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转基因调查证明转基因滥种原因是农民被欺骗!

2017-02-05 为人民服务

作者:神农之后

来源:吕永岩博客

文章摘要:

    为了提高潭村在白镇的经济地位,争取更多的好处,他常常配合镇政府和种子站引进一些新种子并推广给村民,如转基因棉花、油菜、大豆和玉米。

    “我们在潭村看到的村民种植的庄稼基本都是转基因品种,至于这些作物是什么或者安全与否,从未有人去谈论。” 

    “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应该是政府的事情,既然政府都批准销售就应该没有问题,而且种子都是一些科研部门的专家研发的,他们是搞科研有知识的人,应该不会想着去害人,再说那些地方离我们很遥远,我们只管把种子卖出去,至于其他的事情是政府和专家们要操心的,他们是高高在上的。” 

    “转基因品种是不能留种子的,每个品种都有知识产权,受知识产权保护就是受法律保护,任何农民如果自留转基因粮食种子,就属于违法。” 

    “因为农户很看重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如果不像承诺的那样,可能农户就会来找他们赔偿,现在推广的转基因作物如棉花、油菜等没有假货。”

    “老板按季节来销售自己的种子,他对种子的研发不太清楚,主要关心的是它的特性,因此他对其销售种子的功效比较了解。尽管现在的棉花和油菜都是转基因作物,但在给农民推销和讲解的时候很少提到种子是不是转基因的,他认为这个没有必要给农民解释,农民关心的只是产量,至于是不是转基因品种无所谓。”

     本文作者胡艳华女士201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任长江大学(位于湖北省荆州市)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农村社会学、社会人类学。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10573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10581

    潭村调查之二:转基因作物是如何在农村“定居”的

胡艳华/长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017-02-03 22:01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编者按】本文作者胡艳华女士201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任长江大学(位于湖北省荆州市)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农村社会学、社会人类学。
      2012年,本文作者前往湖北省Z市白镇潭村进行社会调查,在调查基础上确定博士论文选题。2016年5月,作者的博士论文以《悄无声息的“革命”?——转基因作物与一个华中乡村的社会变迁》为题,由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推出。本文节选自该书第三章(“神奇的新种子”)第二节。
      Z市(依学术惯例,隐去实际名称)为县级市,位于长江中下游,上连宜昌,下接荆州,历史悠久。县域面积1428平方公里,耕地76.22万亩,土地肥沃,雨热同季,盛产各种粮食作物和棉花。白镇是Z市农业乡镇,海拔在50米以内,四面环水。全镇辖41个村、1个居委会。耕地面积21万亩,人口11万人,全年平均气温约16℃,盛产棉花、油菜、水果、蔬菜等作物。
      潭村距离Z市8公里左右。截至本文作者进行调查时,有住户625户,村民总人口约2307人,劳动力1270(其中男性690人,女性580人)。统计数据显示,村人均年收入为4800元。耕地总面积为2749亩,以种植棉花、油菜、玉米为主,也有少部分村民种植柑橘。村民农业收入来源以种植棉花和养猪为主。该村已登记在案的外出打工者为676人,其中到周边县市务工者为174人,其余均在省城或外省打工,保守估计人均打工年收入为两万元左。
      我们刊发该文,是出于传递学术信息之考虑,文中所述仅供参考。

