卖人气”的世道。毛时代的钱学森、邓稼先等大科学家没有致富，演艺大师梅兰芳、严凤英、王文娟、体育明星徐寅生、庄则栋等没有没成富翁，电影明星秦怡、上官云珠没有致富。改开后，忽悠起家的赵本山昨就成了亿万富翁?“小燕子”、“金锁”昨就成了亿万富婆?难道他们就是最勤劳的人?

　　有人说，“明星”们的钱总是干净的吧!毋庸否认，在男盗女娼的贪官面前，他们没有贪赃受贿，但要说勤劳致富，也是名不正而言不顺了。

　　改开之初，社会曾流行“手术刀不如杀猪刀”，“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俚语，因为与薪资相比，商贩来钱更多更快。随着私有制经济的日益强大，媒体也与时俱进，迅速蜕变为资本家的代言工具，演艺界全面沦陷为商业化、资本化，伴随着资本竞争的需求，广告代言，形象大使应运而生，使得富豪速成的畸形在演艺界、体育界演绎得更是淋漓尽致。

　　九十年代末，江苏森达皮鞋厂邀请著名影星刘XX在央视做广告，苏中民间就流行：“刘XX腿一跷，几十万元进腰包，刘XX嘴一张，几十万元进了账。”，2011年，姚晨和孙红雷分别创下了40万、60万的电视剧单集片酬的高价，2014年，赵薇出演的《虎妈猫爸》片酬达3000万，范冰冰的《武媚娘传奇》单集片酬80万，总片酬3000万;到了2015年，孙俪出演《芈月传》的片酬已达高达6000万。如今，尽管经济下行，而明星们的出场费，广告代言费却是一路飙升，视知名度高低出场费为几十万到三百万元不等，年广告代言费为50万至1000万，看上去，这些钱是资本家出的，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广告代言是打入成本的，最终为明星们卖单的还是消费者，这就是为什么同样、同类的消费品，国外的价格远远低于国内价格的根原。

　　可见，明星们生财的源头来源于资本，资本的财富搜刮于人民。

四、合法外衣下的赌博致富

　　“公知”与“精英”们时常用“知识改变命运，思路决定出路”来忽悠穷人，种地不能致富，你可以选择炒股呀，做清洁工不能致富，你可以选择炒房，建筑工不能致富，你可以选择博彩……。

　　从个人私欲说来，这个逻辑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从全社会与国家的发展来说，其实是一个天大的谬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主义价值观，而“敬业”则作为核心价值观之一，所谓敬业，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如果全民炒股，人人炒房，个个博彩，那么，马路谁来扫，房屋谁来建，粮食谁来种，工厂谁来生产?

　　如同竞技，即使运动员都是勤劳的，起点是同步的，然而，总有跑在最前面和最后面的人，不可能个个都成为刘翔，如果个个都成了刘翔，也就没有了刘翔，难道跑在最后的就是懒汉吗?

　　与竞技场一样，剥削是需要货币、知识、技能、信息等各种资本的，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中，城市与乡村、官员与平民、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等各种因素必然带来权力依附、经济基础、受教育程度、信息资源等各种不对等，这一系列众多因素的制约。则造成人们创业的起点是绝对不公平的。

　　改革之初，白手起家的“草根创业”一度成为潮流，经过多年的打拼，一些“草根”创业者经历了生产资料的从无到有，企业规模从小到大，雇佣人员从少到多，剝削的剩余价值以及积累的资产由少至多的发展过程。因而成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然而，私有化条件下的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成为了必然法则。据2016年1月28日《法制日报》报道，近年来，全国每年有百万家中小型企业通过注销、吊销工商执照、破产而消亡，有些倒闭企业也曾有过辉煌，如果说勤劳就能致富，难道这些创业者们辉煌的时候就是勤劳的，而倒闭的时候就是懒惰的?这就说明即使人人创业，也不可能个个成功，如果个个都是资本家，也就没有了资本家，个个都是马云，也就没有了马云，这才是事物的普遍规律。

