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一】蒲韩故事：今天如何让中国农民组织起来
当全国农村面临几重危机：农业化学化和资本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生态和可持续性恶化。而山西省永济市的蒲韩社区以社区组织、生态种植、留住年轻人而享誉全国。一样的农村，不一样的蒲韩。
1998年，永济寨子村的一场农民技术培训拉开了蒲韩社区探索农民合作的序幕。18年间几经波折，凭着不懈的执着和探索，蒲韩团队把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变成提高农民组织化的尝试、变成拓展团队服务的契机。
今天的蒲韩社区覆盖了两个乡镇的43个自然村，其联合社包含了28个合作社，3865个农户会员在8万亩土地上转向多元生态种植，对接了永济和运城的8100个消费者家庭。经过18年的努力，蒲韩团队目前有113个全职工作人员，80%以上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团队核心坚守着社区和生活第一、经济提升第二的原则。现在，蒲韩社区的农户会员把三分之一的产品用于社区内部的互换消费，三分之一直接提供给城市消费会员，三分之一出售给经过培训的经纪人。
蒲韩社区如何起步，又怎么一步一步地成长？它另辟了哪些蹊径，突破了哪些主流的农村发展思路，才造就了今天的蒲韩社区？2016年7月13日-15日，我们参访了蒲韩社区，下面请听社区带头人郑冰和团队成员们讲述蒲韩的成长故事。
由于口述较长，全文分3次推送。本次推送围绕蒲韩社区的起步故事展开，从偶然的一次技术培训开始，到将自己的农资店贡献出来让村民入股分红，在遭遇挫折后，歪打正着组织起妇女跳舞，激发半边天的力量，再到组织村民自发清理垃圾，积累起凝聚力，一步步改造着整个村庄社区。明天的推送将继续讲述他们如何组织生产合作，如何遭遇挫折又不断反思、调整……
（一）起步：从技术培训开始……
1998年我还是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我丈夫开了一家农资店，叫寨子科技中心。在给农资店帮忙时，我发现，来买化肥的农民对买什么化肥，需要多少化肥并不清楚。因此我想尝试给农民提供技术培训。我爱人想，卖化肥赚钱就卖化肥赚钱，干嘛还搞技术培训，这时候搞技术培训你到哪儿请老师，觉得挺麻烦的。我觉着明明叫科技中心又不提供技术服务，那为啥叫科技中心，名不符实。1998年的10月份，我也不卖化肥，就去周边找人去商量，要不要搞一次技术培训。我又怕请来老师的时候没人听课，所以到各村去找那些种庄稼认真的人，说我们要搞技术培训，愿不愿意来听，所以我利用两个月的课余时间去跑了周边有十个村，联络了有八十多个妇女。在12月份搞起了第一次技术培训。结果那天出乎意外来了四百多人，那时候冬天特冷，房间根本坐不下，后来坐在大路上。这个情景今天回想起来还使人觉得鼓舞。那次是通过化肥厂请的老师，上课的时候我们和那个老师协调说，能不能不讲化肥厂的化肥，只要技术培训到位了，大家觉着好，自然会用，但是老师说我同意呀，但是化肥厂肯定不同意。后来跟化肥厂的经理协调，经理说我花钱请的，当然要讲我们化肥厂好。我不想把这次培训变成推销化肥的活动，我说你化肥已经摆在这儿了，如果你觉着花了钱了，那这个钱可以我们来出。那两个老师是西北农大和运城农大的，结果那一天老师们就专讲技术，讲果树修剪，从早上十点半一直到下午五点。