     潭村第一家超市于2005年开业。

      潭村的马路。
      一、自上而下的推广
     “新石器革命” 的标志之一就是定居。“定居”原指某个族群的生活方式,而定居的条件在于人类所处的环境能为他们的族群提供大量的、足以使他们繁衍生息的动植物资源,也即他们所处的环境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生存条件。在此处我将“定居” 作为一种隐喻,表示转基因作物被村民接受并种植的过程,而不是指人的定居。
      从我国转基因技术发展和作物推广的历史来看,其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6至2000年,从国家“863计划” 启动开始。此阶段的主要目标是追踪世界科技前沿,鼓励模仿世界先进技术。科研部门的主要研究工作是基因的克隆、植物转化,还包括一些初期的产业化尝试。转基因作物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从21世纪伊始至今,此一阶段的目标为从部分自主创新到全面自主创新,并实现转基因作物大规模产业化,最终建立起我国农业生物自主技术产业。
      从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到种子公司的推广要通过农业部的审批,农业部每年两次受理农业生物遗传工程体及其产品安全评价申报书。目前,经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审批的转基因抗虫棉业已实现产业化,2008年我国抗虫棉种植面积达棉花种植面积的72%,国产抗虫棉面积占其总面积的91%(1999—2008年期间,我国抗虫棉累计推广了2.2亿亩,减少农药使用量80%以上,年节省农药4.5万吨万吨;平均每亩增收220多元左右,经济效益高达400亿元人民币,远高于同期我国对转基因研发的投资强度。2009年底,农业部批准了水稻、玉米、小麦三个转基因品种的安全证书,意味着中国转基因粮食作物在商业化种植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作者原注)。我所调查的潭村也是在这段时期达到种植的高峰。
     转基因作物作为一项高新技术,决定了其推广机制必定是自上而下的,即从科研部门研发—政府部门审批—种子公司销售—农户种植,在此种机制中,农户成为我国转基因作物生产的下线即第一线。从我国的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来看,在农村推广转基因作物已经卓有成效,但媒体影响度不高,普适性推广方式效率较为低下。因而,政府尝试从基层行政作业的角度为转基因作物的推广架设一座可行性桥梁,从而达到高效率完成转基因作物的推广任务,潭村所在的白镇就是采用的此推广模式。在此种推广机制中,种子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村民燕子的种子商店。
      二、垄断和高科技
       燕子曾经是国有种子公司下岗的职工,目前自己在白镇经营一家种子商店。1994年中专毕业后,她就到Z市种子公司工作,成为一名种子销售员,2001年下岗,2002年到镇上开了这家种子商店。门店的门面不大,八平方米左右。她的种子都卖到白镇下属的村子去了,潭村等种子公司附近的农户一般直接来找她购买,较远的农户多在各村小型的杂货商店购买,村子里的小杂货店不仅卖种子,还兼卖农药、猪饲料、化肥等,杂货店基本上都找燕子进货,但进货的数量很少。为了将生意做得更大收益更多,在播种季节她常常让老公开三轮车走乡串户向农户推销,现在拥有大量固定的村民客户。
      在白镇村民大面积种植果树的时期,她的种子生意不好,只是经营一些蔬菜种子,为了销售,她常常自己挨家挨户去推销。那时,许多村民都会自留种子,所以她有时候不得不通过亲戚介绍,村民碍于面子才会买她的种子,每次卖出去的也不多。
      大约2000年之后,村民开始放弃种植果树,政府也开始支持种子公司推广棉花、油菜、玉米、小麦、大豆等杂交新种子,这些种子都是不能留种的,每年都要换新的种子,她的生意慢慢开始好转起来。尤其是2005年转基因作物大面积推广种植之后生意较好,迄今她已经代理销售了好几个品牌的转基因作物品种。
      据燕子介绍,目前的转基因种子多数属于垄断企业代理销售。为了推广其产品,她们会采用一些办法促销,往往在最初几年免费或以优惠的价格向农民提供种子,主要是农民都有捡便宜的想法,要先让农民尝到甜头才能打开销路,最后占领种子市场。在向农民推广的时候也要讲究策略,主要集中宣传转基因作物抗虫、抗病等优良性状,或者着重渲染高产量等功效。至于什么是转基因作物很少去提及,有村民问起来就说是高科技新品种
      燕子觉得没必要浪费时间给农民解释,说了农民也听不懂,再则种子袋子上写得都很清楚,村民想了解可以自己看。转基因品种是不能留种子的,每个品种都有知识产权,受知识产权保护就是受法律保护,任何农民如果自留转基因粮食种子,就属于违法。当然,只要农民觉得好种就不怕没有销路,也由不得你留种,留的种子性状也会改变,最终农民是捡不到便宜的。
      作为直接面对农户的种子公司,燕子认为推广转基因作物的原因主要是赚取利润,还有就是想办法获得农户的信任,而农户信任关键就在于转基因作物可能具备的某种新特性。因为农户很看重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如果不像承诺的那样,可能农户就会来找他们赔偿,现在推广的转基因作物如棉花、油菜等没有假货。她也给农户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比如有的农户反映发芽率不高等问题,她都会去处理,有时候也会到市里面找农艺专家一起解决问题。
      燕子的进货地点是在Z市等地的一些大型种子公司,那里卖种子的商店非常多,大型的种子站很集中,一排有七八个门市,竞争很激烈。她一般是到Z市进货,特殊情况才到更大的Y市(地区市)进货,比如农户急需而Z市没有货源的情况。因为Z市比较近且有熟人,如果种子质量不好,退货方便,她一般是长期固定销售几种自己了解的品种。

