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二十世纪中国农村的两次质变——故乡的农业与农民
导语
晚清时期李鸿章说当时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的中国，我们这一代，才是真正亲历了国家和社会的千年大变局。传统的农业和农村，在我们耳闻目睹之中，不复存在了，新的世界和时代，正在到来。我们怎么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
正文
【高中同学在班干部组织下，相约在元旦这天通过微信群“聚会”，老田被指派一个讲座任务，因为微信讲话的效果不好，就另行起草了一个书面的发言提要，供有兴趣的同学参阅。】
晚清时期李鸿章说当时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的中国，我们这一代，才是真正亲历了国家和社会的千年大变局。传统的农业和农村，在我们耳闻目睹之中，不复存在了，新的世界和时代，正在到来。我们怎么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
2010年之后，基本上每年要回故乡好几次，也借机访问了一些家乡父老，逐步产生的一些感想。根据学习委员田光雄领导的布置，所以写了这份作业，提交给有兴趣的老同学批阅。
一、故乡农村的第一次质变：土改、天下太平与集体农业
1、在天下太平之后，房子的建筑方法是不同的
在1949年之前，因为政权力量薄弱，各地土匪或者类似的武力组织不少，农民建房子第一要求是保证安全，典型的设计是整个村子的房子密集地建在一起，有许多天井。这种房子的好处是防御能力强，土匪不容易攻破，例如新街大队的徐井塆。土改之前，通过共产党工作队领导群众的组织和斗争，形成一大批积极分子，共产党政权形成与群众的相互认同和支持的关系，实现了低成本和高执行力，由此，土匪绝迹。
据我的三叔回忆，解放前全村住房密集地建设在一起，内部空间极度拥挤，每一家的住房大约一间半的样子，堂屋多数是公共的，用于堆放农具、燃料和安置牲畜，普通人家每户单独的空间只有一个小小的厨房和卧房，而各家的堂屋又必须是连通的。
全村数百人进出，只保留三两个进出口，进出口附近的空间设计，通常是有利于堵塞和防御需要。房屋外墙通常建的非常厚实，而窗户要尽可能小，称之为“猫耳漏”（意思就是说只能够让猫子钻进钻出），设计原则就是要不够成年人钻进来。
如果考虑空间极其狭小，通风和透光也是最小化设计的，单位面积造价极高，因人畜混居其空气质量之差也可想而知，这种住房建设方式简直是 32 45620 32 15045 0 0 1270 0 0:00:35 0:00:11 0:00:24 3166 32 45620 32 15045 0 0 1171 0 0:00:38 0:00:12 0:00:26 3044 32 45620 32 15045 0 0 1086 0 0:00:42 0:00:13 0:00:29 3665自己为难：造价高、面积小、臭气熏天、住起来极其不舒服。但是，这种房屋的主要优点就是防御性能极佳，至今，福建永定仍然保留了许多那种以防御目的设计的土楼，外观上看起来像是碉堡。
左图是解放前的“安全堡垒型”住房，右图是解放牌农民住房：明三暗六（2014年拍摄）
左图的住房只是网上找到的原理图片，现实中间已经找不到实物原型了。那种堡垒型村庄，因土改后土匪绝迹，安全隐患不再，旧建筑不几年就遭到农民嫌弃，到了六七十年代就已经近乎绝迹了，农民追捧的主流建筑模式是“明三暗六”，右图是本村最后一家还住人的土砖房。
2、集体农业和农村的主要变化：一是农田水利建设，二是不再依据传统经验种田
1952年成立互助组，经过初级社和高级社的过渡，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1961年回归“三级所有队为基础”，1982年秋后分田到户，1983年撤销人民公社恢复乡镇设置。
集体农业时期与个体农业时代的区别：1956年的“农业四十条纲要”，学大寨、赶昔阳，粮食生产过纲要。1956年湖北省提出“五改”——旱改水、坡改梯、单改双、稀改密、高改矮（还有的说法是：籼改粳）。1958年提出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工。
