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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17年5月18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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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以“暖不起来的棉花”为主题报道了山东德州夏津县今年开春棉花种植的凋敝景象，然而，节目的真正用意并不在解决棉农的困境，而是说服普通棉农自行转型或退出，并为资本主导的土地流转与大规模机械生产摇旗呐喊。
自2014年国家取消棉花临储，棉花价格便遭遇大幅下跌，尽管，相关补贴政策也随之出台，但是棉农的植棉效益依然大打折扣。2015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 资料汇编》显示，全国棉花主产省份均呈现出亏损状态，全国植棉平均成本利润率为-30.13%。棉农亏损与国家政策变化以及进口棉对于中国棉花价格冲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还体现了中国农产品经历市场化改革后，普通农民在与大市场之间的博弈中所处的极其劣势的地位。
本文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转基因棉种也是造成棉农利益损害的重要因素之一。转基因棉种打着减少虫害和扶贫减贫的旗号大举进入，然而，事实证明，一方面，能够负担转基因棉花高额种植成本的种植户大多处在中农及其以上的，而非贫困农户；其次，转基因棉种只针对特定时期的特定虫害，却无法抵抗次生虫害，农民最终还得喷洒农药，既造成了对土壤与自然环境的破坏，又增加了棉农的成本。因此，彻底解决当下“棉贱伤农”的问题，绝不是依赖市场将小农户淘汰以推广有利于资本的大规模机械生产，而是亟需探索一条新的既真正保障普通棉农的利益又能通过生产合作的方式提高效率、并且环境友好的道路。正文
近日，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以“来自春耕一线的报道，暖不起来的棉花”（以下简称暖片），描述了山东德州夏津县今年开春棉花种植的凋敝景象。在这个鲁西北享有“银夏津”之称的棉花生产重镇，从2014年国家取消棉花收储政策之后，棉价开始随行就市，大幅下滑。去年，种棉花30年的王以双大叔每亩棉花只挣400多元，37亩棉花地，一年利润加上棉花补贴，还不足2万元，远不如在外面随便打个工赚得钱多。节目中指出全球经济下滑，纺织出口减速是造成棉花价格下跌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央视记者的用意不在于指出市场的残酷和不公，或要求国家正视“三农”问题。相反，节目想“给王以双这样的传统种植户提了个醒”，要适应市场，接受“通过倒逼机制来提升产业的活力”的大潮，用夏津县县长的话来说，就是在引进良种的基础上，鼓励大户进行土地流转，实行机械收割，以提高夏津棉花竞争力。 这样一套以提升竞争力来淘汰小农的话语耳熟能长，大概已成为许多观众不假思索的常识和真理了。可是，用大农来消灭小农是否就能解决棉花危机？这样的话语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问题是什么？ 暖片自始至终没有提到的是，夏津棉农种的几乎可以肯定是转基因棉花。2014年中国转基因棉花的采用率从已从90％提高到93％。[1] 山东省只种植转基因棉花，农民要向种非转基因棉花，恐怕连种子都找不到。[2] 回顾历史，山东省一直是全国的优势棉花产区。1980－1991年产量连续12年居全国首位，面积、产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左右。之后7年由于棉铃虫害肆虐，棉花种植大受冲击。[3] 当时，美国孟山都公司刚在1996年取得了转基因保铃棉棉种的专利权，马上迫不及待地赶往中国，于次年和河北省农业厅下属的河北省种子站以及岱字棉公司合作成立了第一个生物技术合资企业，将保铃棉棉种引进中国。由于各地的政府强制推行，如河北政府要求每个学生都要买一包保铃棉种带回家，保铃棉迅速占领市场。[4]不过，由于孟山都的种植抗虫棉类型单一，水土不服，没过几年就被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自主研发的BT+CPTI双价抗虫品种所取代。国产转基因抗虫棉占有面积从1999年的5％提高到2011年的98％。[5] 山东省的棉花生产在“十一五”期间，全省棉花面积、产量占全国15％，位列新疆之后居全国第二。