      燕子的进货地点,即Z市的种子公司。
      燕子进货的那家店是Z市的“黄河种业”,该店老板生意做得很大,他没有刻意选择销售地域,只要来进货的他都接待,他的货源来自Y市,Y市的种子公司是知名的某国际种子企业,常与某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推广经过审批的转基因作物。老板进货一般选择价格高的种子,他相信价格高的质量也更好,他卖种子是有售后服务的,出现问题他可以通过Y公司直接联系并反映到研发的专业人员。老板之所以长期与Y市合作,是考虑到不熟悉的地方可能被骗,没有保障。当然也有一些人脉少的种子公司没有售后,这些公司把种子卖出去就不管了,所以生意做不大、做不强,也很难销售有专利受知识产权保护的转基因作物品种,这些落后的种子公司最后可能都会被大公司兼并垄断,老板基本不与他们打交道。
      尽管种子行业竞争激烈,但老板附近的每家种子门市销售的种子品种都不一样,都有自己的主打产品。老板按季节来销售自己的种子,他对种子的研发不太清楚,主要关心的是它的特性,因此他对其销售种子的功效比较了解。尽管现在的棉花和油菜都是转基因作物,但在给农民推销和讲解的时候很少提到种子是不是转基因的,他认为这个没有必要给农民解释,农民关心的只是产量,至于是不是转基因品种无所谓。
     三、种子公司作为中介的权力
      我们在潭村看到的村民种植的庄稼基本都是转基因品种,至于这些作物是什么或者安全与否,从未有人去谈论。老板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
      “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应该是政府的事情,既然政府都批准销售就应该没有问题,而且种子都是一些科研部门的专家研发的,他们是搞科研有知识的人,应该不会想着去害人,再说那些地方离我们很遥远,我们只管把种子卖出去,至于其他的事情是政府和专家们要操心的,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当然我们卖种子的是大致知道一些什么叫转基因的,我们有时候代理产品的时候也要学习和熟悉这些作物的特性,但是要卖给农民就没有必要讲这么多,只要说这是专家新研制的高科技品种、品质产量高、省事好种就可以了,只要能卖出去,农民种了有收益就行了。我们只关心农民种植以后的收益,以及我们以后的种子好不好卖……”
     从科研部门研发—政府部门审批—种子公司销售—农户种植的推广机制、基层行政作业的实践模式来看,下线和上线难以交流促成了种子公司作为普遍中介的权力。种子公司成为转基因作物进入潭村的主要推广者和推广体系外表的组织,外表的组织是转基因作物一个事实的保护体系,如果缺乏有效沟通,就使“诈骗” 成为可能,因为它在间接现实中表现事实,使直接现实不能表现这些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村民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种子公司销售人员的说法,而这种说法依赖于转基因作物可能存在的某种特性,如果这些特性真正在种植中实现,对村民来说就是有价值的生产实践,而在此之前转基因作物的特性仅仅只是一种象征收益的符号体系。种子公司正是从这种符号体系中获得他们的文化资本,使其在转基因作物的推广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这种符号体系的建构来源于科技进步和专家知识。
      科技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孕育一些形式的自由,而种子公司在这种形式的自由中,有一种无法估量的特权,让它们在个性与利润欲望中体现自身,自由地周旋于上线与下线之间。在转基因作物的推广上,种子公司发挥了沟通和维持平衡的功能。政府和专家是上线即位于推广机制的最顶端,成为权威的代表,他们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种子公司处于连接上线和下线的“中介”位置,中介是二者之间互动和沟通的重要媒介。尽管种子公司与二者之间的互动是“有效的”,对上线而言能完成推广的任务,对下线来而言能有始有终地将种子推广,但它们的沟通是主观意愿支配下有选择性的无效沟通。