那个培训场景到现在都很难忘。很多老百姓就问这个技术培训以后还有没有，我们说你们觉着好不好，大家说太好了。我们问，那每年搞几次最合适。很多人就提出说一个季度搞一次技术培训最好。所以就有了一年四次的技术培训。那时候感觉搞这一次技术培训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也觉着不想在学校待了，就集中心思就把这事做好。所以第二年就把学校的工作给辞了，集中去做这一块。做这一块的时候就是从1999年开始。那一年化肥店赚的钱大概也有三千多，我爱人就会觉着赚的钱都不够你花，所以我们就有了从哪里请老师不花钱的问题。我们就找到了农业局，心想农业局肯定有老师吧，看协调一下能不能有老师。当时通过熟人找到了农业局的一个副局长。结果农业局就不相信你一个老百姓来这么找他，他觉着你好像很冒昧。为了说服他，我说我们都组织了一场，而且来的大多数都是妇女，三百多都是妇女。我这么说了以后，农业局的领导就会觉得那你去找妇联才对，那么多妇女。幸亏农业局把我推到妇联，我去找到妇联的时候，妇联主席一听说我们搞过一场培训，就非常干脆，说你真把大家组织起来了。然后妇联主席就说，以后老师我们来请，不花钱，你只管把大家组织起来，特干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妇联主席，她说“郑冰，这以后可不能半途而废。”我回来之后就记住那句话。1999年我们每个季度搞一次这样的技术培训，妇联主席就给我们从农业局、水利局、科委、科协请老师，所以就不花钱。
到2001年的时候，因为技术培训，慢慢的熟人越来越多，当然我们农资店的生意出乎意外的好，这个也是意外收获。农资店的收益比前一年翻了二十倍都不止，因为这儿有免费技术培训，大家都来了。但是人越来越熟的时候，在农资店赊帐的人也越来越多。那时候芦笋是我们当地的一个产业，那一年秋，芦笋的价钱从上年的高峰一下子掉了下来，那时候很多老百姓把芦笋弄到政府门口去，找政府闹事，其实那是市场的掉价。这时候农资店的赊帐就收不上来。前一年我们还搞了养鸡合作，2001年也失败，三十户养鸡不到一年也停下来。
那时候我去收钱的时候，就发现很多人没钱了，大家种芦笋的确是没挣到钱，但赊帐的钱是化肥厂的，是公司的。我说没钱就可以不还了？没钱是不是真的没钱，你家里有没有其他钱？我发现，一个人不还，所有人都不还, 跟风效应。所以，后来我一直非常谨慎的说，我们千万别把带大家致富作为目标和口号。那时有两笔款，三十户养鸡的是十五万，然后赊帐的化肥款大概也有十一万，总共二十六万块钱，2001年同一时间都赊账不还了，都说没钱。有的人说我没赚到钱，我就不还了。我就觉得，没路可走了，一下子有想干脆逃离的心态。
那时候我爱人就觉着都是我搞技术培训惹的祸，好像我不搞技术培训，就没有那么多熟人，就没有这些赊帐。所以不知道该咋办，都是找你要钱的，那时候起诉到法院。逃离之后，我出了车祸，车祸之后感觉是老天爷在惩罚自己，你不该逃离，逃离不是办法，然后又回来。回来之后养伤，养伤的四十多天因祸得福的是，所有找我要钱的人一看我人都成这样了，那时候我说只要我人在我肯定不能欠你一分钱，这个如果真的是老百姓不还，给我三到五年，我会都还给你。起诉方请的律师一看这人态度还挺好的，万一这人没命了，那钱也就彻底没了，所以他们就不追着要钱了，那我就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了。
农资店离黄河边不远，在那四十多天里，正好没人跟我要钱，我天天在黄河边养伤，就悠闲地在那儿想。这是现在想起悠闲，那时候可不悠闲！那时候就想到底错在哪里，我觉着出发点，搞技术培训没错，但那时候就感觉一个简单的技术培训真的不行，大家说好跟好，说坏跟坏的这种状况，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二）歪打正着：从组织妇女跳舞开始发现骨干、凝聚大家
养完伤到武汉我妹妹那儿待了几天，在武汉看到这么多人整整齐齐的在广场跳舞，就问这谁组织的，妹妹说没人组织，这大家自发的。我一看没人组织就这么整齐的，天天早上准时到准时走，我就有了想法。回来之后，正好是7月份，农闲，我说我到城里看人家跳舞特潇洒，咱们能不能也组织跳舞。妇女们觉着跳舞这个词特新鲜，但是说我们根本不敢和城里人比，怎么敢和城里人比。我说怎么不能和城里人比。下一个问题又出现了，那我们不会。于是找到妇联主席给我们从幼儿园请老师来教，她说全国妇联要求妇女跳健身秧歌，那我们就组织妇女来做健身秧歌。
