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吃饭吃肉问题是毛泽东时代
作者：长空雁叫的博客
来源：民族复兴网
是对农业和支农工业大量投入的必然结果
据调研分析，我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农业丰收，最主要的原因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种子革命(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种”)。1957年，随着农科院的创立和大批独立农业院校的建成，我国迅速构建了以农业科研院所和院校为龙头的，包括县建“四级农科网”在内的农业科技体系，细化到每个生产大队都有农业技术队。农业科技体系的构筑，进入七十年代开始开花结果。1971年，我国杂交高粱和杂交玉米获得显著成效。1973年(75年鉴定)、1976年，南方籼型杂交水稻(育种代表为袁隆平)和北方杂交粳稻(育种代表为杨振玉)良种相继育成，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大面积推广，到八十年中期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较之前选育的普通良种约增加30%。与此同时，小麦、玉米、棉花、油料等其它农作物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以山东粮食产区为例，七十年代中后期，山东冬小麦产区开始推广山农辐63、烟农15号、济南13等良种，小麦单产较以前选育的跃进8号、昌乐5号、泰山5号、泰山1号、烟农685等良种约增加20%-30%;玉米开始推广丹玉6号、鲁单33号、鲁单36号、烟单14号、掖单2号等良种，单产较以前选育的烟三6号、群单105号、鲁三9号等良种约增加20%-40%...这对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搞过农业科技的人都知道，一个良种，从配育到选育、繁育、推广，顺利的话也要十几年的时间，而要配育推广良种，首先还要建立起农业科研推广体系。如，我国籼型杂交稻良种从开始研究到大体完成推广，用了近20年的时间。
第二是化肥革命(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肥”)。六十年代末开始到七十年代中页，我国各地掀起了兴建县级以上化肥厂大会战，陆续建成一大批中小型化肥厂。据1973年4月30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小化肥厂已达1400个左右，生产的氮肥和磷肥，占全国化肥总产量的60%。到1975年，已投产的化肥厂就使化肥施用量较1965年增长了3.1倍。1972年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我国又在1973年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并消化利用这些技术对原有化肥厂进行改造和扩建。到七十年代末，这些装置和改扩建项目陆续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显的增产作用，当时的增产幅度一般达20%-40%。
第三是水利革命(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自1958年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到文革期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各级政府每年利用农闲组织社员兴修水利，修路挖沟迁坟植树等整田制山改土，修造梯田，大面积垦荒，全国建成大小水库8万余座、塘坝无数，广袤的田野上，人工河道网、田间道路网、沟渠网、防护林网形成，极大地增强了农业灌排能力和防灾抗灾能力，保证了农业的稳产高产。据统计，至1977年，全国灌溉面积达到7亿多亩，农业人口达到每人有1亩稳产高产田，与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了51%，机井数增长了935.89%，机电排灌面积增长了355.58%，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增长了643%。这些现在很难组织完成的、投资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农业基础建设工程，将使子孙后代广为收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第四是农业机械化（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土水工”)。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1985年)、《中国农田水利》(1987年)记载：1975年我国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全国拖拉机有56万台，产量比1965年增长了5.7倍，手扶拖拉机140万台，增长了65倍，机电排灌动力达到6500万马力，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文革的10年内，全国农村共建了56000座中小型电站，农村80%以上的公社、50%以上的生产大队都通了电，农业用电量增长4.7倍。按照这一发展趋势，特别是在当时“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思想指导下，在机电工业和基础设施10年大规模投资的基础上，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必会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的大量投入，为深耕、灌溉、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了保障，这对提高农作物产量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第五是耕作技术革命(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密保管工”)。由于农田水利系统的形成，生长期短且高产稳产抗倒良种的相继育成推广，农业机械、塑料产品及化肥、农药、生长素的大量使用，使土地深耕成为可能，作物间作套种、覆膜技术等得到应用和推广。例如作物复种技术，从一年一熟实现了两年三熟、一年多熟，把原来的一亩地当做一亩半到两亩地耕种，大大地提高了农业产出率。又如在病虫害防止，全国1968年就解决了马铃薯退化问题，到1977年全国连续十年没有发生蝗灾，这一危害中国数千年的“东亚飞蝗”之灾被消灭，也是农业科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胜利。
第六是化纤产品的大量使用。1966年-1976年，我国在大庆油田的基础上，又先后建成长庆油田、汉江油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等。随着石油工业的发展，1973年，我国在国内石化、化纤产品迅速研究开发应用的同时，引进了包括北京、上海、黑龙江石化和辽阳化纤在内的3套大石化4套大化纤项目(“四三方案”)，并利用进口设备对国内设备进行了自力更生的生产和改造。到七十年代后期，这些项目相继投产，化纤产品大量投入国内市场，迅速替代了棉产品，从而腾出了大量棉田用于粮油生产，提高了粮油的总产。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还没来得及全部享受到上述成果的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就由1952年的1.64亿吨，人均288公斤（人口5.69亿），增加到了3.05亿吨，人均319公斤（人口9.63亿），粮食总产年均递增2.42%。到了充分享受到上述投资成果的1980年后，我国粮食连年丰收，2004年全国粮食总产达到4.695亿吨，粮食总产年均递增1.67%。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我国人口从1949年的5.4亿达到1978年的9.63亿时，人均寿命还能从35岁提高到67岁。
综上所述，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起开始的农业丰收，基本解决10亿人的吃饭问题，是我国前期对农业和支农工业大量投入的必然结果。
