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种业几近沦陷：只见资本笑，不见农民哭，政府当何为？（上）
当前中国农业的变革正在经历一个新的阶段，农业市场化的程度在不断加深，许多地区农业作物种类和种植结构正在转变。在种业市场化背景下，自留种的农户还有多少？国内的种子市场是否存在品牌垄断的趋势？农户对所购买的种子及种子的未来如何看待?种子作为农业的根本，政府在种子管理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本文以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玉米为例，以5个玉米生产省区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解析了种业市场结构以及农民与种子的关系，同时回溯了政府在种子生产和经营中管理责任的变迁。本文发现，玉米种植户的自留种比例仅1%，玉米种子已经高度市场化，且种子市场呈现出大品牌主导的特征，种子成本不断上升；此外，《种子法》颁布以后，种子走向市场化、企业化，政府在种子生产、经营监管方面的能力有明显的弱化，不利于地方政府种子管理站对种子的监管。本文据此作出了相应的政策倡导。
“民以食为天，农以种为先”。当前中国农业的变革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随着农资和农业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体现在农户与种子的关系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目前中国种业本身正在经受新一轮的市场整合，包括中外种业巨头的强强联合、种业公司之间的收购和兼并。农业的市场化、种子的商品化对于农户是否留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已有关于种业的研究主要关注中国种业市场的发展以及外资在其中的作用。比如，研究发现，外资企业已占领中国蔬菜、花卉种子市场的半壁江山。外资种业公司最早进军的是中国的蔬菜和花卉种子市场。国外公司或采取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或采取设立办事处或实验站的方式研究中国种子市场，在不到 10年的时间里，外资种业公司已控制了我国高端蔬菜种子 50%以上的市场份额，几乎涉及到所有蔬菜作物及国内主要规模化蔬菜生产基地，且这些企业往往掌握着种子生产的核心技术和专利(赵刚、林源园，2009;邵长勇、唐欣等，2010)。还有研究进一步指出，几大跨国种业巨头控制了世界的转基因农作物种子，这些种子通常与特定的化肥、农药搭配销售，使得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逐渐形成了对这些公司的强烈依赖(尹成杰，2009)。这种竞争给本土的种业公司带来压力。本土种业开始谋求和外资的联合或者成为其代理。
相比较而言，中国种业则面临困境。从世界市场的占有额来看，世界前 10强的种业企业在全球种子贸易额中所占比例超过三分之一，而我国前 10强种业企业同期只占世界种子市场销售额的不到 1%(赵刚、林源园，2009)。跨国种业公司通常会认真研究本土的种业市场、销售网络、选择适宜的本地合作伙伴，形成整条商业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因此，中国种子企业面临的不只是单个的跨国种业公司，而是一个庞大的国际化产业链条(佟屏亚，2003)。对于中国种业的问题，有研究指出，政府研究机构主导的以商业化为目的的育种方式、种子企业准入门槛过低、种子监管体系缺失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是我国种子产业目前存在问题的根源(黄季焜、徐志刚等，2010)。
上述研究对我们理解中国目前的种业市场状况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已有研究对中国种业的发展分析多集中在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方面，对于主粮的种子市场状况分析并不太多；此外，对中国种业的关注还有以下问题值得探究：在种业市场化背景下，自留种的农户还有多少？国内的种子市场是否存在品牌垄断的趋势?农户对所购买的种子及种子的未来如何看待?种子作为农业的根本，政府在种子管理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带着这些问题，本研究将以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品种——玉米种植为切入点，通过对农户、地方政府与玉米种子市场的关系分析，反应玉米种业状况以及政府监管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我们采取便利抽样的方式，在吉林、河北、甘肃、贵州、广西等5个玉米主产省区分别抽取了一个县，并在5个县城中分别抽取了一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完成至少50份农户调查问卷，集中在邻近的两到三个村庄完成。