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周有光：笑看风云 一生有光
14日，在过完虚岁112岁生日的第二天，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老先生驾鹤西去。上帝把那束光收走了，学人公号旧文重发；仅以此文缅怀周老。
语录：
1）、理想推动了社会发展：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到民权统治，文化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各国发展有先有后，差距很大，但是你进我追，都是向前，没有国家能够长期违背社会演进的历史轨道。
2）、主义是理想，资本主义是现实，好比大同是理想，小康是现实。
3）、历史学者说：大同实际是美化了的原始社会，生活极其简单，身外别无一物，无从私有，只能公有。私有需要先有财产。生产发展，开始分工，财产有了剩余，于是公有变为私有。经济规律，不是私有发展成为公有，而是公有发展成为私有。
4）、爱因斯坦有句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人的差异在业余。”据计算，一个人到60岁，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不很多，而业余时间倒是更长。通过业余学习，你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
5）、既然理想玄虚，不可捉摸，可否不要理想呢？不可！ 理想是崇高的希望、前进的向导、精神的支柱。人类智慧高度发展之后，必然出现理想的向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个理想是华夏民族的旗帜，前赴后继，亿万同风。
6）、要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要从中国来看世界。中国人对世界太不了解了，好些人狂妄自大，很多时间竞争得很厉害。（这些）我们自己知道，人家也都知道。我们自己封闭自己。”
一笔一画地书上签好自己的名字“周有光”之后，他又在下面加了几个字“时年107岁”。翻看周有光的文集，发现他自90多岁起，便有了这个习惯。从“时年95岁”、“时年96岁”……一直延续到现在，末尾数字每增加一个，便有如又创造了一个令人叹服的奇迹——这个奇迹并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寿命的延长，更是未被时光夺走的清醒的头脑、敏锐的思维，甚至更加犀利的批判精神。他依旧关注时事，每天固定看五种以上的报纸，还时常收到朋友从海外寄来的刊物，每有感想，还会用一部小打字机记录下来。
在周有光狭小的书房里，最显眼的便是他与夫人张允和的合影。照片上的张家二姐笑靥如花，似乎仍在温柔地注视着相携走过近70载的爱人，陪他回味这一世纪的风雨。
原名为圣约翰书院的圣约翰大学成立于1897年，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很多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起过影响的著名人物，即毕业于圣约翰，比如顾维钧、林语堂、宋子文、荣毅仁、邹韬奋、贝聿铭等。圣约翰学费不菲，一学期就要200多银元，是正逢家道中落的周有光难以负担的。幸运的是，周有光的三姐当时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听说此事，深知考上这所大学不容易，爱才心切的她竟然说服自己的母亲当了家里的一个皮箱，为周有光“筹款”上了学。
报考圣约翰之前，周有光听前几届的同学说，报名表上的照片必须是要穿西装的。周有光说他从来没有穿过西装，好在照相馆里有西装道具可以借。西装是穿在身上了，可是摄影师也不知道该怎么搭配，先给这个年轻人打了一个领结，想了想，然后又在脖子上套了条领带。“我把照片寄到上海，同学看见了赶紧给我退了回来，让我重拍。想起来有意思极了……”每当想起这个小插曲，周有光都会乐不可支。
圣约翰大学的生活，则在自嘲为“土包子”的周有光面前打开了一道五彩斑斓的世界。“圣约翰虽然是教会学校，以推广基督教为目的，但在学校里面是非常自由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没有人强制我们。给我们授课的老师主要来自英国或美国，学校所有人都要用英语，连门房都讲英语。”当时的圣约翰也有一些中国老师，他们主要教授中国历史或古文之类的科目。
钱锺书的父亲、著名的古文学家钱基博便在这里讲中国文学。“有一天钱先生来上课，出个题目，让我们下去做篇文章交上来。其中一大半的人都用钢笔写的，我是用毛笔写的。结果第二天他就大骂：‘你们是中国人嘛？是中国人为什么中国工具都不能用？’凡是用钢笔写的文章都被退回去，重新用毛笔写了送来。”几十年岁月倏然而过，可是生命里经历的那些难忘的人和事，却依然历历在目。
