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激辩集体经济（四）：从漆黑一团到回归客观

编者按

下文摘自第十二届（2014年11月）开放时代“集体经济村庄”论坛会议记录。刘民权、徐俊忠、曹锦清客观地评述人民公社的历史作用。

刘民权：客观看待人民公社的成就

这次会议的主题也是我长期以来特别关注的，我就围绕人民公社讲一下。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国外对我们的农村发展评价还是比较正面的。那时西方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乡村发展做得特别好，但后来我们进行了自我否定。之后，国外学者总体来说对于中国的人民公社时段的看法就非常负面了，以致于一些原来写文章赞扬中国农业发展的学者感觉被欺骗了，转而对中国的那段历史持批判态度。一时间，人民公社被看作漆黑一团。

人民公社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以至于现在还在影响我们国家的发展。人民公社的成就是非常大的，中国就是在那个阶段进行了大量的人力资本积累。

一是反映在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上。在2013年的开放时代论坛上，我们讲到了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今天我还要用到那些数据。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中期有了最大幅度的改善，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比第二个增加幅度最大的国家要多整整7年。这是根据别人的研究——不是我的研究——做出的结论。

那个时候主要的成就来自农村。60年代初毛泽东的一句话“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就有了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长足发展。当时所说的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方面的三大法宝是赤脚医生、三级医疗网、合作医疗。正是由于这些成就，我国到了70年代末期，平均人口预期寿命在发展中国家中出奇的高。

二是反映在教育方面。我们往往认为在“文革”期间，中国的教育被荒废了。其实，这也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那个时候我们的高等教育的确受了很大影响，但是基础教育，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在农村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做了一些计算（见表4，我没用原始数据，而是根据教育部运用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做的一个研究，再做了一些计算，尽管尽了最大努力来确保基于原始图表所获得的数据的准确性，但是仍然不能确保所列数字绝对准确），发现出生于1956年至1960年这一五年期年龄组的高中完学率，要比上个年龄组（出生于1951年至1955年）高整整12个百分点。我出生在1956年，我们之前的那个五年期年龄组的高中完学率还不到10％，我们组的则达到了20.77％。你想想，就只隔了5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表中所列的数据是全国的，但是实际上主要的成就来自农村，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人民公社体制有密切的关系，以至于在改革开放之后，高中完学率一下子降低了九个多百分点。

人力资本积累为什么特别重要？1978年后，我们进行了改革，改变了先前的发展战略，从自力更生转到依靠国际市场、依赖国外投资、引进海外资本。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人力资本，你怎么去搞呀？如果大家都吃不饱，瘦得皮包骨头，也没有多少文化，会拥有合适的生产技术吗？能够很快掌握这些技术吗？不可能的。实际上，影响了我们整个之后的发展过程，就是人民公社时期大量的人力资本积累。这是人民公社体制的成就之一。

成就之二就是劳动积累。所谓劳动积累，就是依靠大家的劳动，去修建道路和水利设施，以及整田平地。我们现在都没有系统的统计数据。上次在武汉开会，我向张路雄老师（他负责编纂了《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请教。他证实，没有这方面的系统资料，一是当时没有认真进行统计，二是即使有了统计，大部分也丢了。反正我们已经把那段历史给否定了，也就忘了吧！

以上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两个主要成就。但是，人民公社体制也确有问题。要我说的话，出勤没有问题，出力是个问题，也就是说“出工不出力”。这是个很普遍的问题，出勤是因为他要挣工分，但不等于说他就会出力。

有一次我跟一个英国学者交谈，他觉得这不可思议：为什么社员要出工呀？你不逼着他的话，他怎么想出工呢？我旁边一位中国同学就说：他不出工，哪来工分呀？他怎么活？实际上也就是这么回事。要仔细分析的话，这与劳动管理有关。那时我们的劳动管理跟不上，部分是因为当时农活的性质，也与没有推广合适的劳动管理办法相关。反正当时劳动管理不是很专业，以至于好多社员出工不出力，也即所谓的“磨洋工”。

依我说，实际上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不是全盘家庭承包。上世纪90年代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详细讨论过这第三条道路，今天就不展开讨论了。

