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台湾学者金宝瑜教授一直关注中国大陆农业的发展和变化，她在《中国农业与中国农民──长期可持续发展之研究》中，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大陆农业与农民问题，比较了改革前后两个时期的农业政策。原文较长，我们截取其中一部分分享读者。 农业生产现代化与农田基本建设是相互联系的，如果没有农民辛勤工作改良土地，就不可能应用诸如拖拉机、耕耘机、收割机、播种机、移植机等农业机械，而且灌溉系统也不可能从人力挑水改变为电力灌溉。 人民公社时期之所以能达成这些成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工农联盟的发展策略。任何国家在工业化的初期都必须要将剩余（surplus）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意即，不发达国家必须靠农业的剩余来对工业进行初始投资。换句话说，为了使工业部门增长就必须「剥削」农业部门。对许多不发达国家和改革后的中国来说，问题在于从农业部门移出剩余的时间持续得太久了。如果农业部门在初始时期之后没有得到重新补充，就不会有足够的资源进行生产现代化。 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头三十年里，在工农联盟的发展策略之下，国家所推行的政策是逐渐减轻农业部门的负担，并且随着工业部门的增长，国家也重新补充了现代的农业投入。表二显示了1957与1978年间农业税占国家总税收的比例趋于下降，而国家在农业上的开支占国家总开支的比例是趋于上升，对农业部门来说，交易的条件变得更加优惠。再者，在国家对全部重工业的投资中，对生产农业投入品的工业（诸如拖拉机和其它农机）的投资所占的比例也趋于增加。国家以越来越低的价格将农机卖给公社与生产大队。价格的降低才使得不同层级的乡村生产单位能够购买这些投入品以将生产机械化。除了这些来自国家的贡献之外，还加上农民极为辛勤地工作，如前所述的农田基本建设与其它土地改良工程。这意味着公社与生产大队取用它们的公基金并将劳动力从农业工作中转移出来，用于建设它们的未来的投资。 除了这些大型的农业机具之外，在中国农村中也采用了一些简单的机械来取代打榖或加工所需的人力。例如，一个公社拥有并经营的碾米厂便以处理机取代了手工捣米，并且将加工一吨米加工所需的人时（man-hours）从400缩减为10（Eckstein，1978：89）。 乡村工业化是农业生产现代化的一部份。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为了推进了中国乡村地区的工业化，但是大跃进期间开始的工程与工厂无法持续下去。当时没有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大跃进的许多工程进行得太过匆促。另一个原因是1959-1961年的欠收（即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当时中国遭遇了旱灾与水灾。我们需要一提的是，当今大跃进已经被一些人加以妖魔化的严厉谴责。有一群中国「学者」花了许多精力，极力想「证明」大跃进时期吓人的死亡人数。大跃进时确实犯了错误，在一些地方的确发生了饥荒，有许多人死亡，然而这些「学者」宣称有三千到五千万人死亡却是非常夸大的，是完全不确实的[10]。 到了1960年代中期，农业生产开始急遽增加，许多从前被关闭的作坊与小工厂被重新启用并开始繁荣发展。在初期有五种小型的乡村工业──肥料、水泥、小型钢铁、农业机械与发电站。随着农业生产采用了更多的现代的投入品，附近的工厂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供应系统。这些工业使用当地的原料，例如水泥工业，省下了昂贵的运输成本。农业机械厂提供实时的维修服务。农民尝试错误、反复摸索，才逐渐成功地建立起这些工业。随着这些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整批新的技术人员。因此，乡村工业化从原本的五类工业开始，扩展到食品加工和其它农产品加工，制造脚踏车与其它轻工业产品，生产纺织品以及纺织工业所需的机器，以及生产各式各样的其它工业产品。 根据1975年访问中国的美国农村小型工业代表团的纪录，当时中国的农业机械制造工业很有活力，其产品与制程都不断地改进与升级。因此，国家把较简单的机械，转移给公社和生产队所拥有与经营的工厂进行生产。据这个代表团观察，这些工厂：「日益进步，能够克服更多的生产问题。」（Perkins ed.，1977：119）代表团也肯定乡村工业化已达成的一些其它目标，诸如降低了都市化的速度，克制了对外国科技的依赖，缩小了城乡之间、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之间在社会与经济地位上的差距。而且，代表团还肯定这样的发展有助于将技术能力扩散到整个乡村人口中（Perkins ed.，1977：116）。因此，大跃进给了农民工业化的挑战，而农民不仅克服了此一挑战，而且还大大超越了它。 根据一个知名的中国经济专家埃克斯坦所说，1950年代的中国在都市仍有失业的现象残存，在乡村仍有就业不足(under-employment) 的情况，尤其是在冬季农活稀少的时期。埃克斯坦在他的文章中说，工业、交通以及其它部门的快速扩张解决了都市的失业问题，而乡村的农田基本建设则吸收了乡村地区就业不足的人口。