       从根本上讲,农民的经济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是制度安排的结果,有学者用“一国两制”(这并非指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的“一国两制”,而是指过去十年中国大陆长期形成的城乡居民的两种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和财政转移制度,以及两种差异甚大的生活方式——作者原注)来表述这一社会结构特性。这种制度的设定和延续造成当今中国社会的分隔与断裂。在上述制度与社会框架中,农民是中国社会中最大的弱势群体,他们尚不具备能够针对市场变化自主地选择生产产品、经营方式、自身组织形式以及向政府施加压力的资源与能力。因而在遭遇某种新的作物和技术时,其信息、资源和能力都是极度缺乏的。换言之,中国农民尚未与转基因作物发生直接联系,他们也不构成相关决策中被考量的重要部分。
      正因为如此,种子公司传递给农户的信息也是经过修饰和包装的。在权力范畴内,种子公司承载着一种被歪曲的必要性,在这种必要性中,为了达到各个主体的目标,人们学着合理地迷失自我。从转基因作物“定居” 潭村的过程来看,知识和权力的结合成为转基因作物推广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村民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全部原因,也不能就此忽略农民在作物选择上的能动性,尽管这种能动性是有限的。
     四、村中能人的角色
       在潭村,村民对新的庄稼都有试种的传统,如果新种子的效益明显就会选择继续种植,否则放弃,这种传统已经成为村民种植作物的惯习。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村民都懂得如何去试种,每当有新种子推广的时候,最先试种的一般是村子里的能人,比较有文化而且会种田的人,龙庆的弟弟龙红就是其中之一。
       四月初的一天,得知龙红要去买新的棉花种子,我便随他一同到达燕子的店铺。龙红大致了解了一下当年的新品种价格和特点,反复权衡之下决定购买燕子推荐的京华九号,但龙红表示只是想先试种,如果产量高的话明年才继续种植。于是燕子以批发价卖给龙红少量的棉花种子,并让龙红帮忙向其他农户推荐。
       回来的路上,龙红告诉我,在选种上,他不完全相信种子公司的人讲的话,因为所有卖种子的都会说自己种子的好处,刚才只是碍于常与燕子打交道的面子才答应帮她推荐,但到底好不好,以后怎么样,还是要等到种植以后再决定。龙红也告诉我许多关于选种子和种棉花的细节,他一般是根据别人的经验或自己试种后才决定,很关注种子的售后服务,有时候会到其他卖种子的地方看反馈消息,如果综合评价比较好第二年才大量播种。
      这次,龙红打算先试种一亩,看看产量是否真的如宣传的那样高且抗虫。因为龙红种田很有技术,所以很多村民都会听他的推荐,他也感觉责任很大,所以在种子的选择上特别小心谨慎。他对转基因作物没有了解,只是听卖种子的人偶尔提到过现在卖的有转基因品种,但具体什么是转基因则不清楚,当然他也想了解转基因作物是什么。
      我大致将对转基因作物的认识讲解给他听。龙红对于他们种植的庄稼原来都是转基因作物感到诧异,他觉得作为生产第一线的农户应该有知情权,应该参与到转基因作物的讨论中去,而不仅仅是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种植。龙红认为,现在多数农户不像他那样关心种的是什么,对事情的处理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麻木和懒散状态,但当地崇尚文人,知识分子的传统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大家都希望科技能发达,也比较容易接受一些专家研发的高技术产品,而村民眼里曾经“神奇的新种子”也借此东风在潭村“定居”下来。