2014年，植棉面积59.29万公顷，占全国14.05%; 棉花总产66.5万吨，占全国的10.79%。[6]可是，这些光鲜的数字是否就证明了转基因技术是成功的？ 转基因棉花是一项扶贫技术？ 今年是转基因棉花投产20周年，挺转人士一直不敢提的是，转基因当初信誓旦旦的两项重大承诺，根本没有兑现，一是转基因棉花是一项扶贫(pro-poor)技术，其推广可以让小农摆脱贫困之路。二是转基因棉花能减少杀虫剂的使用，因此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法宝。[7] 暖片已经不自觉地揭穿了这两个谎言。 关于转基因的“扶贫”作用，我们从影片中可以看到，棉农王以双远远不是贫农，至少是中农，他每亩地成本高达1100多元，包括物料成本（化肥300元和农药70元）370元，人工将近900元（拾棉花300元、施肥300元，修棉、打杈枝300－400元）。他的37亩地，单是成本就达到近4万元。在转基因棉花种植这一行业，王以双并不是特例。据统计，内地棉农每亩棉花的实际支出达1335元。[8]在山东省，2011－2014年，每亩棉花的成本为1787元(26805元／公顷)。全省每公斤皮棉生产成本达22.71元，平均植棉纯收益为-1267.5元。[9] 表一显示全国棉花种植的物料成本逐年上升，而利润波动较大。利润在2010年达到峰值984远，可是到2013年和2014年都跌到负值。在2010年达到以目前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这一绝对贫困线来推算，转基因棉花种植的对象显然不是贫困阶层。 表一 棉花成本收益情况 （1990年－2014年）
可是，棉农收益低，不代表棉花这个行业都不赚钱。在产业链的上游，种子、化肥和农药公司都争相剥夺农民的剩余。在下游，由于农民摘的棉花是籽棉，必须经过加工后去掉棉籽成为皮棉，才能卖给棉纺织企业。事实证明，棉农的收益要大大低于加工企业的收益。2011－12年，棉农交售一吨皮棉实际收益约为260元，而加工企业每吨收益在1000元以上。[10] 转基因能棉花减少杀虫剂的使用？ 上述如此高的物料成本，使我们不免对转基因棉花的第二个重要承诺产生怀疑。转基因棉花是否能够减少杀虫剂的使用？暖片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是，王以双种棉花一共喷了12次农药。有心的观众不免纳闷，转基因棉花的原理不是把苏云杆菌病毒植入棉花种子中，起到“内置”杀虫剂的效果，而免去“外用”杀虫剂吗？ 在“抗虫棉”刚普及的几年，棉铃虫确实基本得到控制。可是，抗虫棉的种植和杀虫药使用量下降虽然同时发生，但这并不表明两者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11] 有观察指出，农民使用农药减少，很可能只是因为推广人员向他们说，种子本身抗虫，因此不需要使用农药。而不是因为农民观察到Bt种子有抗虫效果，才不喷农药的。有学者发现，有不少农民种了抗虫棉后，仍然喷洒高剂量杀虫药的。[12] 以王以双30年的种植经验，还要喷药12次，这估计就不是主观理解的问题了，而是虫害确实严重。事实证明，刚开始推广“抗虫棉”的几年，农药使用量的确大幅下降，可是原来零星发生的蚜虫、盲蝽象、烟粉虱等刺吸式次生虫害却逐渐上升为主要害虫，使杀虫药用药量出现反弹。[13] 表二显示农药费在1995年－2004年有下降的趋势，可是从2005年开始又开始逐步上升。央视节目至始至终也没有提到“抗虫棉”三个字，估计也看到了其中的矛盾之处。 表二 棉花生产费用表 （1990年－2014年）
最后，研究人员发现，推广综合害虫防治(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比使用Bt种子在减少杀虫剂使用上更为有效。[14] 棉农的未来在哪里？ 暖片中已经暗示了，棉农的出路一是转种其他作物，二是大农消灭小农。关于第一点，像王以双那样种了30年棉花的农民是不是随时可以转换种别的作物？有报道，2014年，湖南的棉农同样受棉价下跌的影响而转种南瓜，结果因为缺乏销售渠道，而让瓜烂在地头。[15] 山东省近年来，由于棉价下跌，好的地块已经转种其他作物。目前大面积的棉田都是盐碱地。这类型盐碱地，除了能够种植棉花以外根本无法种植其他作物。[16] 看来，小农的结局只有被大农淘汰。可是，机械化是否就是出路？机械化要求单一作物种植，之前农民摸索出来的良好田间耕作方式，如棉瓜菜间作套种等增收保土的办法将失去用武之地。[17] 单一种植的弊病已经显现，近年来，三大棉区的黄萎病逐年加重，且尚无抗病措施。全国棉田黄萎病流行约3000万亩，导致棉田常年减产15％－20％。[18] 更有人借此机会认定国产棉花的竞争力不如国外，因此建议加大进口。棉花已经成为继大豆和食用油之后的第三大进口农产品。 我国从入世以后，棉花自给率逐年下降。