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下）

食物主权按

今年6月，由开放时代杂志社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合作举办的开放时代工作坊聚焦“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关心三农的学者们从农村组织与农业生产、农业合作化的构想与实践等多个角度切入，呈现出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丰富性与主体性。

本文推送何浩、李放春、徐俊忠、马维强4位学者的观点。何浩回顾了最早的合作社山西长治地区十个试办合作社建立、发展的过程及其经验，试图重新理解合作化。李放春从意识形态层面回应了赖若愚推动山西老区建立合作社的必然性。徐俊忠分析了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在50年代就提出农村要移风易俗、搞文化搞卫生、建立道路通信广播网络，对今天的农村发展仍然有启示意义。马维强则对韩丁《翻身》及其原型山西潞城的土改真实情况进行考察，他指出，土改和整顿干部是相生相伴的两个重要主题，分析土改运动可以看出中共对于干部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理念。

这些学者的论述从具体案例出发，突破了以往对集体化时代农村发展有失偏颇的笼统判断。只有深入到历史语境与当时的社会脉络中，我们才能客观地认识这段宝贵的历史，并对当下中国农村发展有所启发。

正文

何浩：新中国成立前后

农业合作化的曲折与展开

我的论文着重讨论当时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的政治状况。按理说，我们在研究时，会把他的视野归纳到中观或宏观上，但实际上讨论赖若愚在不同历史时刻整个的身心状况、认知意识以及历史感觉，恰恰是需要对他做一个非常深的描述或展开，这样才能够把握住在当年山西首先推行合作化过程中，赖若愚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在整个山西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他会在怎样的层面上决定、影响或者左右合作化运动的规模以及它的实践方式。论文前面三部分都在讨论赖若愚的问题，对赖若愚展开一个有深度的描述，才能把握住后面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微观和宏观不是那么的绝对化，要对历史事件做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把握，对当时的历史人物进行深描或细描是必须的。赖若愚是主动地或者说是以政治的力量非常强势地介入农村历史走向当中的。我所要讨论的问题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一直到互助组，再到合作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必然的历史趋势，而是每个环节都是可以撬动的，虽然后来没被展开，但都可以纳入到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当中。历史在后来的走向中确实迈入了合作化，即便如此，在后来的合作化当中，我们应该如何重新认识合作化?

论文的第四、五、六部分处理了从互助组到合作化的历史变动过程。在此变动过程中，山西的历史经验在当年是非常重要的，山西长治地区的十个试办合作社成为讨论中国农村走向的重要经验之一。对长治地区十个试办合作社的经验究竟能分析到何种程度，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发展方向认识的深度。在这个过程中，我着重分析了长治的两个村庄，一个是川底村，一个是枣烟村，枣烟村是武乡地区4个试办合作社之一。当年有许多人对川底村的合作社经验做了总结，这些总结在历史过程中是怎样被构建出来的，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中生产出来的?在生产经验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哪些内容，不能够看到哪些内容?能够看到的内容，决定了我们后来怎样认识合作化的性质。试办合作社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一开始要组织起来的全是中农，尤其是在枣烟村的合作社中所有成员都是新中农，按理说是成分最好、觉悟最高的，但是在一开始试办的时候问题恰恰最多。在此可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共的视野中最能够组织起来的成员恰恰是不能组织起来的，在这些成员中后来做了哪些调节，使得成员组织得很好?合作社后来变得很好，这个过程中历史的变化到底是怎么样打开的?

我们要更完整地描述村庄的变化，尤其这些变化并不是可见的，而是在隐形因素的运作之下，村庄在历史当中被构造成那样的形态。这些隐形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它们并不是能依靠资料直接把握的，在历史的整个构造过程中，实际上我们还不能够确定那是不是结构性因素。经过考察之后，我们才能确定这些结构性因素中，不容易把握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其中正好谈到枣烟村，它在武乡地区的交通要道上。整个村庄的构造会依赖很多因素，比如商业因素，以及当地的一些大地主，大地主一方面有农业，一方面有商业。大地主在二三十年代很难再应对武乡的一些问题，武乡的一些地方人物就会想办法来重新应对，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枣烟村合作社社长的魏名标，他的哥哥魏名扬起的作用非常大。魏名扬是武师，成立了武馆，后来合作社成员大都是从武馆转换过来的。在这里，我们要看到魏名标为什么能把枣烟村合作社从不成功转化为成功。一个地方干部在新的历史情势中需要把合作社办好，其实需要自身的变化，还需要带动其他人进行变化来配合新的历史局势。