埃克斯坦也说，大跃进是第一个有系统、有意识、全力以赴地利用劳动（中国充裕的生产要素）来创造资本（中国稀缺的生产要素）的运动。他还认为，虽然大跃进由于许多计划与执行上的错误而失败了，但是大跃进的概念作为一种发展策略，非常适合中国的要素禀赋（意即劳动充裕而资本稀缺）（Eckstein，1978：88）。 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的乡村地区很少有失业或就业不足的迹象。如前所述，中国农民一年的平均工作日，从1950年代中期的119天增加到1970年代中期的250天（Rawski，1979：7-8）。美国农村小型工业代表团发现，中国农民并不害怕农业机械化可能会造成失业。相反，他们始终发现「中国人将机械化视为一个有效的工具，可以增进劳动生产力并将劳动力释放到更有生产性的工作中。」（Perkins ed.，1977：118）事实上，到了1970年代中期，许多乡村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工厂在耕种与收成的农忙季节必须停工，让工人可以到田里协助播种和收割。 农业现代化的另一个方面是作物品种的改良。在人民公社建立之后，公社与中央政府设立了四万多个的农业技术推广与改良站（agricultural technological expansion and improvement stations）[11]。这些改良站的网络遍及整个乡村地区，并且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吴国宝，2000：181）。 据一位农业专家托马斯˙维恩斯（Thomas B. Wiens）所言，中国之所以能够快速地改良作物品种，靠的就是这些位于不同气候区域的技术推广与改良站之间的合作。他说： 杂交稻米异常快速地由育种进入大规模生产，这是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显示中国在将作物培育成果加以推广的速度上，有能力比其它国家快上好几年。在热带以外的大多数培育计划从开始杂交到大规模生产需要八到十年的时间，因为传统育种通常需要经过六到七代的杂交与选择过程，才能使杂交种籽的特性稳定下来，然后在试种中进行评估，最后才是大量繁殖、宣传与说服农民采用。中国已经组成了一个选种体系，每年可以生殖三代，这个体系通常包括三个改良站，一个在原产地省份，另一个在南昌（江西省），第三个在热带的海南岛。……再者，透过「四级研究网」（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建立，中国已逐步发展出一个体系，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同步稳定、选择适应当地条件的种籽、鉴定以及大量繁殖（Wiens，1978：680）。 在人民公社制度之下的二十年间，中国能使其农业生产现代化的原因有几个。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公社与大队发动农民，投入了难以置信的大量劳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农民极勤奋地将心血投注于他们的未来与中国农业的未来。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公社、生产大队与生产小队将农业的剩余储存为公积金，然后把公积金投资于向工业部门购买农机和其它现代的农业投入品。最后不能忽略的原因是，国家推行了工农联盟的发展策略。在初始的几年之后，国家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减少从农业部门移走的剩余，并且尽可能地提供金融资源和农业生产与现代化所需的工业产品，重新补充农业部门。 如前所述，国家在改革之初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造成农民收入的快速上升。然而，与此同时，国家降低了对农业开支的规模。从1979年至1981年，国家总投资中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比例从11.6%下降到只剩6.8%[12]（Perkins and Yusuf，1984：14）。杨兰举等也指出，国家对农业的投资从改革前二十年到改革后二十年之间是逐渐下降的。他们在其文章中说，从1950至1970年代，中国已经建立了大规模的灌溉工程，农业生产的条件有了显著的改善。他们还指出，近年来基本建设逐渐减少。他们提出数据来支持他们的说法。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即1961-1980年间），在国家用于基本建设的总开支中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开支的比例，在这几个五年计划中分别是11.3%、10.7%、9.8%与10.5%，但是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的开支的规模比例，在第六、第七与第八个五年计划（即1981-1995年）中却大幅下降为6.2%、3.2%与3.0%。他们认为，投资大幅减少使得先前建立的84000个蓄水池中有三分之一在带病运行。（杨兰举等，1999：75）。 在公社瓦解之后，农业生产的责任转回到个别农户身上。