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特色重新“圣人化”的地主阶级代表曾国藩
作者：赋归荣华
来源：旗帜中流
一、两书捧起的曾国藩
曾国藩的历史定位，一直都是中学历史课本里的卖国贼、刽子手，一转瞬到了21世纪的开始，关于曾国藩的书籍犹如雨后春笋一般，是遍地开花。新时代重新捧起曾国藩，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1、《挺经》
《挺经》这本书的出现，是大概在我上大三、大四的时候，这本书为什么会出现，并在当时销量特别火而且吹捧的十分厉害，我思来想去估计和当时的时代需要有关系。经历了下岗再就业、大学扩招以后，等于是父母那辈下岗，子女这辈还没找到工作，青黄不接，而且经历2001年911后，当时世界的经济环境也不太好，城镇就业率在2001年、2002年左右累积成一个很让人头痛的问题。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1999年—2001年，分别为3.1%、3.1%和3.6%，2002年以来一直维持在4%左右，不过这个数字一直为学界所诟病，在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看来，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失业状况。我也查了一下2002年的失业率，从4% - 20%的都有，还有专门论文研究的，研究出来一个12.44%，这个可能是个比较靠谱的数字。那几年大家都经历过，大概也有些印象，比如雕牌洗衣粉老喜欢播那个广告“心若在，梦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
在这个背景下，怎么办？挺呗！呼吁全民一起挺呗！挺过去了就“人生豪迈”了，所以我理解《挺经》就是在这么一个时代呼唤的声音中跑出来了，或者说给刨出来了。《挺经》出来以后，那报纸上也有读书心得，网络也有笔记，这书就这么火起来了。
2、《冰鉴》
要说特色国家发展的真快，大概发展了没有个20年左右，就开始“滞涨”了，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们也都纷纷亮相，最火的是刘永好、刘永行两兄弟，这时候关于企业管理的书就开始热销了。
很多私营企业家不懂管理，甚至有的教育程度都比较低，只是在改革的疯狂中抓住了一个非常好的稻草，顺水而下做大了，到了一定的规模，管理就成了他们最头疼的问题了。但是西方管理学不太适合这个阶段的中国土壤，太抽象、不太容易懂，西方的很多理论喜欢建立在数学模型、数字管理的基础上，比方说黄仁宇他研究历史他就很看重数字，没有数字他觉得难受、描述不清楚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古代不那么注重数字管理，比如写个奏折“靡费银两百万余”，“百万余”是个什么概念，是一百万，还是一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写的很不精确。资本家们有这个需求，怎么办呢？ “中国式管理”就应声而出了，我有印象那几年“中国式管理”这个词挺火，我们经理还动不动说一下中国式管理如何适应中国土地云云。
《冰鉴》这本书，绝对是最符合私营企业家需求的一本书。第一，它是中国式管理的书，不看数字，研究人，通过用人来管理好企业，日本的松下幸之助先生他也是注意“相人”，这就是“伯乐相马”思想的一脉传承，不像西方管理学那么喜欢相数、相报表；第二，它带了一点点儿不少我国资本家喜欢的东西——相面，学学诸葛亮，相相自己企业里有哪个是魏延，特有成就感，这书有助益啊……
3、曾国藩系列读物和周边产品
特色时代需要新国学、新儒学的呼唤，再加上前两本书已经把曾国藩炒热了，结果《曾文正公集》、《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家训》、《曾国藩文集》全跑出来了。
为什么新儒学的复兴，会把曾国藩给刨出来呢？这就得说到儒家“三立”，立言、立德、立功。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便是儒家的三立，又称三不朽——树道德典范，立不朽功业，写千古文章。立德方面，曾国藩是很注意教育子弟，注意修身养性，是一个清末的理学大家之一；立功方面，那是立了“大功”了，剿杀太平天国；立言方面，曾国藩字好，文章写的也好，还有思想（先不论思想内容），留下了近百万字的文章，供后人阅览。所以曾国藩去世后，就有人把他视为儒家三立的典型代表，比如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其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当时诸贤杰中最称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所以，曾国藩这个儒家三立的代表人物就随着新儒学又火了一把。
4、新“曾国藩”时代的最大受益者
新“曾国藩”时代的最大受益者，有一些深层受益者，暂先不论，最直接的也是规模最庞大的受益群体，是中国的出版业，市场上每出一种曾国藩的产品，我们家书架上就多一本，仔细数了一下，有关曾国藩的书正好等于我们家书架上有关毛主席的书 + 有关邓三科的书之和。到书店里一看，呵，曾国藩的书一般都是摆满半个书架，去当当网看一下，一搜曾国藩相关结果有1250条，李鸿章是749条，左宗棠408条，张之洞490条，晚清几个大佬加起来才能赶上曾国藩一人的相关出版物数量，不能不说一个曾国藩火了中国的出版业啊。