评议

李放春：重返共和国初期

今天重返共和国初期，这段历史对我们研究共和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时期。

读文章时想到几组相关问题。第一个问题，在做出合作化决策之前，关于土改和乡村的认识。何浩谈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农化;一个是新的分化。甚至在文章中还提到：中农化导致了新的阶级分化。我不太认同这种看法。土改以后趋势的判断是有一个对现状的判断和对未来趋势的判断的。土改以后大多数是中农状态，而所谓新的阶级分化更大程度是在讲趋势。现状和趋势，这种感觉跟20世纪40年代初张闻天在晋西北调查比较相似。当时的乡村社会也是一个比较中农化的社会，但是他说未来趋势会是新富农的崛起，当时绝对的比例还非常小，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趋势判断实际上是他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诉求。他在40年代的主张其实是新民主主义或者说是新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现实的体现就应该是新富农，所以尽管很少，但是也要把这个苗苗抓住，这就代表了未来的希望。那么50年代初的时候，赖若愚做出这个判断时，其实比较类似，这个苗头已经出来，虽然还不是主流，但是新资本主义的苗头已经出来了，而这个苗头是山西省委不能认同的。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不是中农化导致新的分化，而是这个中农化背后的新民主主义秩序必然会导致新的分化。山西省委认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不能去巩固的，不然未来中国就会走到新资本主义。反过来，刘少奇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恰恰是说这样的一种趋势，第一不可避免，第二也不必害怕。刘少奇当时有个“养肥猪”的理论，猪呀羊呀要养肥了再杀，所以说这个东西不必害怕。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问题与主义。我们回去看的话，赖若愚他们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从主义到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主义意识的话，那个问题很可能就不再是问题，但是由于他对社会主义方向的强调，才使得他认为在土改后乡村出现的有些苗头是非常严重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种“盛世危言”。这是我的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关乎我们对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一种认识，我个人觉得中国革命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思想领先”这样一个特点，而赖若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这样一种对于土改后乡村的判断和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恰恰是体现了这样一种思想领先的革命特质。

第三个问题就是土改中老区与新区的政治生态的区别。我觉得，到50年代初，山西这样的老区遭遇的历史处境、社会结构问题、经济问题和50年代初那些土改新区的生态是不太一样的。对于像赖若愚这样的山西老区的高层领导来讲，他所遭遇的问题至少在他看来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不再提高一步的话，不进则退，所以他讲的是战胜自发势力。而像关中的新区也好，广东的新区也好，它所遭遇的问题就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贯彻。所以，程凯在文章中说，一个基层干部感觉不到内在的动力在哪，上面下来了，我们就干一干。我只是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徐俊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里的农村图景

就《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来说，每一篇基本上都是一个活灵活现的关于农村的图景。农村的合作化怎么办?这是毛泽东编这套书的目的。这本书经过两次编辑，第一次编纂的材料到了9月已经编完了，毛泽东也写了序言。9月份以后，因为当时10月4日到17日这段时间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把9月之前编纂完的稿子，121篇材料，印发给参加会议的人征求意见。材料主要是截至1955年上半年，但1955年下半年中国合作化的发展进程非常快，因此大家觉得还有一些东西要补充，最后，这本书是在1955年12月27号定稿。那么，定稿做了什么样的改变?原来的121篇去掉30篇，再补充新的八十多篇，共176篇，总共九十多万字，毛泽东在序言里提到为第二版再次作序，老人家竟然为此写了104篇按语。

