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阿根廷农民如何应对转基因作物的环境与社会灾难

食物主权按

今天介绍的是美国佐治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Pablo Lapegna的著作——《大豆与权力：阿根廷的转基因作物、环境政治和社会运动》。这本书梳理了阿根廷转基因作物种植20年来对当地农民、环境和社会经济带来的灾难性打击，回应了把转基因技术当作一种中立技术的谬论。一方面，大公司大农场看到了转基因技术在阿根廷大规模推广应用的好处，不断扩张种植面积，赚得盆满钵满。另一方面，小农的生存空间日益缩窄。而这种转基因技术并没有像它承诺的那样使得农药的使用量减少，相反的是使用量的指数式增长，给当地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并给在地的农户带来各种奇怪的疾病。

“停止掠夺和污染！孟山都滚出阿根廷的科多巴！”阿根廷科多巴省的农民终于发声了，这些农户们终于联合了起来了，他们对转基因说不，让孟山都滚出科多巴省和阿根廷。但等着这些农户的却是政府、公司与一些知识分子的合谋，这种合谋使得农民的运动“去抗争化”，消解了原来的农民抗争。好消息是，当作者写完这本书的时候，科多巴省的环保主义者和草根行动者反对孟山都的示威运动已经再次兴起。

中国是转基因大豆进口大国，其中很大部分来自阿根廷。在进口大豆冲击国产大豆、影响国内农民生计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转基因作物如何摧毁地球另一边的国度和人民，他们的经验也是值得借鉴与思考的。

2013年4月16日，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大豆在等待收割。美国的生物技术已经把阿根廷变成了世界排名第三的大豆生产国，但是繁荣背后的农药却不只限于大豆、棉花和玉米大田。农药经常污染民宿、教室和饮用水。越来越多的医生和科学家警告说这样的农药使用可能引发了阿根廷不断增长的健康问题。 图片来源：美联社/Natacha Pisarenko

正文

2003年2月的一天，住在阿根廷北部Monte Azul村的Nelida像往常一样到院子里去喂鸡。但她惊讶地发现她种植的木薯、玉米和蔬菜通通都枯萎了。而前一天，隔壁种植转基因大豆的大农场刚好在喷洒除草剂。农药随风扩散，漂移到附近20多户农民家的田地和房屋里。

这是美国佐治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Pablo Lapegna，在他所著的《大豆与权力：阿根廷的转基因作物、环境政治和社会运动》（Soybeans and Power: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Argentina）一书中所描绘的一个场景。在书中，Pablo以种植转基因大豆近20年的阿根廷北部地区为例，揭示了转基因作物种植给当地农村和农民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和环境后果，以及对当地社会运动发展产生的影响。在书中，Pablo一再强调，转基因技术并非如“技术—唯生产论者”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中立的技术，相反，技术从来都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并发挥重要影响的。而阿根廷的例子表明，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不仅会带来严重的农药暴露（agrochemical exposure）问题，而且还会破坏小农的生产方式和农村社区生活。

因揭示的问题的重要性和带来的反思性，该书被评为2017年美国社会学会发展社会学类最佳图书。

本书封面 图片来源：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转基因大豆扩张的背景及影响

和其他国家类似，1990年代可以说是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十年”。为了解决通胀问题，当政者采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议，展开了全面的私有化政策。1991年，阿根廷比索挂钩美元，意在便于农资（种子、农药化肥和机械）的进口和初级农产品的出口。到1990年代中期，政府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已经实现了对阿根廷农业的新自由主义化改造。而这就为转基因作物的推广提供了一个“商业友好的背景”（business-friendly context）。在1996年3月25日，阿根廷正式宣布种植和商业化抗草甘膦的大豆。

转基因大豆在阿根廷快速扩张的原因，并非是由于其高产，而更多是由于其便于生产管理的三个特点：首先，不用耕地即可播种。不同于常规农业，农场主可以不用耕地就把转基因种子播种下去，而存在的杂草问题就直接用有机磷除草剂“农达”（Roundup）解决；其次，便于操作的标准化的生产过程；第三，一个更短的农业生产周期，转基因大豆可以一年播种收获两季。前两个特点可以说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特别是劳动力的投入，而后一个特点则是提高了利润空间。所以即便在政府正式合法化转基因大豆之前，阿根廷的不少农场主已经是开始偷偷在种植转基因大豆了。