农户访谈采取半结构式问卷进行，共收回258份问卷，其中，广西50份，吉林50份，甘肃57份，河北50份，贵州51份。此外，我们也在黑龙江、广东、安徽、云南、河北省各选了一个县市的种子站进行访谈。根据实地调查的结果，本文将从以下方面揭示中国的种业状况，第二部分主要展现从五省调查点收回的问卷结果，重点呈现玉米种子品牌分布与垄断情况，以及农户对所购买种子的态度；第三部分则主要通过与地方政府种子管理部门的访谈材料，分析政府在种子管理方面的角色转变过程，以及目前遭遇的困境。第四部分以政策倡导作为本文的结语。
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玉米种植户完全依靠自己留种的比例极低，仅占全部调查农户的1%，绝大部分农户通过市场购买获得种子，而市场上的种子绝大部分都是杂交种子。几千年来，农民自己留种，根据气候变化、需求变化，不断筛选和优化品种，这一农民为主体的种子系统成为维持中国农耕传统的生态根基。在11个亚非拉国家的最新调研发现，农民在保护全球75%的种质资源(Eurekalert，2015)。然而，我们的调研显示，近30年来，农民育种实践已经遭遇了几乎灭顶的排挤和颠覆。相比于上述亚非拉其他国家，种子的商品化在中国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调查的五省区中，只有广西、甘肃两省区调查点还有少数农户自留种或换种。广西的50个样本中，有6个玉米种植户有留种或换种，占广西样本量的12%。广西调查点的农户土地面积普遍较小，绝大部分户均不足10亩，土地面积小，可能是农户愿意自己留种的一个原因。此外，甘肃省的57个样本中，一共有4户农户自己保留玉米种子，其中2户既用自己留的玉米种子，也从市场购买，另外2户完全依靠自己留种，这2户农户的玉米种植面积分别为3亩和3.75亩。可见，在甘肃调查点，完全不依靠市场获取种子的是种植面积极少的农户。因为农户对玉米种子市场有极大的依赖，因此，后文的分析主要集中于玉米种子市场的状况以及农户对所购买种子的态度。
当下尽管玉米品种繁杂，全国有数以千计种(佟屏亚，2014)，在我们的样本中，五省调研点的农户使用的玉米种子品牌达到188个。但是，从我们调查数据分析中来看(见表2.1)，在农户使用的种子品牌【match1】中，“酒单”、“先玉”【2】、“正大”、“迪卡”、“金穗”5个品种就占了所调查样本量的41.4%。上述 5个玉米品种各自分别占特定省份调查样本量的 20%以上。
在调研数据显示的5大玉米品种中，“酒单”、“先玉”的使用量不相上下，分别占所调查样本量的10%以上。此外，“酒单”、“金穗”为国内自发研制的品种，使用以上两种品种的农户数占观测数的17.4%;而“先玉”、“正大”、“迪卡”则是中外合资企业所出，品种研发由外资方完成，三个品种合计占所调查样本总观测值的24%。从我们的样本来看，总体而言，玉米种植户使用外资种子的比例超过使用国产种子的比例，而且据业内人士分析，这一发展势头将有增无减。
我们的调研显示，农民选购种子主要受他人示范或广告影响(46.6%)，农民也依据自己的经验作出选择(43.9%)(见表 2.2)。此外，就有效样本量(255)而言，农户对自己购买的种子大体满意，平均满意率为70.2%，认为一般的占到22.7%，而不满意的占到7.1%。农民对种子最大的担忧是买到假种子，在258个样本中，41.5%的农户表达了这样的担心。除此之外，农民也担心出芽率、产量、价格等问题(见表2.3)。
我们的调研也显示，32.8%的农民已经对种子的未来表示忧心。最主要担心的是种子价格的不断上涨问题，这一选项在84户表示担心的农户中占到了56.7%;另一主要的忧虑则是对产量和种子质量问题。
表 2.2 影响五省调研点农户品牌选择的主要因素
表 2.3 五省调研点农户购买种子时所担心的主要问题
约三分之二的农民对种子没有担心，其中的理由较为纷杂：有的农民觉得政府肯定能提供种子;有的农民认为市场上肯定有充足的种子可以购买;还有的农民则觉得担心也没用。我们在广西省调查点做个案访谈时，一位农户表示不担心未来种子的使用情况，如果种子价格上涨，他打算用从市场买回的种子自己留种。这也表明，对一些大型种子公司正汲汲于申请种子专利，使得农民不能留种的情况，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毫无所知;对于所购买的种子是否还可以用于繁育，农户也无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玉米种子的高度市场化，也隐含了玉米生产成本在不断上升的危机，而各项生产投入中，种子成本的上升也尤其引人关注。关于五省调研点玉米种植成本的数据收集，吉林省调研点的数据最为完整，其他省调研点的数据有不同程度的缺失。从吉林调研点的情况来看，其玉米的种植成本在2011-2013年间连续增长，两年之内每亩生产成本涨了9%(见表2.4)。在各项费用中，种子、化肥、雇工费用持续上涨。