2003起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棉花进口国，对进口的依存度，从2000年2％上升到2007年的42％。[19] 棉花进口剧增当然与纺织业的大量需求有关，可是为何国产棉花无法抓住机遇，而拱手把江山让给进口棉花？我国棉花的竞争力并不弱。据统计，我国的棉花产量为1524公斤/公顷，是美国单产862公斤/公顷的近两倍，更达到印度517公斤／公顷的三倍！[20] 2012年我国皮棉生产成本每吨还比美国低30%，只是由于美国大量补贴棉花，所以其销售价格还比我国的生产成本低。[21] 另外，单产其实不是决定我国棉花产业安全的关键因素，播种面积的影响更重要。有学者建议，棉花的自给率应该保持在80％以上，因为棉花的大量进口最终会推升棉花价格及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使我们失去棉花定价的话语权。[22]棉花不应步大豆的后尘，造成中国买什么什么贵。 最后，2014年棉花跌价的始作俑者，棉花临时收储政策的取消，又是不是合理的呢？2011年，国家实行棉花临时收储政策，原因是受欧债危机影响，棉纺职业出口受阻，同时国内棉花丰产，为了稳定棉花市场，保护棉农利益，当年国家启动了历史收储政策。2011年皮棉收储价格为19800元／吨，2012年和2013年为20400元／吨。2014中央提出取消临时收储政策时，目标价格定位19800元／吨，比2013年的收储价降低600元／吨。[23] 作为补救措施，国家实行直接补贴，2014年的标准为2000元／吨，以后年度补贴标准以新疆补贴额的60%为依据。可是从央视暖片的棉农来看，今年山东的补贴是每亩150元，比2015年的每亩235元又低了许多，对农民的帮助有限。临时收储政策类似美国19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罗斯福新政中推行的“常平仓”(ever-normal granary)政策。政府的粮仓起水库调节的功能，有洪水的时候就蓄水，枯水期就放水出去。政府按照耕作成本定收购价格。如果市场上的价格低于收购价格，农民可以把玉米作为抵押品向政府贷款，等到价格回升时再出售，出售后还贷款。可是，到了1970年代，美国向苏联出口粮食带来世界粮食价格飞涨的时候，“常平仓”的政策被废除，政府直接把补贴付给农民，等于移除了谷物价格的底线。现在美国政府的农业补贴每年花掉50亿美元，虽然补贴表面上是发给农民的，而且占农民收入的1/2,可是真正受益的对象是下游的农业公司，如嘉吉公司的养殖场和可口可乐公司。[24] 总结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产棉国之一，更是世界最大的棉花消费国和进口国，棉花产量占世界总量的1/4，消费量超过1/4，为全国200多个棉花生产大县和产区2亿棉农提供经济来源。[25] 经过近20年的种植，转基因远没有实现当初许下的助贫的承诺，也没有通过减少农药的使用来改善生态环境，反而是转基因棉花的弊端越发凸显。次生虫害增长、农资投入加大，农民的收益却越来越低。棉花产业安全关系到国家主权，棉农主权，甚至消费者主权。我们是时候拒绝转基因，探索合作化的生态种植道路，不至于让广大的棉农成为赤贫阶级！[1] “2014年中国转基因棉花种植率达93%”,《科技日报》2015年1月30日。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15-01/30/content_291792.htm?div=-1[2] “我省九成以上棉花是转基因”,《齐鲁晚报》2013年11月11日 。http://epaper.qlwb.com.cn/qlwb/content/20131111/ArticelA16003FM.htm[3] 孙伟琪、赵洪亮、徐勤青、张少红.2016.”山东省棉花生产转型升级目标、实施途径及建议”,载《中国棉花》43（2）：1－5，13。[4] 孟山都中国攻略,华夏时报网,2013年6月28日。http://www.chinatimes.cc/article/37221.html[5] 喻树迅.2012.”我国棉花生产现状与发展趋势”,载《中国工程科学》15(4):9-13。[6] 孙伟琪等.2016。[7] Glover, Dominic. 2010. "Is Bt Cotton a Pro-Poor Technology? A Review and Critique of the Empirical Record."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0 (4):482-509.[8] 程醉.2015.“棉棉”相睹－临时收储政策取消后棉花产业思索”,载《中国纤检》 2月（上），46－49页。[9] 孙伟琪等，2106。。