周有光在很多回忆中都提及这样一个故事：学校阅览室的中英文报纸特别多，有一次，周有光那里看报纸，碰巧一位英国老师也在那里。这位老师把周有光和另外几位学生叫到外面去聊天，问大家平时怎么看报纸。周有光很纳闷老师的这个问题，看报就看报，还要“怎么看”？老师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完报纸，要问自己：今天这些消息中，哪一条是最重要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一条新闻最重要？最后还要问自己：这条新闻的背景是什么？如果不知道，就去图书馆查书，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查百科全书。”这一番话让周有光受益颇深，“我后来就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很快就感觉到进步得非常快，而且把自己的生活和全世界的活动连成一片”。学会自学、学会独立思考，这是圣约翰大学留给他一生受之不尽的财富。
选择
当时的圣约翰大学有个不成文的传统：学生毕业之后通常都到美国留学。周有光当然也想出国深造，可是以周有光的家庭条件自然支付不起这笔费用。不过巧的是，两人结婚后不久，张家一位在银行工作的亲戚在清理账目时偶然发现张父在汇丰银行还有一笔两万元的钱。有了这笔“意外之财”，张武龄给了女儿张允和2000元作嫁妆。“这2000银元，虽然在当时也是个大数目，可是到美国去读书又不够，到日本去是可以的，这样子我就和我的夫人就决定到日本去读书。”
周有光大学的专业是经济学。那时候，日本有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在中国当时也有一批追随者，周有光便是其中一位。河上肇在京都帝国大学教书，周有光便也准备投考这所学校。可是等他们到了京都之后才知道，就在他们结婚前几个月，河上肇因为“左”倾而被捕入狱。想学经济学没有学成，周有光只好改学日文。“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比较糊涂，因为我读的圣约翰大学的教育跟美国接轨比较方便，跟日本是不合适的，所以我在日本只读了一年，因为张允和怀孕，提前回了上海。”
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有光被同学推荐到了银行工作，从而进入金融界工作。因为工作关系，他结识了时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章乃器。有一天，章乃器邀请周有光到家里吃饭，两人从金融业务谈到国家大事，颇为投缘。所以当章乃器在1935年组织救国会的时候，周有光自然也成为其中一员。“我们的银行界的秘密小组在什么地方开会呢？谁也想不到——在中国银行开会。下班了，银行都关门了，我们在里面开会，警车也不敢来。”老人有些得意。他与章乃器的关系，也从业务同行，进而成为政治同道。“那时候我家在苏州，‘七君子’关到苏州，家属来探监，都是先住到我家。所以‘七君子’都是我的好朋友。‘七君子’事件中，假如当局再多抓几个人，我就要被抓了。”周有光回忆。在以往的人生经历中，周有光始终与政治有一段距离，救国会是他参加的第一个政治组织。此时的他，在政治上已隐隐有了自己的选择。张允和本人也与章乃器、胡子婴夫妇私交甚好，也许受此影响，原本坚决反对周有光涉足政治的她，不仅自己参与进来，而且后来也为营救“七君子”而四处奔忙。
两个半圆
1955年某月的一天，还在学校里教书的周有光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到北京参加当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有光奉命北上。会议结束后，胡愈之找到还急着要赶回上海给学生上课的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新成立了一个机构叫文字改革委员会，这里需要人才，请你到北京来做这个工作。周有光连连摆手：“文字学和语言学我是业余搞的，这不是我的真正的专业，我是外行，不行的！”胡愈之说，这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周有光于是服从领导的安排，调到北京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自此，他开始正式进入语言文字学领域，人生也走上了另一个轨迹。