吉林省调查点玉米种植成本的上涨，在全国数据中也有类似的呈现。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的统计数据，从2001年到 2013年，玉米种植的各项成本都在不同程度地上涨。图2.1呈现了每50公斤玉米的物质费用、出售价格和现金收益。从图中可以看到，从2005年开始——也就是中国正式加入WTO的第 5年，种植玉米的物质费用【5】便持续上涨;而玉米价格和玉米收益却出现一些波动，且即便如2005、2008年的数据所显示，在玉米价格和收益都有所下降的情况下，种植玉米的物质费用仍然在上涨，这一趋势在2012-2013年再次出现。这种状况暗示着，尽管国家的最低收购价的确起到了保障农民收入的作用，然而这种保护作用正在不断受到农资成本上涨的冲击。
表 2.4 吉林省调查点 2011-2013年玉米种植亩成本(单位：元 /亩)
从全国数据来看，在玉米种植各项成本中，种子成本有明显上升。尽管每亩种子的使用量从2001年以来有所下降，从每亩使用2.9公斤下降到每亩使用2.2公斤，但是每亩的种子成本却一直在上升，尤其在2006年到2012年之间，上升幅度最快，短短 7年之间玉米种子成本已经增长了1倍;2012年以后增幅略有所减缓，但仍在攀升(见图2.2)。考虑到每亩玉米种子用量的下降，种子销售价格的实际上涨幅度比下图直接呈现的要更明显。
图 2.2 2001-2013年全国玉米种子平均亩成本及亩用量2015年4月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报道了黑龙江的一种玉米品种价格翻倍，对农户生产造成巨大冲击的新闻(央视新闻，2015)。黑龙江部分玉米主产区使用最多的品种“德美亚 1号”价格比前一年骤涨一倍，从500多元一袋，飙升到1150元一袋。这一状况让当地农民始料未及。面对这种突然的价格变化，地方政府物价局介入调查，然而却因种子销售的中间环节太多，无从判断究竟问题出在哪里；且种子价格完全市场化，不受政府限制，因此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地方政府竟也无从下手处理。这一案例深刻地表明，尽管从全国的种子平均价格来看，这些年总体来说还不算太高，农民也许感受还不明显，然而，变化却完全可能突然发生，让农民和政府都措手不及。
事实上，如果以2001年每亩玉米种子成本为基础点(100%)计算2002-2013年这项成本的增幅，可以发现，每亩种子成本的增幅在2001年到2009年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翻了一倍，2009年以后增幅更是进一步提升，到2013年时，每亩玉米种子的成本相比2001年已经上涨了2.5倍(见图2.3)。正如上一节河北先玉335带动种业高价位的案例说明， 玉米种子的价格飙升和不断更新换代背后，是种子公司在市场竞争下不断推陈出新以占据市场份额，同时，种子企业追逐利润的方式也在不断更新。
图 2.3 2001-2013年全国玉米种子平均亩成本增长幅度综上，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农户的玉米种子绝大部分购自市场，自己留种的比例仅占1%，玉米种子市场也呈现大品牌主导的特征。在五省调查点，“酒单”、“先玉”、“正大”、“迪卡”、“金穗”5大品牌占了所调查样本量的四成以上;且几大品种主导玉米种子市场的结构在2000年《种子法》开放种子市场后就已经逐渐成型。在品牌的地域分布上，不同品牌的玉米种子盘踞不同地域市场的特点也十分鲜明。而对于所购买的种子，七成农户表示满意，但也有41.5%的农户担心买到假种子，此外，有三分之一的农户开始对种子的未来表示担心。种子的市场化同时也伴随着种子成本的上升，全国玉米种植总成本也呈明显上升趋势。尽管国家的最低收购价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障农民收入的作用，然而这种保护作用正在不断受到农资成本上涨的冲击。
问卷中，我们请访谈对象回忆出他们近几年主要使用的5种玉米品种，但因有些访谈对象只记得某2种或3种，因此无法获得全部5个品种的信息。数据分析时，我们对5种品种的数据进行了整合。 2009年农业部3月发布推介的26个玉米品种中，“先玉335”不在其列。为何还依然有如此大的市场份额，值得思考。参见如下网址： http://news.qq.com/a/20110407/000787.htm 观测总数高于所调查农户的样本数量，因为观测数是整合了农户使用的主要的5种品种总和。 《种子法》的颁布，使私人资本可以进入种子生产、经营领域。 “物质费用”包括：种子、农药、肥料、机械作业、灌溉费用等。
原标题：农民、政府、市场与种子：五省玉米产区的调研发现
作者：陈义媛（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陈航英（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