正是因为“更低的生产成本，更高的利润空间，更大的外部需求，获取种子的便利，以及全球大豆价格的上涨，共同促进了转基因大豆在阿根廷平原的快速扩张”（见原书P42）。到2000年代中期，转基因大豆已经覆盖阿根廷耕地面地的50%，约1,800万公顷；到2013年则达到了2,000万公顷。同时，转基因大豆产量也是猛增，从初期（1997-1998年）的约1,900万吨，到2006-2007年的4,900万吨。种植范围则是从南面的潘帕斯草原地区扩展到北部地区（如Formosa）。面对这一迅猛的增长，甚至连美国农业部（USDA）的一份报告都宣称，“没有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像阿根廷这样全心全意地拥抱转基因作物”（见原书P42）。

阿根廷大豆种植面积（图中红色曲线）迅速扩张，大大超过了小麦（绿色）和玉米（蓝色）的种植面积。 图片来源：USDA

转基因大豆的种植无疑是给农企资本和大农场主带来了极大的利润，所以他们不断地扩大种植面积。但伴随着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的扩大，大量阿根廷本地（特别是北部地区）的小农生产者开始失去土地。资本和小农之间的土地冲突愈演愈烈，不少农民行动者被谋杀。

不仅如此，转基因大豆的种植还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后果。首先是森林砍伐。为了扩大种植面积，大量森林被砍伐。从1998-2008年，阿根廷有170万英亩森林被砍伐，而且每年减少25万亩。其次，它造成了“超级野草”的出现：大量种植抗草甘膦大豆的结果就是抗草甘膦的“超级野草”已经是在阿根廷农村蔓延。而为了解决这些野草，大豆种植者不得不使用更具毒性的农药，如2,4D。再次，由于全年单一种植大豆，改变了原先轮作的农业生产格局，土壤开始退化。

事实上，转基因大豆的种植非但没有如公司和政府宣称的那样减少农药的使用，反而是增加了农药的使用。1997-1998年，阿根廷全年销售2,800万公升草甘膦；到1998-1999年，则是增加到了5,600万公升；2003-2004年，草甘膦的销售量保守估计达到1亿公升；2012年更是达到2亿公升。显然，草甘膦使用量的快速增加和转基因大豆的快速扩张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而农药的大量使用，则给阿根廷带来了严重的农药暴露（agrochemical exposure）问题和与之相伴的环境污染问题。而这就激发了阿根廷农村居民的激烈反对。

使用过的孟山都“农达”空罐被丢弃在阿根廷圣地亚哥奎米省的一个回收中心。 图片来源：美联社

农民的抗争

从Pablo的调查来看，Formosa的农民并非一开始就反对转基因大豆的种植。事实上，当外来资本进入到当地租地种植转基因大豆之时，面对较为可观的租金收入，不少当地农民直接是放弃种植棉花，转而将土地出租出去的。他们不知道在此之后，种植转基因大豆会如此大量的使用农药，并且随之产生的农药漂移（agrochemical drift）会给他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带来如此严重的影响。

2003年2月的一天早晨，Monte Azul的一些村民发现临近转基因大豆农场的地块上，他们自己种植的棉花和粮食作物统统都枯萎了。而前一天晚上，隔壁的转基因大豆农场刚刚喷洒了农药。这次事件对这些农民家庭来说接近于是灭顶之灾。因为棉花是他们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粮食作物则是他们生存的基础。遭受到影响的农民开始意识到，农药漂移绝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他们集体面对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已经是严重危及到了他们的日常生存。

当地农场，隔壁即为转基因大豆农场

图片来源：见原书Figure 2.7

农民首先是向当地警察局报案，但警察拒绝查看他们农场的损失并拒绝出具一份损失报告。而农业技术人员虽然告诉农民他们的损失是由农药喷洒造成的，但因为害怕失去工作，也拒绝出具一份损失报告。如此情况下，愤怒的妇女首先行动起来封锁了一个转基因大豆农场的入口，以阻止喷洒农药的机器展开工作。随后，男人们也开始加入到封锁的行列之中。此次事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为了促使问题的解决，当地农民组织MoCaFor组织农民封锁了通往Monte Azul的主要道路。

这一行动引起了省政府的关注，并且同意农民的要求派出专业人员对当地的环境问题展开调查和评估。但省政府的介入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激化了矛盾。省政府出具的调查报告否认了农药污染的存在，并且指出农民出现的皮疹、眼睛和喉咙的不舒服主要是因为不卫生和夏天穿冬天衣服造成的。