1993年我去台湾考察，当时我的一个疑问是：台湾工业化过程非常快，工业化过程中农业怎么了？通过考察我获知，在工业化过程中，台湾农业仍持续高速发展。也就是说，一方面劳动力大量转移出农业，另一方面农业产量却持续提高。在一般情况下，若技术没有改变，而劳动力又转移出农业，也就是说投入减少，那肯定意味着产出也减少。实际上，台湾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叫做“农田重划”。从1961年始，一直到1970年，十年时间他们整治了大概40％的农田。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以至于他们后来的农地整治任务就较少了，基本上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

农地整治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一个经济的工业化进程把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工业，转移到城市，要确保农业产量不下降并持续提高，这就需要农业在技术和耕作方法上有很大突破。或者说，需要用资本去替代劳动，也就是农业机械化。但是，在原来那种土地情况下，地块既小又零碎不规则，道路泥泞且窄，极不方便任何农业机械和交通工具发挥作用。农地整治的一个功能就是长期促进资本—劳动力的替代。除此之外，短期内它还能够直接增加投入，比如说灌溉。还有，通过适量机械化，它使得兼职农民成为可能。在道路畅通、地块规则并大小合适的情况下，一个农民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只需利用比如下班空余时间，驾摩托车到相关地块把该干的农活干了，而这些在农地重划或整治之前，是不可能办到的。

台湾的农活主要是由兼职农民在做。在大陆东部地区以及不少其他地区，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这些地区不少依靠的就是人民公社时期大量的农地整治和水利建设积累。在农业生产责任制后，一段时间内农村大量的水利等基础设施失修。到80年代中期，中央开始重新重视这一问题，并推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由财政部领导。这一项目一直延续至今，每年财政部要投入大量经费来做农业综合开发工作。

我觉得，讲到人民公社时，绝不能忽视劳动积累。公社之后，我们也在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方面做了大量投资，但主要依靠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在人民公社时期，政府拨款很少，主要投入来自集体。要使更多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工业，同时确保农业的持续发展和农业产量的持续增加，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需要我们在农村和农业的基础设施投入方面做得更多。

徐俊忠：人民公社将巨大的人口压力变成了国家建设的重要资源

民权兄提出我们应该历史地对待人民公社这类存在，我是赞成的。你特别讲到通过劳动积累做出的贡献，这是评价问题非常重要的角度，包括农村合作医疗等等都是建构在人民公社这样一个体制之上。你刚才讲到我国的基础教育为什么那么普及，其中有个重要秘诀就是把教育放在人民公社，放在大队去办。这样的思路一下来，学校就办了很多。学校一多，教师问题怎么解决？就在农村里就地解决。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大队曾经动员我去当小学老师，我没有去。如果去了，我就可以在大队里记工分，有收入了。当时基础教育大发展，不是主要靠国家的投入，而是由公社来承载和支撑的，这也是一种劳动积累的方式。劳动积累确实对于当时中国的发展很重要。新中国伊始，除了庞大的人口规模之外，还有什么太多可以利用的资源呢？因此，那一代人就变着法子把巨大的人口压力变成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资源，走劳动积累的路子，搞人海战术。除此之外还能怎么样呢？民权兄讲到劳动积累没有统计数据，但即使如此，这个劳动积累的意义也实在是太大了。我给你们讲个例子，广东有个新丰江水库，它的储水量是139亿立方米，也就是说，假如中国有13亿人的话，每人有10立方米水在那里。我曾在那个县挂职县委副书记，在库区附近做调研才知道它的真容。水库总面积是1602平方公里，集雨面积是5740平方公里，蓄水面积为370平方公里。现在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万绿湖水库。它是1958年7月动工的，1960年9月就发电运行了。投资多少呢？连同三期加固工程和移民安置费，就是2.1亿元，不算加固工程就是1.1亿元。如此巨大的工程，连同移民安置，仅用1.1亿元就完成了，如果不是劳动积累，哪有这么个东西呢？

曹锦清：人民公社提供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劳动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

刘民权老师讲人民公社时期积累的问题，好像把一个最重要的积累遗漏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第二个才是劳动积累，几万个农田水利设施，第三个是人力资本积累，这样就比较完整地表述了前三十年到底干了什么。人民公社制度既要实行社会主义平等，还要完成快速赶超工业化原始积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面讲，搞新民主主义就是把农业国转为工业国，所以第一届人大就提出“四个现代化”，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都是提“四个现代化”，转为工业国，所以工业化原始积累，我们内部积累的东西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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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