责任编辑:李旭

潭村调查之三:转基因作物在农村“定居”的结果



     潭村村民种植的玉米地。

     潭村一组的舞场。
     一、庄稼能抗虫害
      关于村民对转基因作物的认知及其在农村“定居” 后的结果,网上曾有一些说法:
     “其实,早在几年前我就听在家务农的父亲提到过转基因棉花,父亲是不懂‘转基因’ 这个词,但是他知道有一种棉花叫抗虫棉,说乡里的种子站已经到各个村里宣传过了,说这种棉花不生虫。所谓虫,凡是知道棉花种植的朋友都知道棉花上生虫也就是棉铃虫,这种虫子专门钻到棉桃里(未绽开棉花时)吃。对棉花危害最大。在农村,每个村子里每年都会有因为喷雾农药而中毒的,严重者甚至死亡的也不鲜见,天气酷热还要在一人深的棉花地里背负着喷雾机喷农药,几乎没有防护措施加上汗流不止,这也是种植棉花所要付出的最繁重的农活之一。所以,当乡亲们听到这个消息,想想不打农药了也都很兴奋,于是从种子站高价买回种子试种,结果还真是如种子站的人所说,几乎不生棉铃虫。可是,种了两三年之后,出现一个结果,棉铃虫是少了,但蚜虫和蜗牛类的虫子开始出现了……
      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了解到三方面的信息,一是村民对转基因作物的认知仅仅停留在其特征或效用上;二是传统的棉花在治虫上所花费的劳动量比较大;三是转基因抗虫棉的确抗虫,但是“定居”后可能抗性单一。
      据潭村医务室的医生回忆,在2000年以前,每到夏天就有很多村民因为田间治虫所需时间长而中暑,严重的甚至中毒,也有村民因为中毒抢救无效最终死亡的。那个时候的棉花虫子特别多,所以治虫频繁,尤其是在夏天棉花开花出蛉的季节,村医务室每天都会接诊到中毒的病人,现在种植的棉花虫子少很多,中毒的病人很少见,医生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转基因作物抗虫的特性。既然转基因作物已经顺利进入潭村,并在潭村落地生根,那么对它的认知就成为必须讨论的话题。
     二、九成农户对转基因作物无认知
      转基因作物在潭村定居后的结果是其成为庄稼抗虫的“转机”。一方面,村民已经意识到此种庄稼抗虫的特性,在村民眼里意味着农作物生产的转机;另一方面,许多村民对于“转基因作物”没有认知,即使大明曾经和龙庆提起过,在龙庆看来也只是一种叫做“转机” 的抗虫庄稼而已。也就是说,抗虫和“转机”是村民对转基因作物的双重认知的结果。在村民对其认知的问题上仅仅通过访谈和观察说服力或许有限,所以我将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数据来做判断和补充。
      潭村共有600多户家庭,五个大组,平均每组120户左右,我将在每组随机抽取8户家庭作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共计400份。由于平均每户都有1.08个人外出打工,因此问卷的填答对象为每户家庭中能接触到的留守人员,资料收集以个别发送法的方式进行,回收有效问卷386份,回收率为96.5%。问卷将对转基因作物的认知操作化为:转基因作物是什么、对待转基因作物的态度、如何选种、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感受、是否选择转基因产品等五个方面共计十个问题来呈现。
      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如下:自上而下的推广机制决定了在转基因作物的认知上,农户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推广和销售人员的解说,对农户而言就是“听说”,因此设计“是否听说过转基因作物” 这个问题可以从侧面了解到推广者的宣传效果。在这个问题上,有34.2%的农户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转基因作物,完全不知道是什么;54.4%的农户表示听说过一点,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东西;有11.4%的表示经常听说转基因作物,对此有所了解。从以上结果来看,多数农户对转基因作物没有明确的认知。在“是否知道目前自己种植的作物如棉花、油菜等为转基因作物” 这个问题上,95.3%的农户表示不知道,仅有4.7%的表示知道自己种的是转基因作物。
      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户种植转基因作物的经历,通过在此地区推广几种主要的转基因作物如棉花、油菜、玉米等来反映,结果显示,有84.9%的农户表示以上作物都种过,5.2%的农户都没有种过,9.9%的种过其中一种。由此可见,94.8%的农户都曾种植过转基因作物。
       从以上三个问题的综合调查结果来看,我们可以判断90%以上的农户都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从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情况来看,推广者的销售策略是成功的,但从农户的认知来看,推广者的宣传是失败的,或者存在某种程度的规避。
     三、多数农户接受转基因作物 
       既然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已经获悉农户种植的都是转基因作物,那么即使在农户对其没有明确认知的情况下,也有必要了解农户对待转基因作物的态度。这是基于政府和知识分子在对待转基因作物态度上存在的争议,从农户的态度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底层民众的话语,尽管没有认知的声音可能是脆弱的或者无根据的,但对于了解转基因作物推广后农户的反映是有意义的。
