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批判
作者：三峡人家
来源：三峡人家评论
列宁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批判
上世纪20年代，列宁在主要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斗争的同时，对西欧“左派”共产党人的幼稚病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这些人也是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表现出了革命的要求,但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些自称为“新左派”的人从一开始就患了幼稚病，他们“左得很，坏得很，这篇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纯粹是口头上的”，列宁企图纠正他们的错误，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篇光辉巨著。可惜的是，“左派”共产党人并没有接受列宁的正确批评，结果使他们领导或参与的无产阶级革命全都归于失败，教训惨痛。
列宁的这篇著作堪称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的经典，他的目的是要扬弃“左派”共产主义思潮，使他们走向成熟和胜利。文章很长，大约有六万多字，对于上班族和初学者来说学习它的确是困难的，是需要时间和耐力的，但是这篇文章对于当前的斗争又是具有强的现实意义的，我在学习的基础上摘编了一些主要段落，供有志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同志们初学之用。列宁在文章中阐述了以下主要思想：
一、剖析了“左派”共产主义的阶级和历史根源。指出其阶级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其表现为好走极端，华而不实，由狂热变为恢心，“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列宁还指出，它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种反动，往往与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相联系，在理论上根本脱离了马克思主义。
二、揭示了革命的规律。列宁指出：“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革命，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列宁的这一论述，为共产党人在自已的战略中正确估计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是否成熟指明了方向。革命不能只凭愿望和激情，而不能忽视主客观条件。
三、论述了革命的曲折性。“左派”的一个特征就是冒险主义。他们把自已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证据，提出“不作任何妥协”的口号，把革命的发展道路想得笔直又笔直，把革命发展的条件想得纯粹又纯粹。列宁指出在革命斗争中，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妥协是必要的，问题的关键是要正确区分革命的妥协与叛徒的妥协。列宁还谈了革命与改良的辩证关系，指出：应该善于在什么条件下按革命的方式行动，以及应该善于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采取“审慎迂回的行动方法”，即改良的方法。革命与妥协，革命与改良的关系都是辩证的，把它们绝对的对立走来是形而上学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四、提出了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法。“左派”幼稚病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教条主义。不懂得如何将十月革命的经验与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里有两种错误倾向，一种认为十月革命是在俄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取得成功的，没有历史重演的必然性，这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看法，邓小平也是这种看法。它们是否认特殊性中包括了普遍性这一辩证法的根本原理；另一种是认为十月革命的一切经验都具有普遍性，只要照抄照搬就行了，王明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不知道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实践相结合。从哲学上讲他们是否认了不同国家革命的特殊性和多样性。
五、列宁在反对“左派”幼稚病时还提出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思想。列宁在《“共产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分析具体情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方法论重要贡献，体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高度统一。
列宁反对“左派”幼稚病的论述内容颇丰，以上只不过是我自已的一点体会而已，起抛砖引玉的作用。今天，我们也面临着同特色修正主义斗争的艰巨任务，同列宁当时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有许多相似之处，为了完成这一伟大任务，必须坚决克服类似于西欧共产党人的“左派”幼稚病，讲策略讲团结，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以免重蹈他们的复辙，这就是我摘编列宁语录的良苦用心。
列 宁 语 录
一。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
“现在我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它十分明确地说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国际意义，而不仅仅具有地方性的、一国特殊的、俄国一国的意义。我在这里所说的国际意义不是广义的，不是说，不仅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甚至所有的基本特点和许多次要特点，就我国革命对所有国家的影响来讲，都具有国际意义。不，我是按这个词的是狭义来说的，就是说，我所说的国际意义是指我国发生过的事件具有国际性，或者说，这些事件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应该承认，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这样的国际意义。”（《列宁文选》第四卷第189页）
二、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依靠什么来维持的？是依靠什么来检验、来加强的？第一、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它的自我牺牲精神，它的英勇精神；第二，是依靠它善于与广大群众，首先是与无产者劳动群众，但同样也与非无产者劳动群众密切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依靠这个先锋队的政治领导的正确，它的战略和策略正确，而且要使广大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领导先进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这个党的纪律，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同上第192——193页）
三、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
“在上述时期的初期，我们没有号召群众去推翻政府，而只是向他们解释：如果不预先改变苏维埃的成份并且扭转苏维埃的情绪，要推翻政府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宣布抵制资产阶级的议会，即立宪会议，而只是说，并且从我们党的四月（1917年）代表会议起就用党的名义正式说，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比没有立宪会议的好些，而‘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则比任何议会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好。没有这种谨慎的、周祥的、仔细的、长期的准备，我们既不能在1917年取得胜利，也不能保持住这个胜利。”（同上第199页）