大家想一下集体化时期是不是均质化的时期?绝对不是均质化的，这些材料每一篇都是一个鲜活的典型。实际上，毛泽东做的这个工作为后面的一个工作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这个发展纲要就是我们后来讲的“四十条”，所以怎么来看待这一套文献?没有这一套文献做充分的准备，就没有后来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我认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最深刻的是在当中写了许多不是农业的事情，“文不对题”。这不同于90年代以后的农业发展纲要那样让我们看不懂，我相信农民更看不懂。“四十条”就是大白话，一看就能懂，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四五八”增产的目标，还有个棉花的，围绕着增长目标的技术保障、组织保障等。除此之外，还写了很多根本就不是农业的内容。所以我说其最深刻之处在于“文不对题”，就是写了许多非农业的内容，比如，农村为什么必须移风易俗?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农村不移风易俗真的是够呛的，红白喜事的问题，十分重要。还有扫盲，农村要开体育活动，农村要搞爱国卫生运动。农村还要搞三网：建设道路网，就是改革开放后我们说的路通财通;广播网，太重要了，比如，对渔民来说，当时整个的条件比较差，广播说什么时候有台风，大家根据广播往回赶;邮电网，现在我们说的通邮，等等。整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就是一幅崭新的农村发展的蓝图。

这个先按下不表，我回应大家提到的一些问题。首先，我觉得中国走合作化道路绝对不是哪一个人的头脑发热，或者哪一个人的意识形态的神经发作，为什么这么说?第一，土改以后，农民靠着土改所分得的土地能不能过得下去，大家要考虑。我这里提供一组数字，全国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人均土地是3.27亩，这是全国平均值。然而，各地情况不一样，河南安阳北关区人均是1.5亩;湖南的湘潭为1.57亩;湖南的茶陵为1.91亩;浙江土改以后，雇农人均土地是1.86亩，贫农是1.44亩，中农是1.84亩，富农是2.78亩;广东更糟糕，平均是1.3亩，就一亩三分地。那么，在当时那种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生产条件、亩产量的状况下，农民能不能过活?第二，中国快速走向合作化之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大家不要忘记，即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这意味着什么?如果维持单家独户，中国的新政权马上面临着要直接从1.2亿户农户那里征购粮食的问题。我走进历史以后，大量的历史事实和数据告诉我，走上合作化的路绝对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识形态的神经发作，而是确确实实由很多很多很具体的问题所造成的。

马维强：山西潞城的土改整党

韩丁的《翻身》被看作是革命史范式的经典文本，但是在学界受到诸多质疑。韩丁是否真实地展现了张庄土改整党的原貌?整党试点同时期的其他村庄情况是什么样的，张庄具有多大的代表性?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关这方面比较好的研究。我想通过对潞城的考察，对全县土改整党的状况及张庄在整个潞城土改中的地位做一个初步研究。我使用的材料主要是从潞城市档案馆搜集和整理来的，涉及县级层面及村庄，包括县委工作总结、会议记录，村庄工作队工作情况、党日活动记录等。我们也发现了韩丁当年研究张庄时利用过的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在《翻身》中有具体体现。2010年我曾去合室及周边村庄进行调研，在整个土改整党中，合室在十几个基点村中是做得比较好的。

我提交的论文比较长，从工作队进入村庄之前的地委整党到村庄建党建政的结束，共分为七个部分。整个发动的过程是比较复杂的，14个基点村的情况各异，表现出很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及不同的过程。其实，土改和整顿干部是中共革命过程中相生相伴的两个重要主题，土改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及其实践不言而喻，而干部作为土改政策的执行者在乡村基层是推动土改的关键因素。如果把视野扩展开来，1948年的土改整党只是这个序列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从中共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进入根据地开始发现贫雇骨干，将其纳入干部队伍，进行管理和改造，如反新贵、反蜕化、整风运动、“洗脸擦黑”、土改整党，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与减租减息、反奸清算、查减运动、土改复查、填平补齐、查田运动等的土改运动，这两方面是相互缠绕在一起的，中共对于干部的改造本身就是围绕着在基层工作的展开而进行的，其中体现出怎样的干部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理念，具有怎样的实践特征，勾画的是怎样的中共革命的面貌等，这些都是涉及中共革命的比较大的历史命题。

附：研讨会参与者

行龙：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李怀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历史系

胡英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李放春：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徐俊忠：中山大学哲学系

郝平：山西大学历史系

老田：三农问题研究者

何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程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马维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郭永平：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罗成：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刘朝华：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开放时代杂志社

吴铭：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开放时代杂志社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7年第5期，文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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