与此同时，政府和社会上层的精英也呼吁将此一农药污染事件定性为是一场纯粹的事故，并力图在技术层面上就此展开讨论和调查。但实际上，这一呼吁背后隐含的意思就是，农民及其组织不应该再对农药的使用和污染发表评论，只有那些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员来有资格就此事发表意见。他们还中伤起来抗争的农民是不诚恳的、恶毒的，是社会的分裂者。

2013年3月29日，47岁的农民Fabian Tomasi,在家里向记者展示他受毒农药残害的消瘦身体。他的工作是尽可能快速地将农药填满在喷洒机里，因此农药常常会浸入他的身体。图片来源：美联社

这彻底激怒了农民，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他们痛苦的漠视和人格的侮辱。随之而起的则是另一次封锁道路的集体行动。为了平息事件，法院最终判定转基因大豆种植者停止使用烟熏法（fumigation）喷洒农药。农民的抗争获得了暂时性的胜利。

社会运动“去抗争化”

但由于转基因大豆继续被种植，农业生产方式也未有变化，农药漂移污染的事件在2009年再次发生。但令人不解的是，此次农药漂移污染事件竟然没有引发类似2003年的农民的集体抗争。作者通过研究发现，阿根廷中央政府和Formosa省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实际上已经是使得民间社会组织失去了动员能力，进而瓦解了农民的抗争。

自2003年开始，主政十多年的基什内尔夫妇（Kirchners）对阿根廷的社会组织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在这几年中，不少社会组织被吸纳参与到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中。曾经领导组织2003年Monte Azul农民抗争的社会组织MoCaFor也在其中。而这一合作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确实瓦解了集体抗争。

作者认为，组织社会运动的领导者实际上面对着一种“双重压力”（dual pressure）。首先是“自下而上”的压力。农民参与运动一方面当然是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但另一方面农民也是希望可以在参与运动的过程中得到一些回报，这就给运动组织者带来了“自下而上”的压力。为了回应这种压力，社会运动领导者不得不从政府那边获得资源来满足民众的上述需求，但一旦如此，社会运动领导者也就受到了“自上而下”的压力，而且社会组织也就无法再确保自身的独立地位。在这两种压力的结合作用下，庇护政治弥漫（政府庇护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庇护参与的民众），集体抗争变得不可能。

2013年3月31日，Erika和她患有慢性呼吸道疾病的孪生妹妹Macarena，在自家后院附近的废弃农药桶回收处玩耍。农药桶内的水用于冲洗马桶，喂鸡，洗衣服。这对双胞胎的母亲说，家里没有自来水，她也不让孩子们喝废弃农药桶里的水。图片来源：美联社

除此之外，基什内尔夫妇政权也采取了一种“体制认同”（institutional recognition）的做法。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获取小农和农业工人的支持，比如上调大豆出口税，组织“圆桌会议”，让本地小农组织参与到农业政策的制定中等等。这种做法使得小农等底层民众认为政府就是他们的同盟者，他们的诉求和声音是可以被听到的，他们也是可以据此获得体制内资源的，因而也就不再需要采取集体的抗争方式了。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当2009年再次发生农药漂移污染事件之时，农民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体制渠道来解决问题。不同于2003年，在2009年政府则采用了“形象治理”（performative governance）策略：政府积极倾听了农民的抱怨，迅速派遣专家队伍采集血样、水样调查化验。可是对于调查的结果，农民则是再也没有听到；对于事件的根源，政府也是不再追究。但传达出来的信息是，政府一直在关切和处理农民的诉求。

Erika和她的孪生妹妹Macarena，她们的妈妈说家中没有多余的水来洗衣服。图片来源：美联社

同时，农民内部则没有再像2003年那么团结。在2009年的事件中，对于谁该对农药漂移负责，农民内部缺乏共识。而且，关于社会运动领导者为自己谋利益的流言四起，也使得一部分人开始产生怀疑。所以，在没有组织带动的情况下，农民的集体抗争也就不了了之了。

没有选择的选择

之前已经提到，Formosa的农民并不反对转基因大豆种植或者农药的使用本身，只有这两者对他们自己的农作物和日常生存造成影响之时，他们才将其视为是一种威胁加以反对。但经过十多年的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当地农民也已经开始慢慢习惯转基因作物，当地一些农民也开始种植转基因棉花。