[10] 张杰.2014. “我国棉花产业的困境与出路”,载《农业经济问题》（月刊），第9期，28－34页。[11] 认为Bt棉花可以在中国减少杀虫剂使用的文献包括：Pray, C. and J. Huang, 2003. “The Impact of Bt Cotton in China”. In” Th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gbiotech: A Global Perspective”, ed. N. Kalaitzandonakes, 223–42.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 Plenum Publishers；Pray, C., D. Ma, J. Huang and F. Qiao, 2001. “Impact of Bt Cotton in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29 (5): 813–25. 作者公开承认研究得到孟山都公司的资助；Pray, C., J. Huang, R. Hu and S. Rozelle, 2002. “Five Years of Bt Cotton in China – The Benefits Continue”. The Plant Journal, 31 (4): 423–30. 作者公开承认该研究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12] Pemsl, D., H. Waibel and A.P. Gutierrez, 2005. “Why Do Some Bt-Cotton Farmers in China Continue to Use High Levels of Pesticid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3 (1): 44–56. Yang, P., M. Iles, S. Yan and F. Jolliffe, 2005. “Farmers’ Knowledge, Perceptions and Practices in Transgenic Bt Cotton in Small Producer Systems in Northern China”. Crop Protection 24 (3): 229–39.[13] 喻树迅.2012；Wang, S., D.R. Just and P. Pinstrup-Andersen, 2008. “Bt Cotton and Secondary Pes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 10 (2–3): 113–21；Wu, K., W. Li, H. Feng and Y. Guo, 2002.“Seasonal Abundance of the Mirids, Lygus lucorum and Adelphocoris spp. (Hemiptera: Miridae) on Bt Cotton in Northern China”. Crop Protection, 21 (10): 997–1002.[14] Yang, P., K. Li, S. Shi, J. Xia, R. Guo, S. Li and L. Wang, 2005b. ‘Impacts of Transgenic Bt Cotton and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Education on Smallholder Cotton Farm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st Management, 51 (4): 231–44.[15] 程醉.2015。[16] 程醉.2015。[17] 王德明、于红英、刘玉芳.2005.”关于夏津县棉瓜菜间作种植和效益情况德调查与思考”，载《蔬菜》第3期，7－8。[18] 喻树迅.2012.[19] 宋聚国、刘艺卓.2010.“进口对我国棉花产业的影响分析”,载《农业技术经济》,第5期，91－97。[20] Cotton Yield by Country in KG/HA（各国棉花产量比较）。http://www.indexmundi.com/agriculture/?commodity=cotton&graph=yield[21] 张杰、王力、赵新民.2014.“我国棉花产业的困境与出路”，载《农业经济问题》，第9期，28－34。[22] 张淑荣.2012.[23] 张雯丽、翟雪玲、杜珉.2014.“2014年棉花市场形势分析与展望”,载《AO农业展望》，第12期。[24] 麦可 波伦.2012.《杂食者的两难：速食、有机和野生食物的自然史》.台北：大家出版社。[25] 张杰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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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不起的棉花”，伤得起的棉农？ －评央视棉花产业报道