“其实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一提起这个话题，老人的兴致明显提高许多。追溯起来，语言文字的改革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关系密切。中国的汉字至少有3300年的历史，至少有6万多汉字。在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中，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衰落在于教育的不普及。在这些人看来，西方国家以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它们的教育普及大多得益于文字简易。于是当时一些有维新思想的人，也纷纷创制中国的拼音文字，用来辅助汉字和普及教育。“语言文字改革在不同时候有不同名称，清末时叫做‘切音字运动’——也就是两个字拼起来，切成一个音。可以说，‘切音字运动’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一个开始。”“切音字运动”持续了20年左右，少年时期的周有光正逢其时，深受影响。“1918年，民国政府推行了注音字母，可是注音字母是汉字形式的，印个名片到外国去大家还是不认识，所以无法推广。”
周有光当年进入圣约翰大学的第一天要求新生注册：每个人领取一张姓名卡片，上面用打字机打上每个人的姓名的罗马字拼写法。“校方叮嘱，一切作业和文件，都得按照这样的拼写打上自己的姓名。校档案都用这种字母顺序来处理，我开始看到了字母顺序的科学管理。读书之后发现，大学里面都是用英文——英文可以用打字机打，可以根据字母建立档案、查找档案，这些功能，当时的中文都是实现不了的，所以我立刻感觉到中文的不方便——不是不要中文，而是中文需要现代化。这个思想在当时很普遍。”周有光由此萌发了研究文字学的兴趣，在圣约翰大学读书，他的主修专业是经济学，副修专业便是语言学。
1929年，瞿秋白在苏联起草了《中国拉丁化的字母》，被称为“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在留苏华侨中推行。1933年传来中国，形成一个群众性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周有光也参加了这股文字运动的潮流中，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有趣的是，周有光原名为“周耀平”，考虑到自己的本专业是经济学，语言学是业余所好，所以在发表与语言学有关的文章时，他都用“周有光”这个笔名——因为他推崇的是明代文学改革家归有光。
在纽约工作的时候，除了研究经济学，周有光还花了大量时间研究他一直感兴趣的语言文字学。所以当新中国成立之后，重新制定汉语拼音又被提到议事日程时，周有光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人选。
实际上，这一次语言文字改革的发端，还是与国家最高领袖有关。1952年毛泽东访苏时，曾问及斯大林：我们要搞文字改革你看怎么办？斯大林回答：你们是个大国，可以自己搞一套字母。回到北京后，毛泽东指示要研究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可是“民族形式”搞了3年，并不成功。后来吴玉章向毛泽东建议用拉丁字母的方案，“后来党中央通过了用罗马字母的方案，所以我们就开始制订罗马字母方案”。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而文改会具体工作则由叶籁士、陆志伟和周有光三个人负责。“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
“我们花了3年时间搞成了一套拼音字母，人家开玩笑说：26个字母搞了3年，你们太笨了！”老人说着又开心地笑起来。转而他又严肃地说：“今天想起来，这3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假如当时马马虎虎地搞一搞，有什么漏洞，现在再弥补就很麻烦了。”此后他们又用了3年，把这套拼音方案变成国际标准。
“当年反对拼音的人非常多，态度也很激烈。说我们有5000年的文化，连几个字母自己都不会创造，还要用帝国主义的字母？现在没有人反对拼音，可是对简化字还有不同看法。现在港台都用繁体字，有人认为繁体字才能代表中国文化，简化字不能代表中国文化。这个看法不完全对。”对于外界对简体字的一些看法，老人完全不陌生，他耐心解释说，“简化跟标准化有关系。早期一个字有几种写法、甚至十几种写法并不稀奇，那个时候我们写信要用毛笔写，要写得漂亮，而且这个字体要有变化，才显示自己有文化。可是进入电脑时代，需要每个字都要用一个标准。订立标准的时候当然会倾向于选比较简单的字。”
“早在秦始皇时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就开始了。后来，历代都在改变，汉朝改变也很大，秦始皇用小篆作为主要的文字，到了汉朝就开始用隶书，再后来又变成楷书。”老人特地强调，对汉字的简化工作并不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始的。老人一边说着一边指着身旁的书架，示意找出一本叫《简化字溯源》的书。“这本书的好处，就是告诉我们简化字是从哪里来的，它都拍了照片，有照片为证。很多简化字古代碑帖上就有了。譬如现在很多人批评，说前后的‘后’跟皇后的‘后’不应该用一个字，这不是胡闹吗？——这不是胡闹，中国古代人读的第一本书《大学》里面就用这个‘后’，说明在当时‘后来’和‘皇后’都是同一个‘后’字。”