      从调查结果来看,坚决反对转基因作物的占3.1%,有一点反对的占11.5%,无所谓的占40.6%,可以接受的占34.9%,完全接受的占9.9%。由此看见,仅有14.6%的人表示反对,也就是说多数农户是能接受甚至欢迎转基因作物这一新生事物的。
      在一次十多人的集体访谈中,我发现村民都很好奇什么是转基因作物,除了一个村民听说过转基因,其他人都不知道,但我解释后他们都觉得这个东西很好,至于有没有害,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关心的只是产量,只要能挣钱就能接受
      下面来看看潭村村民对转基因作物风险的判断:认为其对人体有害对环境无害的占8.9%,对人体无害对环境有害的占8.9%,认为都有害的占7.8%,都无害的占19.8%,不清楚的占54.7%。从结果来看,有至少一半的农户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无从判断,也可以说对这个问题不关心或不确定。在主观上参与是否安全的思考和讨论是对自身确定性的一种关注。无论是对环境还是对人认为有害的比例总数为25.6%,而涉及自身安全即对人有害的判断仅为16.7%,这部分农户认为种植转基因作物可能产生一定的威胁,少数有害的风险判断对比多数不关心和安全的判断,所以最后的结果是转基因作物进潭村没有引起农户的反对或支持的反映。
      对于如何选择种子,有21.9%的农户主要听卖种子的人介绍,14.6%的听村子里的人推荐来决定,6.8%的农户看到别人都在种就跟着大家种,0.5%选择种子价格更便宜的,47.9%的农户主要依靠自己的判断选择产量高的,8.3%的农户自己也不懂,任意选的种子。从调查结果来看,无论是看产量、看价格、听别人的介绍或推荐,在种子的选择行为上农户都有自己的依据,也就是说表现出一定的能动性,仅仅只有极少数农户(8.3%)在种子的选择上是完全盲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集体理性,当个体意识与之相遇时,理性必定被赋予了相对于个体意识的优先性。即使个别农户对转基因作物有所认知,但这种个体意识往往被集体盲点所掩盖,不成为特有的一种选择性的类型。虽然它并不妨碍人们看到和了解在选择中所存在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似乎并不是以一种挑战的面目出现的,也不要求给予解释,所以农户在选种的时候很少去质疑。
     四、最看重转基因作物的特性
      为了进一步洞察村民选择转基因作物的动机,我将转基因作物所具备的特性分开设置成问题的答案来考察,对于“选择作物最看重的特性”,有10.9%的农户选择是高科技作物,12.0%的选择省事好种的作物,41.6%的选择产量更高的作物,35.4%的选择抗虫抗病作物。尽管以上特性在理论上来说可能相互重叠,但农户的选择都是有所偏好的,最看重的特性为作物的产量和抗虫、抗病等功能。
      以上所有特性都曾被转基因作物推广者用来作为宣传的噱头。正因为如此,转基因作物的效用和特性往往成为一种华丽的外衣,这件外衣是转基因作物对农户的话语,而种子公司则是转基因推广机制对外表的组织。即使在受到质疑时,种子公司的协调性会成为协调性的组织,以其效用吸引农户的眼球,掩盖背后的本质和事实,而农户种植的积极性和选种的能动性也是基于其效用的助推。正如开头所提到的农户对转基因作物的认知仅仅停留在其特性上,也与此相关。
      在转基因作物定居潭村成为既定事实的前提下,有必要了解种植转基因作物以后农户对田间劳动的评价。有79.3%的农户认为现在种田比种植转基因作物以前轻松多了,9.8%的认为二者差不多的,有5.7%的没感觉,有5.2%的农户认为以前轻松些。也就是说,大部分农户都认为种植转基因作物比较轻松。“轻松”只是村民的一种主观感受,这种感受可能因人而异,至于“轻松” 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不得而知。
     五、“不知情的悲哀”
      鉴于许多研究都曾关注消费者对转基因产品的选择和认知,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村民,又会如何选择呢?从田野调查来看,潭村村民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为棉花、油菜、大豆、玉米等这些农作物收获以后,都是直接出售的。但他们有榨油或者是换油的传统,也就是用自己家里生产的棉花籽和油菜籽去榨油或换油,棉花籽榨的油叫“棉油”,油菜籽榨的油叫“菜油”,所以了解他们如何选择食用油很关键。
      在“您家里一般用下列哪种油炒菜” 的选择上,有30.7%的选择自己榨的棉油,50.0%的选择自家菜油,12%买的大豆油,3.6%猪油,3.6%其他。
       在“会不会选择转基因产品” 这个问题上,有33.9%的农户会选择,66.1%不会。在会选择转基因产品的少数农户中,他们的想法又如何呢?从调查结果来看,有33.3%的农户认为转基因产品可能营养更高,12.5%的是因为其价格便宜,20.8%的认为其有科技含量,33.3%随便选没想那么多。不会选择转基因产品的农户又是基于何种想法呢?有41.0%的农户认为转基因产品可能对人有害不放心,18.8%的农户认为以前东西用习惯了,不想尝试新鲜的东西,40.3%不清楚转基因产品是什么所以不会买。由此可见,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对转基因产品没有认知或者认为其存在风险,所以不愿意选择转基因产品。