自2014年国家取消棉花临储，棉花价格便遭遇大幅下跌，尽管，相关补贴政策也随之出台，但是棉农的植棉效益依然大打折扣。2015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 资料汇编》显示，全国棉花主产省份均呈现出亏损状态，全国植棉平均成本利润率为-30.13%。棉农亏损与国家政策变化以及进口棉对于中国棉花价格冲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还体现了中国农产品经历市场化改革后，普通农民在与大市场之间的博弈中所处的极其劣势的地位。
本文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转基因棉种也是造成棉农利益损害的重要因素之一。转基因棉种打着减少虫害和扶贫减贫的旗号大举进入，然而，事实证明，一方面，能够负担转基因棉花高额种植成本的种植户大多处在中农及其以上的，而非贫困农户；其次，转基因棉种只针对特定时期的特定虫害，却无法抵抗次生虫害，农民最终还得喷洒农药，既造成了对土壤与自然环境的破坏，又增加了棉农的成本。因此，彻底解决当下“棉贱伤农”的问题，绝不是依赖市场将小农户淘汰以推广有利于资本的大规模机械生产，而是亟需探索一条新的既真正保障普通棉农的利益又能通过生产合作的方式提高效率、并且环境友好的道路。
近日，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以“来自春耕一线的报道，暖不起来的棉花”（以下简称暖片），描述了山东德州夏津县今年开春棉花种植的凋敝景象。在这个鲁西北享有“银夏津”之称的棉花生产重镇，从2014年国家取消棉花收储政策之后，棉价开始随行就市，大幅下滑。去年，种棉花30年的王以双大叔每亩棉花只挣400多元，37亩棉花地，一年利润加上棉花补贴，还不足2万元，远不如在外面随便打个工赚得钱多。节目中指出全球经济下滑，纺织出口减速是造成棉花价格下跌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央视记者的用意不在于指出市场的残酷和不公，或要求国家正视“三农”问题。相反，节目想“给王以双这样的传统种植户提了个醒”，要适应市场，接受“通过倒逼机制来提升产业的活力”的大潮，用夏津县县长的话来说，就是在引进良种的基础上，鼓励大户进行土地流转，实行机械收割，以提高夏津棉花竞争力。 这样一套以提升竞争力来淘汰小农的话语耳熟能长，大概已成为许多观众不假思索的常识和真理了。可是，用大农来消灭小农是否就能解决棉花危机？这样的话语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问题是什么？ 暖片自始至终没有提到的是，夏津棉农种的几乎可以肯定是转基因棉花。2014年中国转基因棉花的采用率从已从90％提高到93％。[1] 山东省只种植转基因棉花，农民要向种非转基因棉花，恐怕连种子都找不到。[2] 回顾历史，山东省一直是全国的优势棉花产区。1980－1991年产量连续12年居全国首位，面积、产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左右。之后7年由于棉铃虫害肆虐，棉花种植大受冲击。[3] 当时，美国孟山都公司刚在1996年取得了转基因保铃棉棉种的专利权，马上迫不及待地赶往中国，于次年和河北省农业厅下属的河北省种子站以及岱字棉公司合作成立了第一个生物技术合资企业，将保铃棉棉种引进中国。由于各地的政府强制推行，如河北政府要求每个学生都要买一包保铃棉种带回家，保铃棉迅速占领市场。[4]不过，由于孟山都的种植抗虫棉类型单一，水土不服，没过几年就被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自主研发的BT+CPTI双价抗虫品种所取代。国产转基因抗虫棉占有面积从1999年的5％提高到2011年的98％。[5] 山东省的棉花生产在“十一五”期间，全省棉花面积、产量占全国15％，位列新疆之后居全国第二。2014年，植棉面积59.29万公顷，占全国14.05%; 棉花总产66.5万吨，占全国的10.79%。[6]可是，这些光鲜的数字是否就证明了转基因技术是成功的？ 转基因棉花是一项扶贫技术？ 