四、布尔什维主义是同工人运动内部哪些敌人进行斗争而成长、壮大起来并得到锻炼的？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完全认定，并且欧洲一切革命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也充分证实：小资产者，即小业主（这一社会类型在欧洲许多国家中都是十分普遍地大量地存在着的），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陡然下降，以至于破产，所以容易激发一种极端的革命狂热，而缺乏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精神。被资本主义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也和无政府主义一样，都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革命的狂热动摇不定，华而不实，有一种很快就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的特性－－所有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同上第200页）
“布尔什维克承受了这一斗争任务，同表现小资产阶级革命狂热最突出的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在下列三个主要问题上继续进行斗争。第一、该党否认马克思主义，顽固地不愿（说它不能也许更确切一些）了解在采取任何政治行动之前，必须对各阶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严格的客观的估计。第二、该党把个人恐怖和暗杀手段，看作它的极端‘革命精神’和‘左的精神’的表现，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却坚决摒弃这种手段。......”(同上第201页）
“结论很清楚：‘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这简直是难以当真看待的孩子气。”
“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一个妥协或每个变相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他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是为了入伙分脏。这一点在政治上总是远不像这个幼稚简单的例子那样容易分辨。如果有人异想天开，要替工人们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应许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中不遇到任何困难和错综复杂的情形，那他简直就是一个骗子。”（同上205页）
五、德国共产主义“左派”。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在大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比较巩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单明了的。为什么不要这简单明了的道理，却要来一套胡说八道，来一套新奇的沃拉皮尤克呢？”（注：沃拉皮尤克是德国人施莱艾尔于1879年创立的一种世界语，并未流行于世。）（同上209页）
“这种工人贵族的领袖总是投奔到资产阶级方面，直接间接受资产阶级豢养。马克思所以光荣地被这班混蛋们痛恨，就是因为他公开的指责他们是叛徒。……不同这种祸害作斗争，不揭露这些机会主义的变节领袖，使他们颜面扫地，并且把他们驱逐出去，革命的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第三国际过去所实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同上第210页）
“消灭阶级不仅仅是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还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既不能驱逐，又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长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已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在斗争中百炼成钢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强大而集中的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同上第212页）
六、革命家应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工作？
“德国“左派”认为肯定无疑地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绝对否定的回答。他们以为只要唱唱高调，怒气冲冲地把‘反动的’和‘反革命的’工会大骂一顿（克。霍纳骂得特别‘庄重’和特别粗鲁），就足以‘证明’，革命家、共产党人不需要，甚至不容许在黄色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妥协主义的、列金派的、反革命的工会里做工作。不管德国‘左派’怎样坚决地相信这是一种革命的策略，但是实际上是根本错误的，它只是几句空话，毫无内容。”（同上第214页）
“共产主义正在向着这个目标前进，必须向着这个目标前进，并且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不过需要经过许多岁月。如果目前就企图提前实现将来共产主义充分发展和完全巩固与形成，完全展开与成熟的时候才能实现的东西，这就无异是叫四岁的小该去学高等数学。”（同上第217页）
“我们代表工人群众同‘工人贵族’作斗争，为的是要争取工人群众；我们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领袖作斗争，为的是要争取整个工人阶级。如果连这个最明显最基本的道理都忘记了，那就太愚蠢了。而德国的‘左派’共产党人干的正是这种愚蠢事。他们由于看到工会上层分子的行为是反动的和反革命的，便得出结论要退出工会！！拒绝在工会中工作！！要建立新的臆想出来的工人组织！！这真是愚蠢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这无异是共产党人给资产阶级莫大的帮助。”（同上第220页）
七、参不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
“一个政党对自已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严肃认真，是否真正履行它对自已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检讨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在履行自已的义务，这就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教育和训练群众。德国的（以及荷兰的）‘左派’不履行自已的这一义务，不以极端注意、仔细和审慎的态度去研究自已明显的错误，这恰恰证明他们不是无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小组，不是群众的政党，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和沾染了知识分子恶习的少数工人的小团体。”（同上第225页）
“既然‘数百万的’和‘无数的’无产者，不仅还一般地赞成议会制度，而且简直是‘反对革命的’，那么怎能说‘议会制度在政治上过时了’呢！？可见在德国，议会制度在政治上还没有过时。可见德国‘左派’把自已的愿望，把自已思想上政治上的态度，当作了客观现实。这是革命家最危险的错误。”（同上）
“当你们还无力解散资产阶级议会以及其它类型什么反动机关的时候，你们必须在这些机关内部工作，正是那里还有被神甫愚弄的、闭塞愚昧的工人，不然，你们就有成为空谈家的危险。”（同上第226页）
“在一切先进的文明国家内，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内战日益成熟和逼近，由于共和国政府以及一般资产阶级政府恣意侵犯合法权利（只看英国的例子就够了），疯狂地迫害共产党人等等，时机在迅速迫近着，就是说，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越来越必须（有些地方已经做到）把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起来。这个异常重要的问题，荷兰人和一般左派分子却是根本不了解的。”（同上第228页）
“荷兰人和一般‘左派’同革命教条主义者一样，在这方面发议论，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真正的革命，或者没有深刻地检讨过革命史，或者天真地把主观上‘否定’某种反动机关，看成是事实上破坏了这种机关，其实要做到这一点，非要许多客观因素共同发生作用不可。使一种新的政治（不仅是政治）的思想声誉扫地，受到损害，其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指出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应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同上第229——230页）
“仅仅咒骂议会机会主义，仅仅否认参加议会的必要，来标榜自已的‘革命精神’，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正因为这太容易了，所以不是解决困难的，极困难的任务的办法。”（同上231页）