只是这次我们组织的时候有意识地选了六个小组长，就是爱活泼的六个小组长，然后每个小组长带三个人，那我们二十四个人就在我家院子里开始跳那个健身秧歌。没想到的是，跳健身秧歌比技术培训难多了。看跳舞的人满屋子都挤着！大家传说，这个郑冰刚刚病好了，伤养好了，是不是神经有问题，怎么弄一堆人在家里跳舞。那天晚上我们六个组长在总结的时候，大家就说不跳了。我说为什么，大家说那么多人都笑话我们。我说城里人跳个健身秧歌看起来那么潇洒，为什么就这么多人笑话我们，我说这明明是正确的事，干嘛就招来这么多说风凉话的。我说不行，再坚持一下试一试。其实在农村我们就发现，好事就怕你坚持，你只要坚持。我们坚持了一个月，我们村80%的妇女，一百多个妇女，整条巷道都是跳舞的，一到下午那个点大家都来了，说风凉话的也不再说了，所以现在我们一大批的妇女骨干是那跳舞中间的。
当然在跳舞中间你会发现农村有的是人才，尤其是那些妇女。刚开始大家说你不跳我不跳，还有我根本没时间跳，后来跳的人越来越多。外村有个妇女说，你看这个村妇女都没白活。我说跳个舞就没白活？其实被人羡慕也是挺有自豪感的。然后说那咱们能不能去到外村去跳，这事大家就有反对，我们干脆就说妇联主席给我们请的老师免费教我们的，要么我们给人家交学费，要么我们去到外村组织妇女跳舞，也帮一下。其实到外村是一个简单的想法，从十个村，一直到三十多个村。实际上，我们现在合作社服务的这43个村，与那时候跳舞是有密切关系。
从2002年的冬天到2004年，年年冬闲的时间全部组织各村妇女跳舞。当然那时候也被人说成FLG，到外村去了，说这是不是搞FLG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当时也想了一下办法，找到妇联，妇联主席会协调文化局，给我们出一个冬季妇女文化活动的文件，然后我们还像模像样的拿上这个文件，你看这是妇联和文化局支持我们的，这是搞冬季妇女文化活动的，不是FLG。这种活动热火朝天，一年比一年热闹，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是歪打正着，是把大家凝聚起来，就是在这个跳舞中间。2003年我们组织了几百人到永济跳舞，2004年上千人到永济。
(问：当初你首先把妇女组织起来跳舞，村里的男同胞们怎么想，有没有说风凉话？因为活动是妇女为主力，村里的男同胞有没有那种阴盛阳衰的感觉？当妇女做主的时候，男性的作用怎么让他发挥?)
其实在跳舞的刚开始说风凉话的不仅仅是男的，女的也说，男的说风凉话的时候其实是反对的，说你们这些女的想干嘛？第一次跳舞说风凉话大了去了，说这些跳舞的都是流氓，这个话是最难听的，还是当场说的。但是坚持不长的时间我们就发现，男的有正面的反应了，有人就说冰姐你这个跳舞跳得好，我当时我说好在哪儿，他说你看我媳妇回家不骂我了。我就想，怎么跳个舞她就不骂你了，我琢磨这句话，就发现，其实农村妇女大多是从一而终的这种，她其实为什么以前骂你，我们后来发现这里边有学问。妇女活的不开心，她首要骂的就是她丈夫，都说妇女唠叨，是因为她很多不开心，但这个不开心根本没人关注这一块。当她因为她跳舞跳得开心，她就不骂丈夫了。我们还发现，其实妇女跳舞比打麻将有节制，而且跳舞以后，她做家务也比较勤劳了，做家务带就来了家庭变化。家庭之外也有变化，农闲天天都是一堆一堆妇女去跳的时候，男的说法非常微妙，男的会觉着是这一堆女的都是司令，谁敢得罪这一帮女的，明显的女的气势非常高。
那时候打老婆的还非常多，家庭矛盾中还有婆媳吵架、打架的，尽管不是一方面的责任。我们发现这种气势起来之后，它其实给了男的一种无形的压力。我们那时候就发现，我们赶紧收敛一点，我们记得那时候，在妇女中间就说，人家男的说我们都是司令，那我们要提升我们的素质和水平才是最重要的。所以那时候我们把妇女学习导入到我们跳舞中间，怎么尊重我们男生，尊重我们男家长。因为你会发现，男的在很大程度上对女的非常客气了，非常包容。包括我自己感觉，我受益在哪儿，我们这里有几个骨干，我们那时候天天白天晚上开会、活动，那男的非常支持。我去叫她们的时候，男的在那儿，明显的女的在洗衣服，他会说你赶紧走，衣服留下我洗，这不得了，老天爷，这个男的都给洗衣服了，这个让我们感动。其实我们女的怎么成长，那时候就变成了一种怎么尊重男的，这个变化还是有的，怎么平衡双方的一种尊重感。
