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艳丽的青藤在竹丛上,开着白色的粉色的花朵,空气中氤氲着香气。当地野生的茶树混杂在其他灌木丛中,被灌木白色的花儿覆盖着,但还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种茶树出现在野生丛林中,足以证明它是本地原生的。当地人把叶子采摘后晒干,带到集市出售,数量并不多,他们叫它‘黎茶’。”1882年10至11月间,美国传教士、植物学家香便文(Rev.B.C.Henry)和他的好友、美籍丹麦人冶基善(Carl C. Jeremiassen)一起对海南岛进行为期45天的徒步考察。香便文所著的《海南纪行》中,认定海南野生茶树为海南本土原生,实属珍贵,也直接证明对海南野生茶树利用与黎族先民分不开。
考古界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海南黎区发现的大量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可以推知作为海南先民的黎族在3000年前的殷周之际,就定居在海南岛五指山腹地。
纪录片《海南红山之外》中黎族人席地而坐喝大碗茶的画面。海南省民族学会 提供
陈德新推测,此时面对海南岛高温高湿、蛇虫遍布的恶劣生存环境,疟疾、霍乱、钩虫病等疾病一直困扰黎族先民,为了生存,黎族先民发现与他们相伴生长在五指山丛林中的野生茶树有“奇效”,通过采摘野茶,日晒干燥,以茶代药,土罐煎煮,可清热解渴,防病治病,渐成习俗。
但因野生茶树生长在深山中,很少与外界互动,仅被黎族先民所用,居住在五指山的黎族同胞沿袭采摘野生茶树叶,迄今尚未进行驯化栽培。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胡素萍、张一平在《海南近现代社会图史——基于罗斯文库的研究》一书中也指出:“黎人世居深山,不闻外事,五指山附近的黎人,会采摘天然茶叶,晒干后存放以作饮料。”该书根据民国时期意大利驻华外交官、汉学家朱塞普·罗斯在华收集中文图书、资料和标本所写,通过提炼罗斯文库中的《海南岛史料集》,还原了民国时期海南社会风貌,其中有一部分记录了黎族先民利用海南野茶的生活图景。
1937年6月至8月,美国《国家地理》记者尼克尔·史密斯和伦纳德·克拉克从旧金山出发,途经香港来到海南,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探险旅行,拍摄了纪录片《海南红山之外》,记录了当时日常生活中黎族先民围聚一起喝大碗茶的情景,成为海南历史上关于黎族原始饮茶习俗最早的影像资料。
明代以前海南孤悬海外,发展进程缓慢,文献中关于海南茶叶的记载较少,但回溯文献,仍可在只言片语中探寻海南茶的发展痕迹。
据《明史》记载,明洪武三年(1370年)在海南设琼州府,中央政府对海南岛管辖正逐渐加强,海南要向中央纳贡,于是海南茶与沉香、黄花梨、麖皮等成为朝廷贡品。
正德《琼台志》记载:“国朝,芽茶三百四十九斤八两,及今添芽茶一百四十三斤八两,斤价银二钱。叶茶一百八十三斤八两,斤价银八分五厘。”说明当时海南地方政府能按照明廷贡茶技术标准制作茗茶,尽管产出数量和掌握制作贡茶技术的人有限。
但海南进贡的茶仅被皇室享用,对海南普通平民阶层而言,喝的大多是粗茶了,加工也没有那么精细,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据1933年陈铭枢总纂《海南岛志》载:“茶,本岛向无人工种茶,一半所饮之茶,多仰给于外。本岛所产茶叶,皆采自野生茶树,而制法粗恶,色味不佳。其中最有名之茶,为五指山水满峒所产,树大盈抱,所制茶叶,气味尚清。”
民国初期国人对开发海南野茶资源有过设想。据1920年的《调查琼崖实业报告书》,“琼崖各属向鲜种茶之地,惟五指山附近一带产生天然茶树,干大盈抱……其茶色绝美,不逊龙井,每年产额值六七千元,由定安、万宁、陵水三属出口,惜土人不知种植,不谙制造,至令有望之茶业无由发达……苟能于此等荒山栽植各种茶秧,并往产茶各省招致茶匠从事制茶,不数年间,五指山一带必将成为产茶之名区也。” 但因战乱等原因,开发海南茶未能如愿。
20世纪50年代末,海南建立了红茶出口外贸商品生产基地,建有岭头、白马岭、通什、白沙、南海等农垦茶场,其中南海茶场生产的“远洋牌”CTC红碎茶,曾远销美国、新西兰、日本、法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和地区;截至1990年,海南农垦累计生产干毛茶6.36万吨,其中出口4万余吨,为国家创汇7000多万元,但鲜为人知。此后,随着国家外贸制度的调整,统购统销时代过去,海南茶不再出口,且需要自己面对市场,由红茶转绿茶生产,出现了更多市场主体,也使得更多人接触到海南茶,品味到海南好茶。
如今,一些有远见的海南茶企深入挖掘海南千年茶史资源,集采茶、制茶、研学、民宿、休闲于一体,依靠茶科技,走茶旅融合之路,乘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春风,勠力振兴海南茶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