今年是转基因棉花投产20周年，挺转人士一直不敢提的是，转基因当初信誓旦旦的两项重大承诺，根本没有兑现，一是转基因棉花是一项扶贫(pro-poor)技术，其推广可以让小农摆脱贫困之路。二是转基因棉花能减少杀虫剂的使用，因此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法宝。[7] 暖片已经不自觉地揭穿了这两个谎言。 关于转基因的“扶贫”作用，我们从影片中可以看到，棉农王以双远远不是贫农，至少是中农，他每亩地成本高达1100多元，包括物料成本（化肥300元和农药70元）370元，人工将近900元（拾棉花300元、施肥300元，修棉、打杈枝300－400元）。他的37亩地，单是成本就达到近4万元。在转基因棉花种植这一行业，王以双并不是特例。据统计，内地棉农每亩棉花的实际支出达1335元。[8]在山东省，2011－2014年，每亩棉花的成本为1787元(26805元／公顷)。全省每公斤皮棉生产成本达22.71元，平均植棉纯收益为-1267.5元。[9] 表一显示全国棉花种植的物料成本逐年上升，而利润波动较大。利润在2010年达到峰值984远，可是到2013年和2014年都跌到负值。在2010年达到以目前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这一绝对贫困线来推算，转基因棉花种植的对象显然不是贫困阶层。 表一 棉花成本收益情况 （1990年－2014年）
可是，棉农收益低，不代表棉花这个行业都不赚钱。在产业链的上游，种子、化肥和农药公司都争相剥夺农民的剩余。在下游，由于农民摘的棉花是籽棉，必须经过加工后去掉棉籽成为皮棉，才能卖给棉纺织企业。事实证明，棉农的收益要大大低于加工企业的收益。2011－12年，棉农交售一吨皮棉实际收益约为260元，而加工企业每吨收益在1000元以上。[10] 转基因能棉花减少杀虫剂的使用？ 上述如此高的物料成本，使我们不免对转基因棉花的第二个重要承诺产生怀疑。转基因棉花是否能够减少杀虫剂的使用？暖片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是，王以双种棉花一共喷了12次农药。有心的观众不免纳闷，转基因棉花的原理不是把苏云杆菌病毒植入棉花种子中，起到“内置”杀虫剂的效果，而免去“外用”杀虫剂吗？ 在“抗虫棉”刚普及的几年，棉铃虫确实基本得到控制。可是，抗虫棉的种植和杀虫药使用量下降虽然同时发生，但这并不表明两者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11] 有观察指出，农民使用农药减少，很可能只是因为推广人员向他们说，种子本身抗虫，因此不需要使用农药。而不是因为农民观察到Bt种子有抗虫效果，才不喷农药的。有学者发现，有不少农民种了抗虫棉后，仍然喷洒高剂量杀虫药的。[12] 以王以双30年的种植经验，还要喷药12次，这估计就不是主观理解的问题了，而是虫害确实严重。事实证明，刚开始推广“抗虫棉”的几年，农药使用量的确大幅下降，可是原来零星发生的蚜虫、盲蝽象、烟粉虱等刺吸式次生虫害却逐渐上升为主要害虫，使杀虫药用药量出现反弹。[13] 表二显示农药费在1995年－2004年有下降的趋势，可是从2005年开始又开始逐步上升。央视节目至始至终也没有提到“抗虫棉”三个字，估计也看到了其中的矛盾之处。 表二 棉花生产费用表 （1990年－2014年）
最后，研究人员发现，推广综合害虫防治(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比使用Bt种子在减少杀虫剂使用上更为有效。[14] 棉农的未来在哪里？ 暖片中已经暗示了，棉农的出路一是转种其他作物，二是大农消灭小农。关于第一点，像王以双那样种了30年棉花的农民是不是随时可以转换种别的作物？有报道，2014年，湖南的棉农同样受棉价下跌的影响而转种南瓜，结果因为缺乏销售渠道，而让瓜烂在地头。[15] 山东省近年来，由于棉价下跌，好的地块已经转种其他作物。目前大面积的棉田都是盐碱地。这类型盐碱地，除了能够种植棉花以外根本无法种植其他作物。[16] 看来，小农的结局只有被大农淘汰。可是，机械化是否就是出路？机械化要求单一作物种植，之前农民摸索出来的良好田间耕作方式，如棉瓜菜间作套种等增收保土的办法将失去用武之地。[17] 单一种植的弊病已经显现，近年来，三大棉区的黄萎病逐年加重，且尚无抗病措施。全国棉田黄萎病流行约3000万亩，导致棉田常年减产15％－20％。[18] 更有人借此机会认定国产棉花的竞争力不如国外，因此建议加大进口。棉花已经成为继大豆和食用油之后的第三大进口农产品。 我国从入世以后，棉花自给率逐年下降。2003起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棉花进口国，对进口的依存度，从2000年2％上升到2007年的42％。[19] 棉花进口剧增当然与纺织业的大量需求有关，可是为何国产棉花无法抓住机遇，而拱手把江山让给进口棉花？