较高的收购价格增加了农民的短期收入，但是国家急剧减少对基本建设的开支，已经而且还将破坏农业的长期发展。还有，由于人民公社之下的三级所有制的崩溃，对未来进行计划（如保留公积金进行投资）、进行生产、组织劳动力进行基本建设工作等种种功能都不复存在。在公社时期，许多公积金来自于公社与大队拥有的工厂，但是随着这些工厂被私有化，许多个人一夕暴富，并且将其财富再投资于他们自己的生意上，同时兴建豪宅、奢华挥霍。农民因较高收购价格得到了较多的收入，也盖起了房子。结果，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减少的同时，并没有私人的投资来代替。因此，农业改革促使农业剩余转用于提高（特别是少数富有的）农民当前的消费，而不是投资于未来；中国乡村地区出现短期的荣景，同时，农业的长期基础则开始崩坏。 公社时期所有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条件，在改革之后都消失了。最近15至20年间，中国的GDP增长极快，平均每年增长10%子。在这期间，整体来说中国的经济产生了过度投资的问题，投资数额超过中国GDP的30%。中国大力投资于城市中与城市周边的各种基础建设──高速公路、大型住宅大楼与商业大楼、机场、观光景点、购物商场，更包括了建立一个新的城市，如上海附近的浦东。这些新的基础建设中有不少很的利用率很低。然而，这二十多年来，中国却忽略了对农业生产所需的基础建设进行投资。另外，政府在大量投资于出口制造业的同时却相对减少了它对与农业相关的投资。而私人部门则对投资农业基础建设兴趣缺缺，因为这类投资是长期的，且预期报酬率低。 中国农业专家陆学艺证实了杨兰举等人的观察，指出中国农业有投资不足与去机械化的问题。他说，在1980到1986年间，有机械耕作的土地减少了11.1%。他还说，在农业改革开始一段时间之后，灌溉、排水系统与其它农田设施开始因为缺乏维修而失效。而且，1980年以后就没有再建造大型的蓄水池了。陆学艺也指出农田的有机成分下降（陆学艺，2002：5）。先前由生产大队与公社购买的农业机械已经老旧，而个体的农户却没钱投资买新农机。 再者，在某些人口向来稠密的地区，如长江三角洲（Yangtze Delta），在改革期间土地被划分为细小的长条状出租给个体农户，然后随着人口增长又再被进一步细分。结果便形成了不再能使用大型农机耕作的极小的长条土地。农民倒退回去使用旧的农耕方式，各自使用简单的农业工具耕作，就像在集体化之前那样。怪不得农民会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个晚上回到解放前。」 在中国的中部与西北部，每块的土地面积约为1亩，主要的农作物（小麦与玉米）仍然使用联合收割机收割。在这些地区，投资联合收割机的私人会在收割季节开动（或雇驾驶）收割机，一块一块田去收割，收割1亩要价40-45人民币。在收割季节里，联合收割机的拥有者可以赚得上万元人民币，扣除成本之后利润甚丰。2003年的一部纪录片「（Iron Reapers）」呈现了，在收割机难以到达的地区，有许多贫农在收割季节充任手工收割者。这些农民必须与机器竞争，1亩降价到35元人民币。许多农民离家搭上长途巴士，带着他们的手工具去收割小麦。纪录片显示他们顶着大太阳一天做12个小时，平均一天收割1.5亩，以这么精疲力竭的工作换取大约45元人民币。他们有时也会几天都找不到工可做。这样在整个收割季节之后，每个人带回家的不到200元人民币（Iron Reapers，a documentary，2003）。 中国政府了解农业缺乏投资的严重性，并试图透过金融机构增加农业贷款。2001到2005年间，农业贷款倍增，从600亿美元增加到1450亿美元[13]。然而，这些贷款绝大部分是低于1000美元的小额贷款，而且贷款机构并不确定这些贷款被如何使用（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http://www.ers.usda.gov），但是看来它们并不会被投资于长期的基本建设。 中国的农业将会继续恶化，因为它急需更多投资。在第十一五年计划中(2006-2010)，中央政府承诺要给予农业大幅增加投资，但成果如何要看未来几年的执行才能作初步评价。但是再改革后的二十多年中，在农地分配给个体农户后，国家降低了对农业的投资的，公社时期进行的农业现代化便终止了。如前所述，个体的农户没有能力与动机投资大型的农业机具。再者，人民公社的瓦解之后，便无法再像先前大队与公社那样组织劳动力进行密集而广泛的土地改良工程。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乡村地区会出现大量失业与就业不足的问题。 主要依赖体力劳动的小规模的耕作意味着劳动生产力低且收入低。由于不再进行土地改良工程，农民便使用大量的化学品来增加产量。但是农民这些短期的办法已达极限，而且已经损害了土地的质量，引发更多长期的问题。农民的收入在改革初期有所增加，但之后便由于农产价格不稳定且经常滑落、农业投入品价格上升、税赋提高等因素而受到挤压，甚至中国的农产市场还将进一步受到外国进口农产品的冲击。乡村许多家庭因为各项福利的撤销，而生活非常困难，必须依赖家庭成员进城打工的收入。近来中央政府提高收购价格并减免税负是会有些帮助，但是这些措施无法解决小规模耕作的问题：劳动生产力低，而且缺乏使农业现代化的长期投资。人民和国家、地区的自决权
生产者的自决权
消费者的人权
生态多样性的权利反抗的权利
文章来源：中国农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