因为那时候是以家庭为单位教育，我们就把那些夫妻关系好的，婆媳关系好的，家庭子女教育出大学生的，就把这些请出来做老师来讲。这个讲的过程就发现，其实女的这个角色在家里非常重要。这个女的一好，整个一个家庭关系就好了。曾经北京有个老师过来说，郑冰，你老这样组织妇女学习，你怕不怕将来离婚的多，有这个担心，我说这是什么话，我们这个女的最需要的就是家庭和睦了，我们女的提升的目的不是为了离婚。他说你们看你们妇女成长，男的就不成长。那其实也是让我们思考了。
那时候就会碰上很多男的都知道我们妇女学习，很多男的给我告状说，你不是规定你们女的不骂人吗，你看我老婆回家还骂我，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些互动，怎么提升，光我们妇女提升起来之后，怎么带男的一起成长，但我们不敢说我们女的教男的成长，今天这儿有这么多男的。我们说在尊重的基础上，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些妇女，聪明极了，她怎么帮助这个家庭成长的，她对男的那种办法多的不得了的。那啥办法呢，她就在家里说，男的辛苦，男的不容易，我天天就表扬，我们后来把这个变成我们现在整个学习的一个样板。在家里就鼓励，除了鼓励还是鼓励，你想骂你一个人待房里骂去，你不能在男的面前去骂，这个鼓励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效果。
当然我们很多男的喝酒，发酒疯，这个我们不客气。针对发酒疯的，喝了酒之后打老婆，我们也开过几次公开会，就是公开在培训班上或者开大会上，把借酒发疯的行为，非常不客气说，凡是谁再喝酒打老婆，我们要集合几十个人过去去和他讲理，因为我们人多。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些影响力的，但我们也没有集合几十个人去，曾经有过这个行为，但是因为有的女的就说我们两个人去就可以搞定，两个人去搞定了，她有的是办法，和男的沟通的办法，所以这个是怎么破除男尊女卑，做到公平。我们经常说男女要相互尊重，不能说谁高谁低，这是一个。
这里边说起来话长，有很多不正确的一些结论。比如，一说孝顺好像都是媳妇不孝顺，我们各村都有很多真人真事的例子。孝不孝顺绝对不是媳妇一个人的单方面，因为在农村，最容易把孝顺不孝顺作为衡量的一个标准。我们发现很多男的，动不动就说他的不孝顺是因为他老婆限制他，这种普遍现象对女的是极大的不公平。不公平在哪儿呢，你天天抽烟喝酒你老婆管你吗，你给你妈妈零花钱，我就不相信你老婆都管着你，你一年到头一分零花钱都不给你妈，我不相信这是媳妇管的不让你给。但他会把这个都当作是他老婆管得太紧，那你少抽一盒烟，十块钱给你老妈，不可以啊？这样的例子很多。当然我们坚决把婆媳关系公开化，这也是纠正一些家庭的错误的观念，所以这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些比较“不文明”的办法。
像婆媳关系它引发的是整个一个连带作用，一个小村几十户人家，它就有几个不孝顺的，也确实有一些刁女人，这种不孝顺会变成一种主导这个村的风气。像这个情况下，我们有个妇女骨干特别有办法，她会带着我们的一些妇女骨干编成小品，就在这个村演小品，演的小品就是家庭和睦和不孝顺的事，不点名的这些人就会脸上挂不住。不能把她错的当成她引以自豪的事，我们衡量孝顺不孝顺有很多方法，很多要纠正过来。很多人现在愿意到我们合作社找人给他说媳妇，说这里面的女的素质高，这是一个公开的说法。