“文革”期间中国农业的发展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1965年至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由19445万吨增长到30475万吨，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增幅达42.4％。油料产量增幅达61.6％等，增长速度超过了改革后的90年代。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不能不承认：“文革”时期“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其实，何止是粮食生产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最重要的还是在提高农业生产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果没有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支农工业和农业机械化建设、农业科技发展等，就没有中国农业的大发展、大变化。
附一组数据
1、全国粮食总产：1952年1.64亿吨，1957年1.95亿吨，1978年3.05亿吨，1982年3.55亿吨，2004年4.70亿吨。
2、粮食总产年均增长：1952-1957年农业合作化时期的5年为3.523%，1957-1982年人民公社时期的25年为2.425%，1952-1982年合作化与人民公社时期的30年为2.608%;1982-2004年大包干时期的22年为1.284%(注：由于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布前，全国仅少数老少边地区实行了大包干，其它绝大多数地区仍为村队集体经营体制，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后，全国才开始了大包干的“总进军”，故大包干的政策效果1983年后才能显示出来。)
(注：毛时代，机器设备的价格是按国家调拨价核算的;因土地、科技成果等未产业化，故地产、科技转让投资可忽略不计;因工资水平较低，又有奉献性建设，建筑安装成本也很低。因此，毛时代的一万元固定资产投资与现在的一万元投资有天壤之别)
袁隆平及我国“杂交水稻”的育种简史——
袁隆平：1930年生，1949年8月考入了重庆相辉学院(西南农学院)农学系，1953年毕业，分配于湖南黔阳农校(现安江农校)任教。
1960年袁隆平从一些学报上获悉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生产中，于是开始进行水稻的有性杂交试验(当时搞育种的院、校、所已相当普遍)。
1960年7月，袁隆平在早稻常规品种试验田里，有幸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水稻植株。1961年春天，他把这株变异株的种子播到试验田里，结果证明了上年发现的那个“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地地道道的“天然杂交稻”，于是立即把精力转到培育人工杂交水稻这一崭新课题上来。
要配育杂交水稻，关键要配育选育出配套的“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1964年到1965年，袁隆平同黔阳农校的几个青年教师、学生开始搞水稻“三系”的研究工作。经过两个春秋的观察试验，终于在稻田里找到了6株天然雄性不育株。他根据所积累的科学数据，撰写成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然而，从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算起，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进展都不很大，仍然没有培育出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不育系”来。通过深入细致的总结，科题组发现所用材料亲缘关系太近，不育特性难以保持。于是，科题组提出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的新设想，决心用野生稻进行研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袁隆平带着他的助手李必湖等人到海南岛寻找野生稻。他们在农村四处调查。1970年11月23日，李必湖终于在荔枝沟一片沼泽地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了一株奇异的雄花败育的普通野生稻(以后被大家称为“野败”。这是全国诸多育种工作者中的幸运者)，并用广场矮、京引66等品种测交，发现其对“野败”不育株有保持能力，这就为培育水稻不育系和随后的“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
1971年，为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根据农业部的有关部署，科题组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把“野败”分送给全国各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1972年，农业部把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成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突破了“不育系”和“保持系”。
1973年，全国广大科技人员在突破“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选用1000多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测交筛选，找到了1000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张先程、袁隆平等率先找到了一批以IR24为代表的优势强、花粉量大、恢复度在90%以上的“恢复系”。同年10月，袁隆平发表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这是我国水稻育种的一个重大突破。
1974年“三系”杂交稻系列良种进入繁育阶段，其中南优2号(二九南A与IR24配制的杂交种)在不同的地点试种, 比当时的对照品种增产48.4%-61.5%。
1975年“三系”杂交稻开始在全国推广，10多个省区当年试验种植5600多亩，其中早稻200多亩，中稻1400多亩，双季晚稻4000多亩。大面积亩产在500公斤以上，高产田块超过600公斤，小区亩产达到750公斤，比之前培育的常规良种稻增产20%-30%。
1975年10月，全国第四次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在长沙召开。10月20日，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这项技术后来成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第一个农业专利，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6年元月，农业部在广州召开南方十三省籼型杂交水稻推广会议，并组织力量进行南繁和制种。当年全国“三系”杂交稻种植面积扩大到207万亩，以后逐年迅速扩大，到八十年代上页大体完成推广。1991年全国“三系”杂交稻种植面积达到历史最高峰2.608亿亩。
由上可见，我国杂交水稻的育成，起关键作用的是袁隆平这个课题组于1970年11月在海南率先找到了不育株“野败”。他们也是全国诸多育种工作者中的幸运者。而“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则是全国协作公关的结果，是集体劳动的结晶。
在南方杂交水稻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从1971年开始，北方稻区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杨振玉等人为主，连续进行了六年粳稻杂交优势利用的试验，首创“籼粳架桥”制恢技术，于1976年育成C57、C418等高配合力的粳型恢复系，率先攻克国际上长期未能解决的粳稻杂种优势难关，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先应用杂交粳稻的国家，为世界稻作文化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此项成果后来获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发明奖三等奖，并以专利形式转让美、日等国，确立了我国杂交粳稻的国际领先地位。至八十年代初，杂交粳稻已在辽宁、北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示范推广160万亩，比之前培育的常规良种稻增产15—20%，显示了北方杂交粳稻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