对语言学和文字学完全是外行的周有光，最终阴差阳错地成了这一行的大专家。一向谦逊平和的周老，很反感别人称他为“现代汉语拼音之父”。“我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是外行，我参加文字改革工作是偶然。所以我的孙女儿上小学时对我说：‘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文改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一个O。’这就是我的写照。”老人开心地笑着，谦虚地打趣自己。
当年离开上海时，周有光多少还有些舍不得自己的经济学专业。所以他问：“拟订拼音方案要多久？”得到的答复是2个月到4个月。没想到，这一走，再也没有回到他的经济领域。不过几年之后周有光才意识到，改行不仅仅是专业的改变，也使他无意之中逃过一劫。“我离开上海的第二年，就开始搞‘反右’运动，经济学教授当然是重点，因为我们写的文章都是英美的经济学理论。上海经济学研究所所长、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沈志远自杀身亡，他是解放前唯一从莫斯科回来的经济学家。我的一个研究生王世璋，好得不得了，也自杀了。我因为换了一个行业，就不算过去的经济学旧账。所以我糊里糊涂地逃过了一个‘反右’运动，也算是我的运气好。”
百年沧桑
周有光出生于1906年，按当时的历法，尚是清朝光绪三十二年，后又经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因而被朋友戏称为“四朝元老”。有一次，他去医院检查，在年龄一栏里填了“97”，挂号的人大概以为他糊涂了，想都没想，给改成了“79”。老人最不喜欢别人问他诸如怎么能长寿的养生之类话题。他觉得这个问题应该问给医生而不是他自己。年轻时的周有光身体并不好，生过肺结核，还得过忧郁症；当年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时，家里的保姆不放心，偷偷拿了两人的八字找人算命。算命先生说：“这两个人都活不到35岁。”结果张允和以93岁高龄去世，周老现在107岁依然健康。他笑呵呵地说：“不是算命先生算得不准，是科学进步、医学进步，所以我才能长寿。”
周有光的家在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一座很不起眼的楼房里。房屋的简陋和他在外界享有的“名气”似乎颇有落差，但老人丝毫不介意这一点。“我所处的时代是动乱时代。我一生经历了三次倾家荡产。我的曾祖父原是清朝做官的，退休还乡后在家乡办工厂，是常州第一批办厂的实业家，办了好多布厂、纱厂，还有当铺。结果太平天国军——那个时候叫长毛，他们来的时候，把我们家的东西烧光了，我的曾祖父投水而死。这是第一次家里面破产。抗战期间，我们逃难去四川之前，把苏州的老家交给一位老工照管，说我们最长三年回来。结果没想到，一待就是八年。再回来时，老工早就不知下落。家里面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了，却还有另外人家住着，还问我们找什么人？这是第二次破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被下放到宁夏‘五七干校’，房子也被造反派占上了。一直到林彪死后才回来，发现家里面什么都没有了，连一张纸片片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家有三次真正的破产，今后经历什么都无所谓了。”
走过那样一个充满动荡与不安的世纪的人生路，得经历多少风风雨雨？提起那些往事，老人总是感慨连连。“我这一生最艰难的时期就是抗战八年在重庆。有一次出差回来，发现办公室都被炸光，同事不知去向，回到家，发现家也已被炸得精光，家人生死不明……”那种备受煎熬的滋味我们今天根本无从体会。
而他经历的另外一些故事，又像是烙着鲜明时代印迹的一出戏，品起来不知是悲还是喜。上世纪50年代初的某一天，周有光到剧院看戏，随身带着一个小望远镜，是儿子小平从苏联带回来的。看戏的时候身旁的观众偶尔向他借这个望远镜，周有光不假思索地递过去。中间休息的时候周有光发现大家都往他身边的那个座位上看，他还很是纳闷地问：“你们在看什么人？”回答竟然是看溥仪。“溥仪就在我旁边我都不知道。我后来开玩笑说，早知道‘皇帝’坐我旁边，我就把望远镜‘贡’给他了！”周有光又大笑起来。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粮票非常紧张，周家也不例外。“人家说你是政协委员，你和夫人到政协去吃饭不要粮票，家里粮票不就够用了吗？我同我的夫人就经常到政协去吃饭，我们吃饭的旁边坐了一位老先生同夫人在吃饭，这位老先生就是溥仪。‘皇帝’缺少粮票，现在听起来像笑话一样，那个时候是真的事情。”老人感慨地说，“从皇帝到普通老百姓，溥仪后来的确是改造得挺好的。他跟我也很谈得来的。”
