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翻译】中国对人类与地球的危害：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与出口草甘膦

作者：何美芸博士翻译：人民食物主权翻译组校对：人民食物主权翻译组 阿废

【译者按】　　中国持续多年进口5000-7000多万吨转基因大豆，某些人士别有用心故意误导为“让中国节省四亿多亩土地”！对此首先必须强调：此说法忽略了影响中外的多方面严重问题，其中包括：对中国作为世界大豆原产地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对原先大规模轮作种植大豆等其他作物农田的生态影响；中国成为草甘膦世界第一生产国与第一出口国与越来越大规模进口转基因大豆，推动西半球大越来越大规模改种转基因大豆；“化学浸出”加工转基因豆油与大豆蛋白添加食品及其健康影响等。因此，中国持续进口巨量转基因大豆与巨量出口草甘膦，不可以片面视为解决国内大豆需求与扩大进出口贸易的办法，更必须全面分析其对世界粮食安全、人类健康及地球生态的影响。
　　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11月12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时，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15日发表就职演说时，也提出中华民族应当“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对中国持续进口巨量转基因大豆相关巨大多因素复杂问题进行分析时，首先必须搞清楚这样做构成中国对世界粮食安全、人类健康及地球生态是作出“较大的贡献”，还是构成“重大的危害”？英籍华人何美芸博士这篇文章，到目前为止，是综述所有这些方面问题最全面、最深入、最精彩的剖析报告。中国持续越来越大规模进口转基因大豆，促成“对整个西半球而言，大豆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小麦或玉米的种植面积”这一事实，尤其值得良知尚存的所有人士深思！

译文

　　中国拥有全球草甘膦产能的70%，其中超过80%的草甘膦出口海外，主要出口至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这些国家继而又向中国出口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过度喷洒草甘膦已经导致转基因大豆种植国家的人类与野生动物患病，同时导致中国十多亿人口受到毒性转基因大豆的毒害。

国际非政府组织呼吁中国停止生产草甘膦

　　世界卫生组织重新分类草甘膦为“可能的致癌物”后，不同国家十个非政府组织联名发表致中国人民、习近平主席与李克强总理的一封《公开信》，呼吁中国停止生产草甘膦。[1]这封信被翻译为中文并在国内公布时，又有7家非政府组织签署了这封信。《公开信》被广泛阅读、转载，在中国国内获得巨大支持。

（中文《公开信》由人民食物主权翻译，回复关键词“公开信”或点击

http://shiwuzq.com/food/rights/system/2015/0519/2058.html）。

　　事实上，中国掌握着草甘膦的未来。草甘膦是世界使用量最大的除草剂，不仅在转基因作物农场使用，也作为干燥剂在非转基因作物上使用。它还被用于市镇居民区与商业区，公园和家庭花园。尽管有压倒性证据表明草甘膦的危害，但由于孟山都与监管机构合谋弄虚作假，他们谎称草甘膦对人体和动物无害。[2]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草甘膦生产国与出口国，产量继续增长

　　中国是全球最大草甘膦除草剂生产国。至2015年初，中国已经占据全球草甘膦总产能的70%，目前产能超过80万吨[3]。中国草甘膦产量近年剧增，2013年增加约20%，达到50.9万吨，其中44.2万吨（超过80%）出口，国内消费量维持在5万吨左右。

　　湖南省农药工业协会秘书长汪建沃说，中国拥有超过全球50%以上的草甘膦原料药市场占有量，可是高附加值的草甘膦除草剂市场占有率却不到20%。这使中国草甘膦行业处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地位。“产能严重过剩、无序竞争，以及监管趋势是行业受损。”

　　兴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俊震说，中国80%以上的草甘膦出口到6个国家，其中前三位分别为美国、巴西、阿根廷，占出口总量的55%-60%。

　　2013年，孟山都授权中化国际成为农达草甘膦除草剂在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独家经销商[4]。此后，中国进一步获得了孟山都农达除草剂在远东6个国家的独家经销权——印度、菲律宾、泰国、越南、巴基斯坦与孟加拉[5]。

　　近年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农药管理政策，目标是集约化生产、提高竞争力与实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一批中小规模企业在2013年关闭，被更大的企业取代[6]。至2013年底，17家公司所生产的草甘膦就达到64.7万吨，产能还将继续扩大。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积极增加其国际市场份额。2013年，中化国际获得了孟山都在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农达经销权。2014年，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对总部位于美国爱荷华州的阿尔堡(Albaugh)公司注资14亿元人民币，为其进入世界草甘膦第二大经销渠道奠定基础。同样在2014年，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了草甘膦生产企业湖北泰盛化工有限公司，计划在巴西建立草甘膦直销渠道。同年，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研制了草甘膦颗粒剂销往南美洲阿根廷等国。

中国大豆进口的现象性增长与谷物自给自足

　　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1995年之前一直自给自足。但自那以后，中国大豆进口剧增，从1996年进口110万吨到飙升到2014年进口7140万吨[7]。这一切如何发生？

