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农业与合作经济”会议回顾|海内外农业合作组织的实践
摘要
对于更多试图发展农业合作组织的人来说，只有在观念上重新定位农村和城市的互动关系，进一步的认同、合作乃至构筑共同体才有可能，既不需对社会主义遗产抱残守缺，也不应在当下去还原想象中的乡土社会，改良“乡土主义”才能让更多年轻人留下来。
正文
12月3日，人民食物主权网络以“生态农业与合作经济”为主题的2016年度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重点关注多重危机叠加的中国农村现状，这些危机包括农业的化学化和资本化、小农户的不断边缘化等等。人民食物主权网络邀请到数位国内外生态农业专家和生态农业及农村合作组织的实践者与会，希望借此机会为市场经济作用下的农村困境发声，从讨论粮食安全、生态农业和合作经济方面的议题入手，探求新经济环境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对农业合作模式的探索反映了与这一时代物质丰盈的现状相矛盾的两大危机，即生产者的危机和消费者的危机。农业资本化下的农民在跨国公司面前处于被动地位，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农业合作组织的实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为的是实现生产和消费环节的动态平衡，保障农民和城市消费者的权益。
与早期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农业合作社不同，当今在全球各地兴起的农业生产-消费合作组织不再只是为了保生产的农村互助组织，它的内涵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发生了改变。首先，尽管仍着眼于农村，但催生很多农业合作组织的动因是农业的化学化、资本化与市场化，因此这些诞生于“城乡二元结构”预设下的组织通常有拉近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距离、建立另类信誉体制和流通渠道的诉求。其次，这些组织还和环保主义者的诉求相呼应，如保护土地资源、推广有机食材和健康生活方式都是他们的共识。正因如此，现代农业合作运动和环保运动一样，是一种社会实践。在社会实践的光谱中，不同组织会依照各自的主张对立场和坐标进行微调，这其间包括反转基因运动、与反全球化运动相勾连的抵抗跨国农企的运动等等。在重视农业传统的东亚地区，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中国台湾地区，抑或日本，都存在形式各异、行动目的不一的农业合作实践。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实践历时较久，延续性高，它们已有成熟的经验和技术，以及不可或缺的社会认可度。大陆地区的农业合作组织尚未形成日臻完善的新传统，倒更像续接了共和国早期农村互助的旧传统，在职能转型上还有诸多需要克服的地方。
主妇联盟：从改变消费到改变生产
台湾主妇联盟因其开拓者为城市中有环保觉悟的女性而得名，该组织提倡守护环境、支持本土、以农为友。不同于大多数农业合作社组织，主妇联盟以团结城市消费者为出发点，以共同购买的办法鼓励社员直接向合作农户购买农产品，目前与主妇联盟合作的菜农和果农共计一百五十余家。主妇联盟成立之初，只有一百多户家庭参与共同购买活动，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现已聚集五万多名购买社员，全部社员共近七万名。
主妇联盟倡导的合作，宣传图。
主妇联盟的成功在于从改变消费观念开始，进而影响农产品生产，而不是像大多数农业合作社组织那样先从生产环节入手，再把农产品推销给事先不知情的消费者。也就是说，先改变消费观念，创造消费需求，再把有机肥推荐给农户，让生产者参与进来。主妇联盟的购买社员出于对食材标准和组织自我管理的认可，当农户面临困难和受到质疑时，信任农户的购买社员会选择站在生产者一方，构成相互扶持的局面。
主妇联盟实质上拉近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距离。去除中间环节后，组织管理者、消费者和生产者在小范围内商讨和自治。管理者搭建农业社群结构，向消费者宣传消费理念，并将这些理念传达给生产者，同时辅以技术专员支持，与农民沟通田间作业的可行性。这样一来，主妇联盟就成为一个接口（hub），为消费者和生产者、以及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提供了物质和非物质的共享资源，更重要的是一个围绕生态理念的生产——消费共同体成形了。
四叶草联盟：共同购买与政治参与
四叶草联盟是日本关西地区的一个农业合作组织，全称为“关西四叶草合作联盟”。和上文提到的主妇联盟一样，四叶草联盟也鼓励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合作，日本称之为“提携”，即消费者与生产者相互扶持、互惠互利、风险共担。较为不同的是，四叶草联盟发端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的共同购买运动，主妇联盟则是台湾地区实践者对日本经验的借鉴。也正因如此，四叶草联盟与同一时期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有着或多或少的渊源。
四叶草联盟最早的发起人来自日本共产党，他们热衷于理论作用实践，而当时日本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就是亟待靠实践来解决的问题。由于当时的关西缺乏安全的牛奶，这批共产党人便发起了共同购买安全的“四叶草牛奶”的行动。到了七十年代，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些人来到中国，对当时的“五·七干校”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而后，他们在大阪建立了能势农场，吸引劳工和学生去那儿劳动。