我国棉花的竞争力并不弱。据统计，我国的棉花产量为1524公斤/公顷，是美国单产862公斤/公顷的近两倍，更达到印度517公斤／公顷的三倍！[20] 2012年我国皮棉生产成本每吨还比美国低30%，只是由于美国大量补贴棉花，所以其销售价格还比我国的生产成本低。[21] 另外，单产其实不是决定我国棉花产业安全的关键因素，播种面积的影响更重要。有学者建议，棉花的自给率应该保持在80％以上，因为棉花的大量进口最终会推升棉花价格及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使我们失去棉花定价的话语权。[22]棉花不应步大豆的后尘，造成中国买什么什么贵。 最后，2014年棉花跌价的始作俑者，棉花临时收储政策的取消，又是不是合理的呢？2011年，国家实行棉花临时收储政策，原因是受欧债危机影响，棉纺职业出口受阻，同时国内棉花丰产，为了稳定棉花市场，保护棉农利益，当年国家启动了历史收储政策。2011年皮棉收储价格为19800元／吨，2012年和2013年为20400元／吨。2014中央提出取消临时收储政策时，目标价格定位19800元／吨，比2013年的收储价降低600元／吨。[23] 作为补救措施，国家实行直接补贴，2014年的标准为2000元／吨，以后年度补贴标准以新疆补贴额的60%为依据。可是从央视暖片的棉农来看，今年山东的补贴是每亩150元，比2015年的每亩235元又低了许多，对农民的帮助有限。临时收储政策类似美国19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罗斯福新政中推行的“常平仓”(ever-normal granary)政策。政府的粮仓起水库调节的功能，有洪水的时候就蓄水，枯水期就放水出去。政府按照耕作成本定收购价格。如果市场上的价格低于收购价格，农民可以把玉米作为抵押品向政府贷款，等到价格回升时再出售，出售后还贷款。可是，到了1970年代，美国向苏联出口粮食带来世界粮食价格飞涨的时候，“常平仓”的政策被废除，政府直接把补贴付给农民，等于移除了谷物价格的底线。现在美国政府的农业补贴每年花掉50亿美元，虽然补贴表面上是发给农民的，而且占农民收入的1/2,可是真正受益的对象是下游的农业公司，如嘉吉公司的养殖场和可口可乐公司。[24] 总结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产棉国之一，更是世界最大的棉花消费国和进口国，棉花产量占世界总量的1/4，消费量超过1/4，为全国200多个棉花生产大县和产区2亿棉农提供经济来源。[25] 经过近20年的种植，转基因远没有实现当初许下的助贫的承诺，也没有通过减少农药的使用来改善生态环境，反而是转基因棉花的弊端越发凸显。次生虫害增长、农资投入加大，农民的收益却越来越低。棉花产业安全关系到国家主权，棉农主权，甚至消费者主权。我们是时候拒绝转基因，探索合作化的生态种植道路，不至于让广大的棉农成为赤贫阶级！[1] “2014年中国转基因棉花种植率达93%”,《科技日报》2015年1月30日。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15-01/30/content_291792.htm?div=-1[2] “我省九成以上棉花是转基因”,《齐鲁晚报》2013年11月11日 。http://epaper.qlwb.com.cn/qlwb/content/20131111/ArticelA16003FM.htm[3] 孙伟琪、赵洪亮、徐勤青、张少红.2016.”山东省棉花生产转型升级目标、实施途径及建议”,载《中国棉花》43（2）：1－5，13。[4] 孟山都中国攻略,华夏时报网,2013年6月28日。http://www.chinatimes.cc/article/37221.html[5] 喻树迅.2012.”我国棉花生产现状与发展趋势”,载《中国工程科学》15(4):9-13。[6] 孙伟琪等.2016。[7] Glover, Dominic. 2010. "Is Bt Cotton a Pro-Poor Technology? A Review and Critique of the Empirical Record."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0 (4):482-509.[8] 程醉.2015.“棉棉”相睹－临时收储政策取消后棉花产业思索”,载《中国纤检》 2月（上），46－49页。[9] 孙伟琪等，2106。。[10] 张杰.2014. “我国棉花产业的困境与出路”,载《农业经济问题》（月刊），第9期，28－34页。