　　股市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是一种专门为资本服务的融资市场，政府托市，资本家圈钱，资本上市就意味着跻身到合法的“圈钱”行列。证券公司充当的不过是资本家与股民之间的经纪人而已，因此，股市就是资本家们聚集在一起而开设的专业赌场。股民们既是在做一种投机式的投资，但更是在玩一种合法的赌博游戏。既然是赌博，就必然有输赢，赌技高强的人赚钱，赌技低下的人就必然要赔钱，赚了钱的人成为了致富者，赔了钱的人成为了致贫者，赚钱是建立在赔钱的基础之上的。当一部分赚钱的股民在风月场中逍遥之时，而另一部分赔钱的人却要跳楼自杀，经过几年或几十年的“拼搏”， 有的赚的是盆满钵溢，有的却是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因此，炒股者芸芸众多，致富者寥寥无几。

　　而博彩，政府开赌场，彩民是赌徒，中了千万元大奖者一夜暴富，但是，这个千万元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赌场出的吗?当然不是，是其他参与博彩而没有中奖的口袋中出来的，因此，炒股、炒房、博彩致富不是创造财富得来的，而是财富“大挪移”，就是说，他们的致富是在牺牲了一大部分人的利益之上的。

　　实践证明，炒股、炒房的过程，不仅包含着资本家们对股民的掠夺与剥削，更是一种股民之间的自相残杀。如果说是勤劳致富，那么，为什么同样是博彩的人，有的倾其所有，购买了大量的彩票，却血本无归而倾家荡产，有的却化很小的投入，中了千万元大奖后一夜暴富。

五、践行“猫论”价值观致富

　　私有化改革不仅洗劫了官员的信仰，还浩劫了全民道德。

　　既没有权力依附，也没有资本竞争，怎么办?不是说“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吗?在“先富论”的诱导下，一部分不甘贫穷而又厌恶劳动的人们不得不践行“猫论”的畜类价值观，另辟致富蹊径，甘冒坐牢的危险，义无反顾地迈上猎险征途，于是，新中国绝迹了几十年的黑社会、走私贩毒、卖淫嫖娼、坑蒙拐骗成为新型的致富产业，数以万计的人跻身于“猎鼠”行业之中，走私公司、贩毒团伙，制假工厂，卖淫窝点，诈骗专业户，专业乡，专业县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正所谓，老大靠了边，老二分了田，不三不四赚了钱。

　　然而，在“猫论”的背后，殃及亿万民众的假药、毒奶粉，毒食品屡禁不止，祸及千家万户的吸毒嫖娼使得多少无辜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从魏则西到徐玉玉，铺天盖地，防不胜防的骗术又演绎了一场又一场的人间悲剧!

　　据报道，近年来，刑事发案率年增幅在10%以上，治安发案率增幅达20%左右。法律越来越多，刑事犯罪率越来越高是私有化改革创造的又一大中国特色。

六、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勤劳致富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在私有制条件下，市场经济就是一个恶狼噬食羊群的人吃人的丛林法则，如果没有权力依附，没有资本支撑，知识，技能，劳动力只能是廉价的商品，富起来的人也可能是勤劳的人，但绝对不是什么“勤劳致富”。 恰恰相反，他们是一批掠夺、压迫、剥削人民的寄生虫。

　　千百年来，懒惰是套在穷人头上的原罪，富人头顶着勤劳的光环，穷人则背负着懒惰的骂名。勤劳不能致富，致富未必勤劳本为私有制经济的普遍现象。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也出现了这种勤劳而不能致富的现象，实为党之殇，国之殇，民之殇!

　　那么，勤劳到底能否致富，回答是肯定的，但是，需要先决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按劳分配，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可以通过勤劳，辛勤的付出，获得更多一些的劳动报酬，过上共同日益富裕的生活，这就是改开三十多年后，人民却是怀念毛泽东时代，向往社会主义的深层次原因。

　　二0一六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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