以水稻种植为例，蕲春县种植方式的改革内容有：普遍种植绿肥，推广双季稻，密植（由“一尺挂两头”【注：一种稀植的做法】改为“三五寸”，亩均植株增加五倍半），早稻推广矮杆品种（广六矮4号），杂交水稻（1970年代末期），通过这些改革之后，植物的光合作用对太阳能利用效率大为提高，到了1970年代末期化肥相对充裕之后，产量急剧提高，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查阅《蕲春县志》，通过对比县内化肥的产销量数字，发现蕲春农业增产特别是水稻增产最后是依靠化肥投入巨幅增加来实现的，而不是如大寨那种在前化肥时代通过改进耕作程序就实现了高产的模范单位。
蕲春真正实现产量跨越性突破的是三个年份，都直接地与化肥使用量扩大有关：1970-1971年连续两年水稻有20%左右的增产，这是很大的提升，县志显示1970年开始县内化肥购销量突破万吨；另外一个年份是1979年水稻增产13%，前一年县化肥厂完成了大幅度扩产。这三年合计的粮食增产总幅度达到60%。
蕲春县水稻增产的顺序是：种植方法和种子改良过程是先行完成的，化肥是最后一个具备的增产要素，分田之后没有新的增产要素变化，因此，粮油棉主要品种最高产量，均出现于分田之前。蕲春县是1982年秋后实现分田到户、1983年开始单干的，据《蕲春县志》统计的1949-1985年资料，蕲春县四大农作物均在分田之前达到最高产量，水稻最高产量31.526万吨（1979年/1984年）、小麦最高产量3.6万吨（1982年，1981年的越冬作物），油菜籽1.656万吨（1982年，1981年越冬作物）、棉花2730吨（1977年）（《蕲春县志》湖北科技出版社1997年，第94-95,98-99页）。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南方水稻产区的单产提高速度快于北方，在分田之前的落后县份，单产量和总产量就已经逼近了顶点。
在南方水稻产区，分田之后还能够快速增产的地方，一般是本县没有化肥厂，分田之后化肥供应充足，满足了最后一个增产要素。没有化肥厂的县份得到了更多的跨县工业化肥，是分田后的一个巨大变化。从前的县化肥厂往往优先供应本县内。周其仁等经济学家，为了论证分田到户的好处，往往去贵州找地方调查搜集数据，贵州有些县份就是这个状况，分田之前没有化肥厂所以特别缺化肥，所以，短期内就有很大幅度的增产数字。北方旱作农业区，玉米和小麦的种子改变到1990年代前后才完成（南方的杂交水稻1970年代末期就已经推广了），适应旱地的颗粒化肥也是到了1990年代才到位的，因此，北方地区的农业增产过程直到1990年代才完成，最后的增产要素才最后齐备。
3、集体农业时期的水利变化
红旗渠歌词：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人民多奇志，誓把山河重安排。
其实，蕲河的山河重安排，成就也很大。据访问县水利局老工程师得知，蕲春县内部全部大中水库库址都已经利用完毕（4个），小型水库库址除了特殊原因2个未利用之外，全部修建完毕。相当于自然地理条件所许可的潜力，在集体农业二十多年内近乎挖掘干净了。
我大姐的挑水利简历：赤东大堤从53年就开始修了，水一大就打了，打了又修，断断续续的修。四清之后就开始大上水利，66年67年修翁堑渡槽，67年下半年挑阳谭大堤，68年挑江坳水利，69年胡铺灭螺，70年是天景湖，71年是张哨屋（陈岩），72年挑鸭公嘴送水堤，这个地方挑了三年，73年下半年开始挑狮子头那条河。还有顾祠堂改山改地。
毛时代的集体农业经营的遗产：在地理条件许可的条件下，全部山区水库修筑完毕，灌溉保证率提高；同时蕲河改道工程，极大改变了平原地区的易涝状况。传统的局部小水利“四十八围、七十二畈”在1970年代第二期学大寨期间，被彻底平毁之后修筑了“五纵七横”的道路和灌溉网。同样一个蕲春县的耕地数量，今天可以比1949年之前多养活一倍以上的人口。
左图是蕲河改道后传统围畈改造的“五纵七横”（原三渡公社），蕲河改道后每一条支流都需要改道，右图是卢河改道后在马华山附近的新旧河道
上图是蕲河改道工程的部分地域变化的卫星地图，算是毛时代以人力进行的国土整治项目遗迹。图中较细的弯曲水沟，是早期小河的遗迹；靠近山边的“粗”河道，是1970年代人工开挖的新河道，新河道依据1954年长江洪水水位线来开挖的，确保百年一遇洪水条件下，小河能够将上游来水直排入蕲河，而不是如从前那样流入低洼的平原地带。
蕲河改道之后，在赤东湖湖区修单独的排水通道沟通长江，并兴建节制闸和泵站控制低洼平原的水位，避免涝灾。类似的河流改道工程，在湖北省有14条县一级的合流改道直排入江，双开传统河流在经过湖区之后再连通长江的自然留态。据县志记载，蕲河改道之后，赤东湖周边大片土地出露，1958年在此兴建了八里湖农场，接纳上海知青321人。