八、不作任何妥协吗？
“每个无产者由于处在群众斗争和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环境里，都看到了下列两种妥协之间的差别：一种是为客观条件（罢工者钱用完了，没有外方援助，陷于极端的饥饿和困苦）所迫而作的妥协，这种妥协丝毫不会使接受这种妥协的工人削弱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他们把一切推在客观原因上，而实际上却是贪图私利（工贼也实行‘妥协’！），怯弱畏缩，甘愿向资本家讨好，屈服于资本家的威胁，有时是被资本家说服，有时是被他们的小恩小惠引诱，有时是被他们的甜言蜜语迷惑住了（这种叛徒的妥协，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工联领袖作得最多，然而差不多所有其它各国的工人都见到过类似这样的现象）。”（同上第235页）
“如果要拟定一张包治百病的药方，或者适用于一切情况的共同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自已的肩膀上长着自已的脑袋。”（同上第236页）
“幼稚而毫无经验的人们，以为只要一般地承认可以采取妥协办法，就可以把机会主义（我们正同它并且必须同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之间的任何界限抹杀了，假使这些人还不懂得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动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相对的，那末除了对他们进行长期地教育、训练和启发外，让他们取得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来帮助他们。”（同上）
“……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依然要比资产阶级弱一些，要想战胜比较强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精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并且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本国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害冲突；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最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谁要是没有在实践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相当复杂的各种政治情况中，证明他们确实会应用这个真理，谁就没有学会帮助革命无产阶级去进行斗争，使全体劳动人类摆脱剥削者的压榨而获得解放。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同上第238页）
“马克思以前的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常说：‘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条笔直的主要街道，它的人行道清洁，宽广而平坦），自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来，俄国革命家由于忽视或忘记了这个真理，付出了难以估计的代价。我们无论如何要使左派共产党人以及西欧和美国忠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不致于像落后的俄国人一样，付出那样昂贵的代价来领会这个真理。”（同上第239页）
“当应战显然对敌人有利而对自已不利的时候，却去应战，那就是犯罪；革命阶级的政治家不善于实行‘机动、通融、妥协’，以避免显然不利的战役，那就是毫无用处的人。”（同上第245页）
九、英国共产主义“左派”
“政治乃是一种科学，乃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自已的，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家’，而且要使这种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毫不逊色。”（同上第247——248页）
“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革命，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面’不愿意照旧生活而‘上面’也不能照旧统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牵动被剥削者又牵动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同上第252页）
十、几点结论
“当整个阶级和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至少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善意的中立态度并且表示完全不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单叫先锋队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犯罪。”（同上第260页）
“不仅文化落后，大都不识字的俄国群众，就连文化程度很高，个个都识字的德国群众，也都亲身体验到第二国际骑士们的政府懦弱无能，毫无节气，一筹莫展，对资产阶级奴颜婢膝，卑鄙无耻，亲身体验到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会有极端分子（俄国的科尔尼洛夫、德国的卡普之流）的专政，为了坚决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唯一的出路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同上第260——261页）
“不善于把秘密斗争形式和一切合法斗争形式结合起来的革命家，是非党蹩脚的革命家。在革命已经暴发，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是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的甚至是为了贪图禄位，在这个时候作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以后，要费极大气力，可以说是千辛万苦的代价，才能从这种蹩脚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同上第261页）
“我们为了更有信心地、更坚定地向胜利前进，所缺的只有一点，就是一切国家的一切共产党人还没有广泛而彻底地认识到必须使自已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特别是各个先进国家的蓬勃发展着的共产主义运动，目前就缺少这种认识，缺少在实践中运用这种认识的本领。”（同上第269页）
“他们破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死盯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某一个形式，而忘记了这个形式的片面性，他们不敢正视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与其说像算术，不如说像代数，与其说像初等数学，不如说像高等数学。实际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旧形式都已充满了新内容，因此在数字的左边，出现了一个符号即‘负号’，可是我们这班聪明的角色却还在继续固执地向自已和别人担保说，‘负三大于负二’。”（同上第270页）
“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引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前进，以争取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的胜利。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出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只要像德国和英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那样，说什么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我们不允许机动、通融和妥协，就会造成错误，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同上第271页）
“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和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共产主义”》〈列宁文选〉第四卷第308页）
注：以上语录摘自《列宁选集》第四卷，一九六二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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