二、错立的新“圣人”、地主阶级的代表——真实的曾国藩
1、永远的曾氏兄弟第一，汲汲于名利，患得患失
说实在的，我不觉得曾国藩是清朝的一条狗，我觉得在他的人生中，曾氏家族、他们哥儿几个是第一位的，第二位的是清政府，第三位的是整个地主阶级，有没有百姓和民族的位置？不知道。
曾国藩有些名言，比如：“不怨不允，但反身争个一壁静”，“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于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还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能做事，不要钱，不怕死”。读曾国藩的一些书，感觉他是一个试图让自己淡泊的人，而实际他是不是真的淡泊呢？ 不是，曾国藩的一生都在汲汲于名利，并且在名利中患得患失。
有一段时间的历史文字记录就可以看出来，咸丰七年二月十一日，也就是1857年3月6日，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了，假期满后，曾国藩奏请咸丰皇帝说要守制三年，经过几个来回，咸丰就批准了。在这呆在家里的一年里，他很郁闷，咸丰八年四月初九，给曾国荃写了封信：“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泉壤矣。”又云：“近来胡林翼等人皆大有长进，几于一日千里，独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长进”。后闻湘军攻陷九江，杨载福、李续宾皆赏穿黄马褂，官文、胡林翼皆加太子少保衔，更使得曾国藩羡慕不已，坐立不安，在家中呆着就不断生事，和家里人吵架，怒斥弟媳，谩骂诸弟，性情粗暴，语言卑陋。（《曾国藩传》，朱东安，P133）这真是危难时见真性情，名利之心昭然若揭，淡泊宁静致远抛诸脑后，治家格言全忘，“圣人”也走光……
还有一段时间的文字记录是攻陷天京时的一段记录。清政府买了一只舰队，还雇了一个洋指挥阿思本，准备让这个舰队去攻打天京。李泰国（实际这只舰队的运作人）要求“协攻金陵”，因为他垂涎于金陵的财富并准备做跨国人口买卖，几番折腾下来，清政府出了个协议：如果阿思本舰队独破天京，所得财富30%归清政府，70%给洋兵充赏；若与湘军合伙攻破天京，清政府抽成不变，湘军与洋兵各得35%充赏。这个换来曾国藩的坚决不干，后来清政府只好把协议收回，轮船折价退回去了，原本170万两买的，退还只还了50万两。正好李鸿章这时候攻克苏州、常州了，就想到底是会不会师天京呢？先问问曾哥。
曾家兄弟一合计，曾国荃是死活不干，没办法，曾国藩就回了一封信提出来一个刁难的条件，李鸿章一看就明白了。攻陷天京以后，曾国荃放任手下烧杀抢掠，此后在家广置田地，广起豪宅，民怨沸腾，“老饕”之名传遍天下。当时清政府下令追查天京贮金的下落，曾国藩搪塞了四个字“实出意外”，后来又说“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 （《曾国藩传》，朱东安，P229），难怪左宗棠逮着机会就骂他虚伪。
提到曾国藩，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人林则徐。有的时候有些作者喜欢替曾国藩叫屈，为嘛曾国藩给清政府效力就是“刽子手”、“民贼”，林则徐就成了“民族英雄”了？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小处就能比出来，林则徐被充军发配到新疆，那比曾国藩在几番“推让”后终于让咸丰皇帝批准他回家守制落差大多了，林则徐在新疆的时候也写文字：
……
余身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
我无长策靖蛮氛，愧说楼船练水军。
闻道狼食今渐戢，须防蚕食念犹纷。
小丑跳梁谁殄灭，中原揽辔望澄清。
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
知是旷怀能作达，只愁烽火照江南。
……
中原果得销金革，两叟何妨老戍边。
林则徐写的是如果天下能太平的话，我老死新疆看守边防又如何？和曾国藩写的“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泉壤矣”比比看就知道了，人品上孰高孰低，历史课本上能瞎立典范吗？
2、党附穆彰阿起家，大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
曾国藩的发迹始于穆彰阿的扶持，这个在写曾国藩传记的时候是避不开的一个话题。穆彰阿在鸦片战争里干的那些好事儿，还用我说吗？穆彰阿利用手中大权，培植亲信，一时之间号称“穆党”。曾国藩不仅和穆彰阿有师生之谊（考试穆彰阿是主考），而且曾国藩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十分称赞（《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年九月七日），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喜爱和器重，提拔速度就快。