在马华山东面的低洼平原地带，滞水通过新建的天井湖泵站排入蕲河。新河道地势较高，在洪水季节可以实现洪水直排入江，避免囤积在低水位的畈田中间造成涝灾。同时由于新河道高于畈田，上游来水可以对低洼平原耕地，进行自流灌溉。新河道投入使用之后，旧有的河道退化为单纯的农田排水通道，占地面积被大大压缩而变得很“细”。
平原水利工程体系，由河流改道、道路和水利网、节制闸和泵站体系组成。
到了1970年代，本村姑娘（徐老师的小姑娘）说到“围里”，还有老人表示担忧，此后，围里已经比本村富裕——人均耕地多、涝灾得到了根本治理。
4、农村生活方面的巨大变化
我小学时期还穿过大布，初中之后就再也没有穿过了。
农民的穿衣吃饭，原先是需要在家庭内部分工完成，传统的说法“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内部分工，彻底抛弃了。
到了1970年代，近乎每个大队都有碾米机、磨面机，不再需要舂米磨面，也不需要纺线织布了。数千年的家庭分工传统，业已成为历史。
5、一点简单评价：
比我们长一辈的人，无论是在生产上，还是在生活上，比我们付出的都要多很多。
毛时代初步解决了吃饭穿衣的问题，基本上是在家庭外部完成的。同时，粮食增产的最后一个要素——化肥供应改善，也是与国家的工业化进步相关的。北方的先进农村典型，是在化肥大量供应之前，就已经实现了产量很高（因为当地不需要烧秸秆，如大寨当时就可以做到秸秆沤肥还田）。
一般而言，一个劳动力年生产历史超过2000斤，就能够解决温饱问题，超过4000斤当时就比较富裕了，购买力接近城市的“双职工”家庭。蕲春县当时刚刚解决温饱线，到了高中之后，带米去学校才比较随便。
在文革后期解决了合作医疗和小学教育普及的问题，我们这一辈人受惠于此。比我们年纪大的父老乡亲，文盲是多数，以我们的年龄段为界，之后是识字的是多数。
二、故乡农村的第二次质变：工业化进程对农业和农村的改造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原本是为了农业增产而组织起来的农民和农村，忽然出现的组织瓦解以及面对市场的新空间，直到三十多年之后，我们才初步理解这个变化的完成状态会造成什么样的新现实和新问题。
今天回顾，从那个时期开始，经过较为漫长的时间过渡之后，农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低成本的劳动力再生产基地：对多数人来说，一个人出身在农村并完成初步的教育之后，就从农村离开去城市和工业中间劳动挣钱，等到年老体衰再回到农村养老送终。
1、农业劳动投入的极度减少
农业劳动投入的极度减少：相对价格决定了农村成为人财物的流出地区，农业的比较利益低下，使得过多的劳动者离开家乡，土地上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劳动投入也无法满足，农业的变化：原先的双季稻变成一季稻，然后又变成抛荒了。连插秧的方法，在部分地区都已经变成了“一尺挂两头”。
插秧的复辟：一尺挂两头（集体时代是3x5寸），左图：1950年传统插秧的株距和行距，右图2017年广西某地的插秧株距和行距
图中可以看出来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房子大都不错，但都不是在本地挣钱能够砌得起来的。或者反过来说，乡村社会中间生活成本业已大大高于种田收入，好生活要依赖外部打工收入来支撑。这是劳动力配置的最高规则——必须寻求远高于种田收入的外部就业渠道。二是土地弃耕严重，今天农民只种植一季中稻，黄色区域是水稻田，而绿色地域都是弃耕田块。目测弃耕土地接近一半。
冬天拍摄到的整垅耕地抛荒，这在老家是一个显著现象，2016年元旦拍摄。
2、呆不住的农村——好生活支出数字的上升
最主要的变化：农村平均的好生活成本，远超本地农业人均年收入水平的数倍。这是当前理解农村、农民和农业的关键事实。谁来从事农业，土地的利用状况，以及农村与城市的关系，主要是由这个关键事实规定的。