这些劳工和学生最终成为四叶草联盟的第二代管理者。八九十年代后，新一代管理者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对掠夺式的生产与发展的反思，以及人与人之间疏离和不信任的反思。随后，四叶草联盟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并认为尊重自然规律是食品生产和加工的基本原则，保障食品安全最基本的条件。
为了扩大影响范围，现在的四叶草联盟包揽了生产、消费和物流三个环节，不但创造了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还使那些厌倦城市生活、志在进行农业建设的年轻人回流乡下，对复苏关西地区农村生态有不小的帮助。此外，由于创办人来自日本共产党，因此四叶草联盟天生带有现实政治的基因。比其他民间组织更进一步的是，四叶草联盟支持成员参与政治，利用议员选举的途径在议会取得政策制定上的话语权。
蒲韩社区：大陆农业合作新尝试
山西永济蒲韩社区十二工坊之手工织布坊，图为乡民在织布。
蒲韩社区是山西省永济市的农业合作组织，据悉它已覆盖两个乡镇43个自然村、28个联合社的3865户农户和8万亩土地，对接了8100个永济市和运城市的消费家庭。和主妇联盟、四叶草联盟的任务类似，蒲韩社区的一大服务内容是农产品的统一销售。社区向农户统一收购经转化的土壤产出的有机农产品，再统一卖给消费者。除此之外，蒲韩社区还为社员提供其他服务，例如农资统购、农业技术培训、日用品统购、不倒翁互助养老等等。
大陆农业合作社传统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性质是自上而下推动成立的保障生产、团结并教育农民的互助型组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合作社、互助组为农村建设积累了人力和财力。蒲韩社区的组织形式试图重建集体生活图景，正如他们所探寻的问题“如何让中国农民组织起来”，该组织是团结与教育农民的“民间合作社”。在谈到因何而起时，蒲韩社区也求诸于“反农业化学化、资本化，抑制农民老龄化，发展生态农业”等理念以树立其合法性。
和其他许多案例相比，蒲韩社区的成功得力于经济建设与社区生活同时进行的策略。在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过程中，不乏为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参与合作的情况，尽管他们能在短时间内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但总体的抗风险能力不强，组织也很容易因为市场波动而造成社员流失，经不起折腾就会在一两次挫折后一蹶不振，甚至分崩瓦解。蒲韩社区不仅重视农村经济建设——以稍稍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农作物，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统一购买日用品，更注重创造新的社区组织和社区生活，社区建设者的大量精力投入到关涉生活方方面面的服务中，避免了“一条腿走路”的状况，进而增加了抗风险的能力和组织的凝聚力。
创始人郑冰曾是村里小学的代课教师，1998年她凭一腔热血在丈夫经营的农资店的基础上搞起了农民技术培训。可以说无论从技术还是观念上，包括管理者在内的蒲韩社区农民都在做“自我启蒙”。抱着把乡里乡邻团结起来一起做事的心态，社区自己摸索出一套适合地方发展的管理经验。例如，社区为社员提供贷款等金融服务，同时限制家庭参股上限为30亩地，这样就保证了一家或几家独大的局面。
蒲韩社区技术培训学校份挂幅。
尽管蒲韩社区一定程度上复刻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集体主义精神，但它不再停留在基本物质的相互帮扶层面。首先，在制定服务规则时，形成儒家教条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观念并行的局面。地方或传统伦理被引入进来，增加了处理妯娌矛盾、夫妻关系、“不倒翁养老服务”等服务。就社区养老服务而言，每户只需为每位老人缴纳每月200元费用，社区就能自负盈亏地为其养老，每日供两餐，还可以参与文娱活动。这样不仅解决了养老问题，也把已经举家搬迁的闲置房屋利用起来。
其次，尽管蒲韩社区的核心管理者普遍缺乏高等教育，例如担任督查和监事长的王变娥只有初中文凭，但他们对处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自有一套。在做土壤转化和农业技术培训时，蒲韩社区邀请农业大学或农业局土地站的老师对农户进行指导。而在另一端，社区倾向于反向指导城市消费者，通过派遣工作人员的方式进入消费者厨房，查看他们的饮食和消费习惯是否有健康取向，以决定是否向其卖农产品。台湾主妇联盟经验是通过组织消费者来引导和组织生产者，而蒲韩社区是作为通过生产端延伸到组织和引导消费。蒲韩社区这一做法反转了商业社会“消费者是上帝”的观念，也反转了总是城市引导农村的局面。
蒲韩社区的历史短于主妇联盟，更短于四叶草联盟，但令人欣慰的是它不再困囿于浅层面的“生产—采购—消费”结构，流于机会主义或地方主义。否则，农村合作组织对城市消费者的影响将微乎其微，在人口众多、驳杂的中国大陆更是如此。对于更多试图发展农业合作组织的人来说，这一点同样重要，因为只有在观念上重新定位农村和城市的互动关系，进一步的认同、合作乃至构筑共同体才有可能，既不需对社会主义遗产抱残守缺，也不应在当下去还原想象中的乡土社会，改良“乡土主义”才能让更多年轻人留下来。
来源：澎湃新闻，经同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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