1969年，周有光被下放到宁夏平罗西大滩“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五七干校种了一大片高粱，周有光和71岁的教育家林汉达先生一起看守高粱。“我们奉命：要不断走着看守，眼观四方，不让人来偷；不得站立不动，不得坐下，更不得躺下；要一人在北，一人在南，分头巡视，不得二人聚在一起。”两个人一连看守了3天，一眼望到十几里路以外，没有人家，也没有人的影子。所以到了第四天，两个老头索性就放胆躺下，海阔天空地开始谈论起来。有一次林汉达若有所思地问周有光：“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周有光开玩笑说：“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林先生大笑起来，他告诉周有光，有一次问一位扫盲班学员，什么叫遗孀？学员说是一种雪花膏，白玉霜、蝶霜、遗孀。那为什么又有个“女”字旁？学员回答：女人用的东西嘛！谈起起劲，两人坐起来，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我们谈话声音越来越响，好像对着一万株高粱在讲演。”
纵观周有光的一生，不难发现自年轻起他就秉持了这样一个开朗豁达而又淡定超然的性格。这固然有遗传自活到96岁的老母亲的原因，周有光认为更重要的是后期的自我教育与修炼。“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苏轼的这句话，也是周有光老人的座右铭。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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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很久，才知道周老居然就住在离自己办公室两分钟就能走到的地方，也直到《静思录——周有光106岁自选集》出版，送样书、送稿费，才和老人有了更多的交往。每次老人都说“见到你很高兴”，初时以为客套，后来我发现老人谈兴真的很浓，慢慢就养成了去聊天的习惯。
周老聊天的开场白通常是：“好了，你现在可以说话了。”因为要先戴上助听器。除了耳朵，身体无大碍，读书写字，谈话会客，一如常人，对一百多岁的人来说，真是难得。周老却很谦虚，说：“不行了，老糊涂了，一百岁以后的事情，大部分都记不得了。”嗨，世上有几人能熬到说这话的资格呢？周老年轻时患肺疾，曾有算命先生说他活不过35岁。
老人最喜欢讲故事，尤其喜讲下面这个，连我都陪各路人马听过好几遍：实行配给制后，周老家因有两位保姆，粮票不够。有旁人指点：周老夫妇可去政协食堂吃饭，省下粮票给保姆。周老无奈，依计前往，问题果然解决。每次吃饭，均见一老先生亦来吃饭。仔细一看，原来是溥仪。每次讲到这里，周老都会率先笑起来：“哈哈，皇上家也没粮票啊。”
某年有关部门通知周老出国访问。周老说：我不去，我的西服都破了，没有衣服穿。有关部门说：马上做新的。周老很高兴，遂新装出访。回国后才知道，新衣服按规定要上缴，只好接着穿旧的。这事每次提起也是开心得不行。有一次，周老晚辈查阅国外资料，发现周老上世纪40年代曾和爱因斯坦见过两次面。遂吃惊发问：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从来没听您说过？周老答：“我没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言语之间掩不住孩子般的得意。
周老曾参与拟定《汉语拼音方案》。这也是周老津津乐道的：“你看，小保姆手机发短信，用的就是我的拼音。老伴90岁学电脑，也要先学拼音。”我趁机问了一个自己困惑多年的问题：“ü是我最喜欢的字母，一条小鱼两个泡泡，太可爱了。可是jqx小淘气见了鱼眼就挖去，为什么挖啊？留着多合适。”周老说：“为了写着方便。”也是，十几亿人学拼音，省下的小点点，就是恒河沙数。
我说：“我觉得字母比表意文字高级。”周老马上开始显摆自己的《世界文字发展史》，很得意地说：“这本书我写了40年。”我说：“搁现在，照您这种写法，副教授都评不上就该退休了。”翻着书里的鸟篆虫书，我问：“这些您都认识吗？”周老说：“写书的时候当然都认识，但现在，全忘了！”又说，“我给你讲个好玩的事情。玛雅文，我早就认出来了，也发表了文章。可是中华世纪坛前些年举办玛雅文化展，那么大的展览，就只把原文展出来，没有中文解释。我早就认出来了啊，他们不知道。哈哈！”然后就翻书，一个一个指给我看。好在玛雅文的常用词只有几百个，半小时也就看完了。嗯，以后可以吹牛，我也是学过玛雅文的人了。
某天忽然接到周老公子晓平先生电话，言近日流传周老若干言论，有些是老人说的，有些不是。老人无意成为问题人物，亦不主张暴力。媒体为求轰动效应，不惮乱写，可能会给出版者带来一些麻烦，特表歉意。我回答：多谢，目前尚无妨。周老言论无端遭人增饰，犹不忘体恤顾及出版者之处境，蔼然仁者之怀，令人感念。