　　世界资深观察家和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指出，这一切可以追溯到1994年。当时，《华盛顿邮报》展望专栏转载了他的一篇文章《中国如何能让世界挨饿》，这在北京激起了一场“政治风暴”[8]。农业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副部长万宝瑞谴责了这篇文章，说技术进步将使中国人民能够养活自己。紧接着政府策划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质疑布朗的发现。

　　然而，中国领导人在评估形势后，决定倾尽全力保持粮食自给自足，这是1959-1961年大饥荒造成大批人饿死之后中国领导人一直坚持的基本政策。为了集中精力与资源在粮食生产上，他们决定放弃大豆的自给自足——尽管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国。这一影响是巨大的。1995年，中国生产和消费近1400万吨大豆。到2010年，中国仍然生产1400万吨，但是消费量已接近7000万吨大豆，大部分用作牲畜与家禽饲料添加。如今中国大豆消费五分之四依靠进口。并且进口量仍在增加（参看图1）。

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大豆主要进口国单位：百万吨

　　不仅如此，布朗还写到，中国决定进口大量大豆“导致西半球农业结构的调整，西半球是唯一能对如此庞大的需求做出响应的区域”[8]。这导致美国种植大豆的面积超过小麦；巴西种植大豆的面积超过所有粮食作物的总和；而阿根廷种植大豆的面积达到所有粮食作物面积的两倍，使其迅速成为一个单一种植大豆的国家。

　　对于整个西半球而言，大豆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小麦或玉米的种植面积。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目前的大豆产量占全球80%，出口量占近90%；其中约60%出口至中国。尽管布朗没有提到，这些大豆绝大多数是抗草甘膦（农达）转基因大豆。中国自1997年便开始进口转基因大豆[7]。

　　这形成了恶性循环。2000年孟山都的草甘膦专利失效后，中国放弃大豆生产转而大量投资生产草甘膦。大部分草甘膦出口至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这些转基因大豆生产大国，草甘膦被喷洒到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上又出口回中国。过度喷洒草甘膦已导致转基因大豆生产国的人与野生动物患病（更不用说砍伐掉的的数百万公顷天然森林与毁掉的自然草原），同时导致十多亿中国人民遭到毒性大豆的毒害。正如全球非政府组织致中国人民的《公开信》所说的，中国掌握着世界健康的未来，只有中国能够打破这个正在摧毁人类与地球的恶性循环。

　　有迹象表明转基因所剩的日子不多了[9]。全球抵制转基因已经让孟山都利润急剧下跌；在美国，农民们前所未有地正放弃转基因作物；转基因作物无论老品种还是新品种全都陷入失败，而有机与非转基因市场正在蓬勃发展。在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将草甘膦分类为“可能的致癌物”，触发新一轮禁止与限制呼声（详见后文）。转基因是草甘膦用量上升的主要因素。而除了转基因，也有迹象表明草甘膦世界贸易可能在自身多重毒性证据的重压下垮塌，致癌性仅仅是这方面原因之一。

草甘膦抗性杂草是日益凸显的全球性问题

　　据一位趋势观察家评论，这段时间，草甘膦抗性杂草及草甘膦安全性问题令中国对除草剂不再那么乐观[6]。《除草剂抗性杂草国际调查》[10]列出了全球246种抗性杂草，它们对157种不同除草剂产生抗性，影响66个国家86种农作物。目前，25个国家出现了35种对草甘膦产生抗性的杂草；其中美国14种，澳大利亚10种，阿根廷7种，巴西6种。随着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引入，草甘膦抗性杂草也迅速出现（参看图2）。

图２转基因作物引入后草甘膦抗性杂草在全球范围内的增加

　　转基因作物是造成草甘膦用量增加及草甘膦抗性杂草出现最重要的因素。至2012年底，仅在美国就有6120万英亩的农田（49%）（种植玉米、棉花与大豆）出现草甘膦抗性杂草，与2011年相比增加了51%[11]。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草甘膦抗性杂草的农场数目也在增加：2010年，仅12%的农场有报道，两年后已经达到27%。

　　到目前为止，草甘膦抗性杂草尚无满意的解决方案。专家建议将草甘膦与其他除草剂混合使用，将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轮作，同时种植多重农药抗性重叠性状作物[12]。然而，多重除草剂抗性杂草也已很常见，包括对草甘膦产生抗性的杂草[13]。使用多种农药以及多重农药抗性重叠性状转基因作物只能使问题更加严重。

安全问题或许是转折点

　　那位趋势观察家的评论中唯一提到的安全问题[6]是草甘膦除草剂在斯里兰卡和萨尔瓦多等国导致的致命性肾疾病流行病[14]。在受到影响的国家中，萨尔瓦多在2013年就对草甘膦除草剂全面禁绝。斯里兰卡曾禁止草甘膦，但迫于产业界的压力很快又撤销了禁令；然而斯里兰卡的新总统刚刚颁布了一项立即生效的禁令，禁止草甘膦进口[15]，而阿根廷与巴西对草甘膦除草剂的禁令正在等待实施。