我们不能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对Formosa农民的行为加以批评，毕竟生存对他们来说是最为首要的。他们无法让农业资本家不种转基因大豆，所以他们只能调整自己的生产以适应前者的生产。因为如果他们还是按照以前那样种植非转基因作物，一次农药漂移污染就能够让他们的家庭生产生活陷入到灭顶之灾。种植转基因棉花对于Formosa农民来说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

2008年孟三都公司和Formosa政府达成协议，免费为当地农民提供转基因棉花种子，而与政府挂钩的公司则为农民提供播种、喷洒农药、收获棉花和送到销售点的农业服务。在这一计划的吸引下，饱受农药漂移污染之苦的农民就纷纷选择种植转基因棉花，至少现在转基因大豆农场喷洒草甘膦对他们农场上的作物不会再产生影响。

2013年4月1日，5岁的Aixa Cano全身长着多毛的痣。医生们无法解释疾病的原因，但是认为她的天生缺陷可能与农药化学品有关。自从阿根廷使用生物技术来扩大农业生产后，Chaco区域内的儿童天生缺陷病的发病率涨了4倍

图片来源：美联社

但实际上，农民种植转基因棉花也并未真正改变自身的境况。政府对棉花收购的控制使得农民种植转基因棉花并没有多大收益。而且，种植转基因棉花之后，农民的食物来源就成问题，他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在农场生产自己的食物，因为那会受到农药的影响。农场上的作物从多样走向单一，越来越多的农民因为无法依靠农业生活而离开农村外出务工，学校里的学生也越来越少。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彻底改变了农业，也瓦解着农村生活和农村社区。

转基因作物的谎言

和农民社会运动的再兴起

转基因作物的散播在阿根廷继续快速进行着，仅在2008-2013年间，就有18种新的转基因作物被批准种植，超过前面十多年（1996-2007）的总和（11种）。阿根廷的例子能告诉我们关于转基因作物的什么信息呢？从本书展现的农业全球化和社会运动中，我们又能够得到什么教训或者启发呢？

我们该如何评价转基因作物种植和扩展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呢？阿根廷无疑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典型的“技术—生产论者”的论调宣称：转基因作物可以帮助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同时还是一项能够促进农业持续增产的环境友好的技术。但作者认为，阿根廷的案例已经是从两点证明了这种论调的错误：

首先，随着转基因大豆在阿根廷的扩展，其农药使用量是呈指数增加的。转基因作物并没有帮忙解决绿色革命所遗留下来的环境问题，事实上，它们反而使得农业生产更为依赖于农用化学品。而且农药的大量使用导致农业生产领域已经出现“转基因跑步机”的现象，也即是出现了抗药性极强的“超级杂草”，必须使用更具毒性的除草剂来消灭，如此反复。

其次，与其说转基因作物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一个办法，还不如说它是在加重某些社会问题。至少在阿根廷北部地区，转基因作物并没有为农村贫困他人口提供一种另类的选择，相反，它是有利于中、大地主和出口型的农业企业。更有甚者，转基因作物种植引发的农药漂移问题还中断了当地民众构建地方农夫市集和地方食物体系的努力。

挂在栅栏上向阿根廷总统和科多巴省省长的抗议标语，孟山都公司正在栅栏内建立拉丁美洲最大的种子生产基地，标语上用西班牙语写着：“停止掠夺和污染！孟山都滚出阿根廷的科多巴！” 

图片来源：美联社

虽然转基因作物种植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在2003年引发了农民社会运动，但是在2009年农民社会运动却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被“去抗争化”了。这是否意味着抗争会就此结束呢？作者并没有如此悲观地认为。相反，他指出，阿根廷的农民社会运动将在“去抗争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当下的去抗争化状态并非是终点，而宁可说是阿根廷群众社会运动的兴衰起伏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见原书P164）。而事实上，当作者写完这本书的时候，科多巴(Cordoba)省的环保主义者和草根行动者反对孟山都的示威运动已经再次兴起。

2013年3月9日, 圣特菲省Alvear的居民们在当地广场聚集，和医生Damian Verzenassi 谈他们关于化学农药带来健康问题的担忧。在阿根廷大豆种植的中心地带，对65,000名农区居民的入户普查发现，他们的癌症发病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4倍，而且他们也有较高的甲狀腺功能減退症和慢性呼吸系統疾病发病率。 图片来源：美联社/Natacha Pisarenko

文章来源：土逗公社；原标题：大豆与权力：转基因如何占领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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