周老的太太张允和于2002年8月去世，享年93岁。当时，我已经在他家楼前的办公室里坐班两年，近在咫尺，却无知无闻，缘悭一面。直到着手做周老的书，才逐渐接近。一天，周晓平先生随手送我一本书，说∶“这是妈妈的。”装帧设计都很精致的《曲终人不散》。说来惭愧，这还是我第一次全面阅读张先生的文字。果然闺秀，文笔和周老迥然不是一路。尤其《小丑》一篇，老人淡淡叙来，间以插科打诨，却看得我难过至极。
文章写某年的某个下午，家里忽然来了不速之客，搞外调。因为老太太对来客所询答以“不知道”，小将勒令∶“不许坐，站起来！”“给你五分钟，考虑考虑！”老太太只好从命，站立考虑。这样的情形，想来很多人的记忆里还都有残影……接下去老太太这样写道： “随后是抄家。外调人员走后，围观的半大孩子们一拥而入，打开小孙女的玩具橱，各取所需，一哄而散。踩倒了丝瓜架，踩坏了碧纱窗。忽然想起聂绀弩，他《题林冲题壁寄巴人》中有一联名句：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一字一顿，字字千钧。”
张允和出身世家，年轻时曾伴周老环游世界。聂绀弩的人生经历更是风云变幻、云谲波诡。有这样阅历和眼界的老人，一金刚怒目，一菩萨低眉，在面对种种“又向荒唐演大荒”的闹剧时，却不约而同，不由自主，穿越时空，一笑莫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笑”！
上面的感想曾被我写成小文发表，发表后，也曾拿去向周老献宝。记得当时，还带了一摞要求签名的书。本来不忍心劳动老先生，晓平先生说：“没关系，签吧，正好活动活动手指。最高纪录有一次一连签了40本呢。”所以每次去，我都会给老先生带点小零活儿。
坐定以后，周老看了眼稿子，说：“先签字，好把书拿走，省得堆在桌子上。”签完，开始看稿。等他看完，我说：“我觉得张允和先生的文字，比您写得好看。”周老侧着耳朵听清楚以后，忽然开始大笑，说：“她写的是文学性的，好看。我的不是。”话锋一转，“你喜欢语言学吗？我可以把我的书送你。”然后打铃叫人送一本书进来，认认真真签好字，给了我。我赶紧接过来收好，我可不想告诉他，这已经是他送我的第三本一模一样的书了。一篇小稿，忽然就打开了周老的话匣子。“你知道我为什么搞经济吗？因为当时我的老师说，你周围的人全是搞文学的。搞得好的不得了。你再搞也超不过他们了，你不要搞文学了。文学搞得再好，也救不了中国。不能让中国富起来。一个国家，要是人人都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国家就完了……你学经济吧。后来我去了美国。一看果然。美国的大学，要求学生，不能只读一个方向的书，文学书籍应该占多少比例，非文学书籍应该占多少……”
周老早年读书、留学日本，专业都是经济金融，然后一直在银行工作，曾派驻纽约、伦敦。他搞经济搞到一半，1955年忽然改行，去做文字改革、汉语拼音。这又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周老喜欢说一句话：“温故知新。”他温的那个“故”，比别人的“新”，都不知要长多少。忽然想，如果夕阳西下时分，周老偶尔回忆往事，首先会想起哪一段呢？30年代？50年代？70年代？周老还有句名言：“人生是场马拉松，不必在乎一时之长短。”让我非常信服，而且受益匪浅。不过我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首先，如何才能把自己的人生变成马拉松，而不是短跑。
古人言：“至化无方，至德有光。”就在这些随随便便的聊天里，我已如坐春风受益良多。曾有一位朋友问周老：您的名字是源于《圣经》的创世纪吗？周老答：“不是，中国古人也有叫这个名字的，比如归有光。”虽曾求学日本，任职美国，怀抱种种欧风美雨，但我经常会想，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大概也是这个样子。
2014年元旦前后，老人感冒住院，逐渐减少会客。今年元旦后，已经110岁的周老，身体依然康健，足以令人欣慰。1月下旬，却忽然传来周老哲嗣晓平辞世的消息，真是令人难过。经晓平先生之手，我与周老签过好几份出版合同，但由于我的磨蹭，至今仍有两种未见样书。曲未终，人已散。因为经常去周老家，遇到晓平先生的次数很多。每个周末，当时已届八十高龄的晓平先生，都要坐地铁，从中关村赶到朝阳门附近，来看父亲。有一次，周老指着晓平先生说：“他当我的儿子，真是倒霉啊。别人八十岁已经是老人了，可因为我还活着，他只能当孩子。大家也都拿他当孩子。”举座大笑。我当时签了周老一本书，张允和先生一本书，转头跟晓平先生说：“您也给我们写点东西吧。”晓平先生大笑，说：“我不会呀！”至今思之，如在目前。
（作者：廉萍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周有光《静思录》责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