[11] 认为Bt棉花可以在中国减少杀虫剂使用的文献包括：Pray, C. and J. Huang, 2003. “The Impact of Bt Cotton in China”. In” Th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gbiotech: A Global Perspective”, ed. N. Kalaitzandonakes, 223–42.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 Plenum Publishers；Pray, C., D. Ma, J. Huang and F. Qiao, 2001. “Impact of Bt Cotton in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29 (5): 813–25. 作者公开承认研究得到孟山都公司的资助；Pray, C., J. Huang, R. Hu and S. Rozelle, 2002. “Five Years of Bt Cotton in China – The Benefits Continue”. The Plant Journal, 31 (4): 423–30. 作者公开承认该研究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12] Pemsl, D., H. Waibel and A.P. Gutierrez, 2005. “Why Do Some Bt-Cotton Farmers in China Continue to Use High Levels of Pesticid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3 (1): 44–56. Yang, P., M. Iles, S. Yan and F. Jolliffe, 2005. “Farmers’ Knowledge, Perceptions and Practices in Transgenic Bt Cotton in Small Producer Systems in Northern China”. Crop Protection 24 (3): 229–39.[13] 喻树迅.2012；Wang, S., D.R. Just and P. Pinstrup-Andersen, 2008. “Bt Cotton and Secondary Pes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 10 (2–3): 113–21；Wu, K., W. Li, H. Feng and Y. Guo, 2002.“Seasonal Abundance of the Mirids, Lygus lucorum and Adelphocoris spp. (Hemiptera: Miridae) on Bt Cotton in Northern China”. Crop Protection, 21 (10): 997–1002.[14] Yang, P., K. Li, S. Shi, J. Xia, R. Guo, S. Li and L. Wang, 2005b. ‘Impacts of Transgenic Bt Cotton and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Education on Smallholder Cotton Farm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st Management, 51 (4): 231–44.[15] 程醉.2015。[16] 程醉.2015。[17] 王德明、于红英、刘玉芳.2005.”关于夏津县棉瓜菜间作种植和效益情况德调查与思考”，载《蔬菜》第3期，7－8。[18] 喻树迅.2012.[19] 宋聚国、刘艺卓.2010.“进口对我国棉花产业的影响分析”,载《农业技术经济》,第5期，91－97。[20] Cotton Yield by Country in KG/HA（各国棉花产量比较）。http://www.indexmundi.com/agriculture/?commodity=cotton&graph=yield[21] 张杰、王力、赵新民.2014.“我国棉花产业的困境与出路”，载《农业经济问题》，第9期，28－34。[22] 张淑荣.2012.[23] 张雯丽、翟雪玲、杜珉.2014.“2014年棉花市场形势分析与展望”,载《AO农业展望》，第12期。[24] 麦可 波伦.2012.《杂食者的两难：速食、有机和野生食物的自然史》.台北：大家出版社。[25] 张杰等.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