爱国与曾国藩是扯不上的，最最典型的事件是发生在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咸丰要求各地勤王，曾国藩拒不北援。有文章为曾国藩辩解说他不北援是对的，这个他北不北援不论，但他当时的心情真是和正常的中国人迥异。他不想北援，因为北援就破坏了他对太平军的布置，就这么坐立不安、患得患失的等着，生怕咸丰再次催他北援。九月二十四日，他还卜了两卦，其中一个就是问问老天看咸丰皇帝会不会让他北援（《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四日）。终于十月四日接到廷寄，上面写着“和议”已成，毋庸北援。即《北京条约》已经签了，你们不用来了。曾国藩当天很高兴，“就抚业有成议”的寄谕，“旬日寸心扰扰无定，因恐须带兵入卫，又须进规皖、吴，兵力难分也”，今接奉此旨，“可专心办南服之事矣”！给胡林翼写信：“奉到寄谕，言抚议就绪，鲍军可不北行，初六日请派入卫之疏殆不准行，吾辈得以一意筹议南事，岂非至幸！”（《曾文正公书札》，第十三卷，P20][6，《曾国藩传》，朱东安，P160）
李鸿章去上海上任之前，曾国藩曾经跟李鸿章传授一套“秘笈”：“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大意就是你去了以后，要好好和外国人做朋友，要以诚相待，要尊敬他们，共同防守好上海，慢慢建立感情联系。曾国藩从来没有对太平天国“敬笃”过，十分仇视太平天国。这里和林则徐也有一个对比，林则徐临终时尚告诫“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大家有没有发现曾国藩的眼睛是向内看的，国内的刁民才是他的敌人，那洋人是朋友；林则徐的眼睛是向外看的，看看这个国家，看看那个国家，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沙皇罗刹国很危险，对内的态度则是“民心可用”，要不怎么说林则徐是“民族英雄”，曾国藩一直都不是呢！
天津教案就不多提了。
曾国藩和李鸿章一起搞过洋务，这在最近这些年被视为他们“爱国”的一项佐证，以下是一段关于“洋务运动”非常经典的评论：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同时，但目标和结果大相径庭。中国的自强运动，名义上虽然是“自强”，但其真正目的不过是想藉此对外吓阻列强勿再对华作进一步的侵略，并维持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的既成事实；对内则想稳定住太平天国及捻回起义之后中国社会的旧秩序。它缺乏一种推动社会向一个新的方向继续发展的动力，也没有一项为达到“自强”目标而拟定的全盘计划，更从未能鼓动起全国官民爱国的热情，以全力以赴推动此运动至较高的层次。很明显，这一所谓“自强”运动无论在作用上还是在意义上，其对内维稳的性质都远较对外示强的性质浓厚得多。
3、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借儒家大旗镇压农民起义
这年月还有人用“地主阶级”这个词啊？啊，分析曾国藩的时候还是得用。前面我写了曾国藩的人生中家族利益一直都占第一位，清政府占第二位，地主阶级占第三位，这第二、第三有时也换着，比如拒不北援的那次，我感觉他关心怎么镇压农民起义远胜于关心他的皇帝哥哥的安危。
为了迅速镇压农民起义，曾国藩是积极扶持地主乡绅，并美其名曰“借一方之良锄一方之莠”（《曾文正公书札》，第二卷，P5）。这个良莠都分别指代的是谁，估计大家一看就知道。听说江西的百姓纷纷欢迎太平军，给他恨的咬牙切齿：“贼若侵犯楚疆，敢有乱民效彼之为，吾纵不能剿匪，必先剿洗此辈”。（《曾文正公书札》，第二卷，P26-27），“使民畏我远过于畏贼”（《曾文正公书札》，第二卷，P42）！——这就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刻骨的仇恨，曾国藩知道太平天国的理念，正是这种理念让他觉得太可怕了，恨不能碾成齑粉方才安心。
曾国藩首创的中国近代史就地正法的先例，不仅同僚反感（因为曾国藩越权且乱杀人名声不好），民间亦有人指出“就地正法之制倡于湘乡，秦、隋之暴所未有也。不经法司而可以杀人，则刑部为虚设，而民命同于草芥。”（《曾国藩传》，朱东安，P68）——这种举动纯粹是出于地主阶级的歇斯底里！
为了争取更多人的支持，曾国藩抬出了孔孟，在《讨粤匪檄》中是这么写的：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因为太平军所到之处尽毁孔庙（这个不仅和洪秀全的拜上帝思想有关，我觉得也与他老落榜受的刺激有关），所以在当时民智未开的保守中国，让知识分子普遍感到难以接受，曾国藩这个大旗抬的就有分量，确实起到了孤立太平军的作用。
4、放任劫掠安庆、天京，《爱民歌》成一纸空谈
有御用文人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从曾国藩的《爱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学者做过考证，认为这个说法纯属胡扯。这里只单说《爱民歌》本身：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家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进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第三号令要声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合地合又人合。