　　上述评论[6]是在世界卫生组织重新分类草甘膦为“可能的致癌物”[16]之前四个月提出的；这项决定激发了全球政府要求禁绝草甘膦的新一轮要求。

　　世卫组织的决定影响巨大[17]，这一影响将在未来更加凸显。这很可能是草甘膦除草剂在全球主导二十年后的转折点。

　　草甘膦生产者应当迅速采取措施去支持真正的可持续农业，首要的一步是修复受草甘膦污染的农田[18-22]与水[23]，随着不断凸显的证据证明草甘膦对人类与星球的毒害，如何修复已经成为日益活跃研究领域。

　　中国也需要从全球其它地区人类的角度着想，认真反思自己的粮食安全政策[24、25]：尤其是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的有机非转基因农业，减少肉类消费，发展草饲家畜的养殖以生产健康肉，并恢复大豆的自给自足。

　　我在此感谢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前顾问陈一文，协助为本文提供了关键性信息。

【参考文献】
1. John B，《威尔士拒绝转基因》组织等，十个非政府组织要求中国停止生产草甘膦以保护世界健康。Science in Society 66, 18-19, 2015.（http://shiwuzq.com/food/rights/system/2015/0519/2058.html
2. Sirinathsinghji E. 农达综述揭示从农场到诊所再到实验室研究的融合模式，Science in Society 65, 28-30, 2015.
3.草甘膦高烧不退,该怎样对症下药，中国化工报，2015-01-05（中文）http://news.chemnet.com/detail-1245962.html
4. 孟山都指定中化集团为澳新市场草甘膦独家经销商，世界农化网，2013-07-03（中文）http://cn.agropages.com/News/NewsDetail---4811.htm
5. 草甘膦销量创历史新高，中化国际农药业务同比增加7%，中国农药网，2015-05-05（中文）http://www.agrochemnet.cn/news/detail-20150505-55128.html
6. 草甘膦趋势洞察，Grace Yuan，世界农化网http://news.agropages.com/News/NewsDetail---13358.htm
7. 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引用报道：转基因大豆进口始于1997年 共有8种大豆获批，对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于发的采访，《北京晨报》，2013-06-14 （中文）http://news.sohu.com/20130615/n378873400.shtml
8. Brown LR. 美国能否养活中国？B计划，2011-03-23，地球政策研究所http://www.earth-policy.org/plan_b_updates/2011/update93
9. 何美芸，终结转基因。Science in Society 66, 2-7, 2015.
10. 除草剂抗性杂草国际调查，2015-05-21http://weedscience.org/
11. 草甘膦抗性杂草加剧，Kent Fraser, Our Blog, Stratus Ag Research, 2013-01-25http://stratusresearch.com/blog/category/weed-resistance
12. 农资零售商对除草剂最佳管理实践发挥关键作用，Michael Reidy, Our Blog, Stratus Ag Research,http://stratusresearch.com/blog/ag-retailers-play-a-critical-role-in-best-management-practices-for-herbicid/
13. 多重除草剂抗性杂草的未来挑战，农作物观察，布拉斯加-林肯大学，2015-05-22http://cropwatch.unl.edu/archive/-/asset_publisher/VHeSpfv0Agju/content/multiple-herbicide-resistant-weeds-and-challenges-ahead
14. Sirinathsinghji E.斯里兰卡因致命肾疾病流行病部分禁止草甘膦，Science in Society 62, 2014.15. 斯里兰卡总统下令禁止进口草甘膦立即生效，Colombopage.com，2015-05-22http://www.colombopage.com/archive_15B/May22_1432308620CH.php
16. 何美芸与Swanson N. 世界卫生阻组织最新评估，草甘膦是“对人类可能的致癌物”。Science in Society 66, 16-17+23, 2015.
17. Sirinathsinghji E.世界卫生组织将草甘膦分类为可能的致癌物的影响。Science in Society 67，2015-06-10
18. Moneke AN, Okpala GN and Anyanwu CU.用四个稻田细菌隔离物对草甘膦除草剂体外生物降解。非洲生物技术杂志，2010, 9, 4067-74.http://www.ajol.info/index.php/ajb/article/viewFile/82570/72733
19. Kolawole OA and Akinsoji AO.用农业土壤细菌隔离物的草甘膦除草剂生物降解。报告与观点，2011, 3, 124-8.http://www.sciencepub.net/report/report0301/16_3740report0301_124_12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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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man A, Adel-Megeed A, Suliman A-M A, Sadik MW and Sholkamy EN.用Riyadh区域除草剂污染土壤中分离的真菌菌株降解草甘膦。当代国际微生物学与应用科学，2013, 1, 359-81.http://www.eajournals.org/wp-content/uploads/Biodegradation-of-Glyphosate-by-fungal-strains-isolated-from-herbicides-polluted-soils-in-Riyadh-area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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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何美芸，Burcher S, Lim LC et al.食物的未来，现在就要有机、可持续、无化石燃料，ISIS/TWN, London/Penang, 2008,http://www.i-sis.org.uk/foodFutures.php
25. Herren H.绿色革命外的农业：塑造我们要的未来。Science in Society 64, 44-47, 2014.

本文转载自The Institute of Science In Society“社会科学研究所”网站http://www.i-sis.org.uk/full/China_to_Devastate_People_and_PlanetFull.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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