跳舞中间我们有很多妇女闹矛盾，农村妇女人才多，是非也多，是非多了怎么办，我们那时候也没办法，就用学习的办法，组织妇女各种学习，辩论赛，讲普通话，我们当时觉着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组织妇女学习小组。当然，刚开始说学习的时候大家是不学的，学啥习，给钱吗，我们碰到的只要说学习就要钱，那时候我们和这个较量了一番。要钱干什么？要钱我儿子要上学，星期天回来要拿钱。那你供儿子上学干吗？我儿子上完大学就有出息，就能赚大钱。那我们觉着在农村有一些道理其实就像一层窗户纸，你把它捅破也就是一下子。所以那时候几次较量，要钱的这些都是不讲道理的人，你学习给我交学费才对，你农闲明明在那儿打麻将，明明东长西短，你凭什么跟我要钱？而且我组织你学习，又不是在你农忙，耽误你农忙时间。这时候往往一个人能把这个方向给你掌握住，就集合一大堆人不讲理。只要能把这个人沟通到位，那这一堆人的方向立马就倒过来。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把这个学习已经变成了一种方法，纠正一些不好的，所以那时候我们搞了一个辩论赛，比如说家庭矛盾，是媳妇的责任，还是婆婆的责任？盖楼房好还是盖平房好？发展农村是经济重要还是环境卫生重要？大家一辩说，有钱没钱还是环境卫生比较重要。通过辩论，大家抓住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共同认识到该怎么办。
（三）自力更生清理垃圾，为合作社积累凝聚力
2004年谢丽华老师到这儿来，看了我们的各项活动，就说郑冰，你们文化生活这么丰富，为什么村里垃圾这么多？当时我第一反应说农村就这样。其实我们真的不自觉的，因为在印象里面你想把垃圾倒哪儿就倒哪儿，根本没有这种意识。送走谢老师之后，我们说谢老师刚才那句话是不是笑话我们呢，因为那时候哪儿都是垃圾，然后我们几个妇女骨干在一起讨论的时候说真是，看那个垃圾，我们也开始看那个垃圾不顺眼了，之前倒是没反应。大家说那怎么办，然后就说那我们能不能去把垃圾清理掉，这时候很多人说这是村委会要做的事，咱们不能做，我说这个垃圾又不是村委会倒在那儿的，为什么要村委会做呢。我们就开始讨论这事。
针对村里环境脏乱差的问题，我们就写了一个倡议书，去家家户户发。这个倡议书发的时候，我心里也没底。我那时候还没在家里。出乎意外，三天时间，我们这一帮子骨干有个给我打电话，说你猜我们在家干嘛呢，我说干嘛呢。她说，我们把全村垃圾清理掉了，老天爷，我自己都有点不相信。
那时候全村上百人妇女跳舞，我们刚开始叫妇女俱乐部，然后妇联主席说叫俱乐部不好听，就妇女活动文化中心，后来改成妇女协会。那时候我们有六个骨干，包括妇女协会的会长，其实是六个人。把环境卫生一清理，真的，全村兴奋得不得了，这个村里立马感觉像穿上新衣服，那个震动大了！不过，那个对政府的震动也挺大的。我们市委领导、市长听说有个村里村民义务清理垃圾，一下子都来了，还带着电视台来。当时我们不知道，这就把人家村干部有意无意地给晾出来了。他说那村书记跑哪儿去了，我记得那次市委一个副书记来说，村书记呢，其实那时候我们村的书记是一个老书记了，因为选举有点瘫痪了，村长没有。
环境卫生一完，大家趁热打铁就说那咱们能不能把路再修一修，因为那时候村里的路还没像现在我们政府村村通，坑坑洼洼的，每条巷道都是泥坑很多。然后说修路就不是出力的事了，就是要花钱的事。所以那时候经常性的开动员大会，就有一个老大爷给我递了一个纸条，咱们能不能成立一个村建理事会? 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我们立马就开始搞选举，那时候选举搞得多，选村建理事会的理事。当然我们那时候妇女比较多了，我们发现回过头看，妇女跳舞绝对是一个凝聚人的最好的方法，又是发现人才的好方法。
我们那一帮子妇女也有点小聪明，因为那时候全村参与这个活动都是女的，在选举村建理事会的时候，我们就有意说这次选举村建理事会能不能把男的选出来，我们能不能女的往后退一退，所以我们发现民主也是可以被人操纵的（笑）。因为我们村有八条巷道，我们那时候选了二十四个理事，其中只有一个女的，二十三个男的。然后我们二十四个理事再选出三个理事长，这一下子开始修路了。我们和村干部再协商，村干部有为难的地方，担心这需要钱，我说不要钱，咱们就动员各家各户。我们计划是十天完成，最后花了六十五天的时间把全村的路给修起来。