      但矛盾就在于,抛开转基因产品安全与否,无论是选择还是不选择该产品,农户消费的食用油有92.7%都是转基因产品,因为他们自己种植的棉花、油菜、大豆都是转基因作物,这或许就是“不知情的悲哀”。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农户是在对转基因作物没有完全认知的情形下种植的,转基因作物推广后带来的种植结构的变化没有激起农民的过激反应
      接下来的问题是,农民不了解转基因作物,但为什么接受?从潭村村民身上表现出的对知识的敬畏、对权利的麻木、种子销售过程中人情的运用、龙红在选种中基于“面子”的考虑等,都渗透出村民共同价值观和道义经济的影子;而日常生活的商品化让我们看到村民在交往中的理性与算计、在作物选择上对产量的重视与权衡,即便是在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行为上也是基于其经济利益和效用的考虑,所有的外部制度和话语力量并未完全消解当地人的能动性,理性小农的面相无处不在。
      也就是说,小农行为的基础是集体道义与个体理性的结合,是两个层面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转基因作物对潭村村民日常生活的构建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理性和道义的统一,一直以来所争论的关于小农行为的基础,其中隐藏了生存理性与地方道义的庸俗平衡。
     六、政府主导之手
      综合转基因作物的推广机制、实践模式和农户的认知,让我们看到各个主体围绕转基因作物所采取的行动目标各不相同。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技术的运用都依赖于一种社会结构,而所有的结构与行为可以在一系列文化与历史背景中找到。政府制定农业政策或专家研发新技术,主要目的都是尽快地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现代化。他们力图用他们所认为的最佳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尽管这些方法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农村生产方式的变迁。
      改革开放之前所采取的主要方法,是把家庭农业改造为集体农业,从而实行大规模经营;取缔农村手工业,限制农家副业,从而实行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而改革开放后却恰恰相反,使集体农业回复到家庭农业,恢复和发展农村工业、商业和副业,因而使农民又变成了“亦农亦工”、“亦农亦商” 的生产者。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以小麦和水稻创新技术的引入为标志的“绿色革命”,使人口众多的亚洲国家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基因作物的推广,则改变了农村的种植结构,为全球的食物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
      从农业变迁的历史来看,政策主导的变迁为农村生产方式的直接变迁,这种宏大的叙事往往忽略种植结构与生产方式之间的重要关系。通过这种关系的考量,我们同样可以透视一种社会结构。在转基因作物在农村的运用上,政府和知识分子看重的是其推广的绩效,种子公司关注的是转基因作物销售的利润,农民则是关心其产量但不知道自己种植转基因作物。各方都在用自己的手段来获取和维持自己的生计和资源,在“知识、权力”的共生中形成自上而下不平等的结构关系
      在这种结构中,无论是对转基因作物安全与否的争论,还是对其功能和特性的渲染,各主体对转基因作物的认知莫衷一是,彼此之间缺乏沟通,上线与下线的互动呈现断裂状态。为了维持结构的平衡,种子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用转基因作物的特性来代替其本身,底层结构的能动性也是基于其效用,“知识—权利—效用”共同形成一种文化生态,以此来推动农村的社会变迁。
      有研究表明,新技术的不断创新与采用,是区分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一个标准,而且农业技术创新是解决食物保障和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人们应对农业生产中发生的自然灾害和风险(如旱涝灾害、霜冻灾害、虫灾等)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样,新技术在农业上的运用也可以带来较高的农业经济收入,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说明,对经济收入的渴求,是变迁的重要刺激因素。如果一种事物拥有纯粹的使用价值,即如果用它即将做什么来衡量的话,变迁就可被迅速、乐意地接受。
    与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转基因作物在潭村的“进入与定居” 显得悄无声息,这种状态也造就了村民对转基因作物“不知情” 的认知。

文章转载过程中图片引用可能会失败,原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683ce0102x187.html


长按或扫描添加小编微信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