这首歌是体现曾国藩“爱民”和“仁德”的一个很好的“佐证”，不过，我们大家得看这是什么时候唱的？初办团练的时候，那个时候太平天国就像一把大火，在整个清廷内部如燎原般扩散开来，那个时候是清廷弱天国强（得人望），所以曾国藩编了这首歌，而且很认真的落实要爱民，因为他要争取更多的人。等到了太平天国革命受到重挫、几近夭折的时候，他的部队就不再唱这首歌了，进到安庆、天京的时候，就是“抢钱、抢粮、抢女人”，即不需要的时候，《爱民歌》就是一纸空谈。
5、识人多有误，吏治成空谈
识人，是“曾学”的一大特色，不过曾国藩并不是识人完全准的。曾国藩所期望的振兴清朝是从吏治开始。赴任两江总督后，裁革原有官吏，全用自己亲信，吏治仍无起色。比如江苏布政使丁日昌就曾是曾国藩的幕僚，然后到上海后，受李鸿章重用，升为布政使。赵烈文认为整顿江苏吏治，必须首先拿丁日昌开刀。曾国藩说不行，全靠他搜刮民财筹备军饷。“能做事，不爱钱，不怕死”，原来是这样啊……
三、投降改革路线救不了中国，荼毒下一代
1、 “你处在那个环境，你能做的比曾国藩好吗？”
不能，99%的人不能，但是曾国藩的问题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他奋战的对象是谁，前面第二大点的第2小点已经说了。
2、 “爱国要理性，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主战派，只要主和就被骂做‘卖国贼’，空有气节有什么用？”
错了，这话真的说错了。这话错处有二：
（一）中国的历史也从来不缺主和派活跃的身影，要不然那么多条约怎么签下来的？宋代也签了不少，清末也签了不少。
（二）投降改革路线救不了中国。这句话我从中学时代开始背，不过最近才理解什么意思。翻翻我们的历史书，忍辱以待来日，成功的有几人，偏安一隅、苟且度日的却有一大堆，忍辱了半天，主和派救了国家了吗？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投降主义路线中的“忍辱负重”和越王勾践、日本明治维新后逐渐废除不平等条约中的“忍辱负重”，有质的区别：前者是以“心向投降”换苟延残喘，后者以“不降之精神”换得重新走出生天！
再仔细看看我们国家真正摆脱半殖民地，不就是毛主席那批人以“不降”、“不屈”的精神，建立的新中国、打的抗美援朝，才为中国赢得了尊敬吗？再看看后来世界范围内如火如荼的反殖民运动，究竟是“不平等条约”签署癖的主和派最终能救一个国家，还是拒绝投降的主战派最终能救一个国家？要是一个国家能在“不平等条约”中茁壮成长，印度圣雄甘地还斗争什么，出家算了！曾国藩、李鸿章的路是一条注定走不通的路，死路。两边都想讨好，讨好帝国主义势力，讨好国内进步团体的呼声，最后等着的就是一条死胡同。
3、 荼毒下一代的新“圣人”招牌
据介绍蒋介石听顾清廉讲解曾国藩的思想体系时，听得入迷，他后来回忆说：“从顾先生读《曾文正公集》受益很多。”这个介绍我是相信的。因为根据蒋经国先生的生平介绍，蒋经国自苏联回国以后，蒋介石先安排他在奉化溪口故乡，读《孟子》、《曾文正公家书》这类的古书，叫他“补课”、“洗脑筋”、“去赤化”。应该说观其一生，是充分贯彻了曾国藩的很多信条及路线，颇得曾国藩真传，这可能也是他最终惨败的原因。
毛泽东早年求学于湖南第一师范，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杨昌济于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渠之父先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泽东也着实听老师的话，下工夫仔细研读过《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现在韶山陈列馆还收藏着木刻本的(家书)第四、六、七、九卷，每本的扉页上都有他当年留下的手迹“咏芝珍藏”(主席的号)。
1917年8月23日，他（时年24岁）在与黎锦熙论学的长信(以下简称《论学书》)中写道：“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者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泽东在《论学书》中又提出：“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
每读此段时，不免感慨，还是马列好啊，主席要是没碰上马列，万一清朝在1917年还挺着，吾辈倒霉矣，还圣人、得大本呢，主席估计得追随着曾国藩第二的道路前进喽……连主席这种千年一遇的天才都差点儿给带进沟里去，这个新“圣人”的招牌立不得，立了纯粹荼毒下一代。对我们青年来说，深入领会马列思想要比深入学习曾国藩积极得多。
毛主席晚年最终给曾国藩的定性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评价：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代表人物。这句话可以说是对曾国藩和毛泽东自己本人态度的最好表达。曾国藩这个人，确实还是个厉害人物，这点主席是承认的，但是曾国藩他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说白了就是落后思想、落后生产力的代表，而毛泽东本人的成功则是建立在彻底抛弃曾国藩式路线基础上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