当然这个修路带来的就是全村更加兴奋，凝聚力更强，而且是不花钱，各把各门口的路一修，到公共地方的时候需要花钱大家一起参与义务劳动。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多人反对，当你这个事做得差不多快成功的时候又很多人支持，谢富正（郑冰的爱人）也是这样的人，在半路上他就开始反对，反对到看你快成了就支持，那时候我们动用他的能力，他比较喜欢结交，有很多朋友，他就把我们最后公共地方的沙石灰这些需要花钱的，他给协调的不花钱先拉回来了，2005年这个路就给修了。一修路，男的也加入整个这个团队。那时候我们又搞农民运动会，反正是各种活动比较热闹。
2006年谢富政当选了村长。那时候我们镇的书记说，这两口子一个是会长，一个是村长，这个村工作好办了。实际上，他当上村长之后，我们之间吵了一年。村里那时候环境卫生好极了，全村都有意识去不乱扔垃圾，都有意识去参加义务劳动。我们修完路就把村建理事会改成生态家园理事会，但是2006年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一来，村长竟然把我们这个组织清掉了。我发现，村干部觉着既然上面有项目给，那我们村不拿项目好像就吃亏，首先能拿村容整洁这个项目。所以2007年这个村就开始拿项目去做卫生，这个做到2011年，一年不如一年，环境卫生一年不如一年，到2011年的时候，上面的钱一年比一年也少，这时候村干部两头都不落好，最后就干脆不做了。
到2012年，我们又发现村里脏得不成样子，这时候再启动大家自愿劳动，发现又很难，所以这个观念总是在一个波浪状态往前行。我们决定一户收一块钱，我们那个寨子村204户人家，三个人足足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收了60%多一点，收那钱他就不乱倒垃圾，因为村民们看到为了收一块钱，我们出这么大的力。你看这一块钱的作用真是有用，最后99%的农户都交了一块钱，这办法不错。
然后2012年、2013年我们就开始到外村，选了五个村，有些村干部说收这点钱麻烦死了，一块钱一个星期拉一次垃圾根本不够，我们当时说第一阶段先把垃圾不乱倒，第二阶段开始分类。五个村的村干部就觉着收两块钱太麻烦，干脆不收了，我给你补贴。凡是村干部补贴钱的我们坚决不要，我说哪怕这个村不做。五个村做起来了。到了2014年我们做到33个村，33个村我们锻炼了33个年轻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很多年轻人，包括你们认识的小丽（蒲韩社区的工作人员之一），长那么漂亮，但也包一个村，也是每个星期去拉垃圾。那个拉垃圾的过程，33个村，也是歪打正着：我们要求收垃圾费的时候一户收两块钱，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收下来，你会发现你和每一户建立的感情是绝对是钱不能比的！那你和农民建立的这个关系，恰好那时候成立了合作社，也没有合作社的什么好办法。所以和农户建立的那种信任关系就是在收垃圾的一家一户收两块钱，他发现这些年轻人为了两块钱一个月跑一趟，这么辛苦，不容易。这种情感是彼此感动的一个过程，农民被感动的时候，你说啥他都跟着你走，农民不是那么难引导，他还是非常好引导，那就感觉这个收获不错。
但是去年又有了政府大力去推环境卫生，我们现在政府有时候好心没办成好事，又是把钱放下来，而且是按户给钱的，按每一户人头给钱的，一下子让村民都会觉着环境卫生就该是你政府村干部做的事。你看修路、打井，这些基础设施政府做的非常好。但环境卫生明明是一家一户非常小的事，完全都可以自己做的，但我们各个村都接纳了这个项目。我们那33个村又退给了我们的村干部，在这事上一定不能和我们政府抢风头，我们一定是要配合我们政府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