巴格内(D.J.Bagne)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的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人口流动就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李(E.S.Lee)在“移民人口学之理论”一文中，在巴格内理论基础上，认为流出地和流入地实际上都既有拉力又有推力，同时又补充了第三个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主要包括距离远近、物质障碍、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移民本人对于以上这些因素的价值判断。人口流动是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
与好生活成本的居高不下相比，农业的产出水平变得微不足道了。因此，对于有其他选择的农村居民来说，农业是一项不值得未之努力的事业，这是决定一个劳动者能否留在农村务农的最大决定因素。
所以，即便是在农村，务农人群也变成了缺乏其他选择机会的群体，有人给这个务农群体命名为“386199”部队（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务农收入水平，远远低于本地最低水平的好生活成本，因此，除了大量的青壮年离开农村和农业去寻找就业挣钱的机会之外，最重要的农业资源——耕地的低效使用或者抛荒就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换言之，耕地不再能够吸引人们去组织各项投入以合理利用的劳动对象了。这是“推力”所在。
3、进不去的城市？
考察今天中国城市和工业的劳动力市场状况，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群体很受人瞩目：一是接近3亿数量的农民工群体，二是小资白领的绝大多数的贫困化状态。两者合起来占据中国就业市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农民工的广泛使用，显然是与中国全球分工地位处于价值链末端的外围地位有关的。而小资白领的贫困化除了与这一末端地位相关以外，还与中国民众对子女高等教育的过度投入（在另外一方是大学扩招）密切相关——过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现在面对着一个远超饱和的中高端就业市场，结果当然是恶性竞争、工资水平下降和贫困化水准线的向上移动。例如网红凤姐上完大学之后，依然没有好工作，这种状况是很典型的。
4、好生活支出数字是如何决定的
在乡村的好生活开支数量变化中间，除了衣食住行这些必须的开支之外，由富人主导的“非必需支出数量”的上升，其结果总是保持一个让大多数人挣不够的高水平数字上，因此，此种开支的目的就是把富人从穷人中间区别开来。依据武汉大学教授贺雪峰的研究，非必需支出数字上升的内部逻辑是：
“在熟人社会中，这些富人的“场面”消费不仅会刺激本村村民，而且直接与村民发生联系。婚丧嫁娶，无论是人情的标准还是酒席的标准，一开始大致是一样的。送人情一次 1000 元，还人情也一次 1000元。吃酒席一桌 3000 元，办酒席也就不能低于一桌 3000 元了。村庄富人群体在场面的消费上是九牛一毛，一般村民却感到越来越吃力。最终，少数贫弱的村民难以负担，他们被排斥出这样的场面消费，成为熟人社会里办不成事、说不起话的边缘群体，甚至是陌生人。大部分村民则会想方设法通过勤扒苦做、精打细算，在场面消费上跟上形势。“富人求异”，他们有能力追求不同于一般村民需求的更高消费和品味。一般村民则是竭力求同，少数最为贫弱的群体更被排斥出村庄场面消费的竞争。”
“在富人求异、一般村民求同的进程中，村庄熟人社会即形成了一种以消费论高低的地方性规范，富人通过在村庄内的消费将熟人社会变成了自我实现的场所，富人的场面消费主导了村庄内的文化再生产，成为标准，成为规范，成为对弱势群体的排斥机制。在富人通过场面消费来主导文化再生产、排斥最弱势群体为村庄边缘人的过程中，村庄内的一般村民则苦苦追赶，以免被排斥出局，因此丧失了其消费的主体性和文化再生产的主体性。在村庄这个熟人社会中，三个不同的群体——富人群体、一般村民和贫弱群体，通过面对面的互动，共享了一套由富人群体所发明、主导并畅游于其中的场面消费与文化再生产，形成了对一般村民极为不利、将贫弱村民排斥出局的公共生活上的政治正确。”
“这种由富人群体所主导的对一般村民和村庄贫弱群体不利的场面消费，显示出村庄熟人社会中富人群体的文化消费对其他群体构成面对面的压力，乃至压迫、剥削和排斥。在这个过程中，人数很少的富人群体获得了体面、尊严和美好的感受，大多数村民却疲于奔命，最弱势群体则被排斥出去，产生强烈的无力感、自卑感，彻底成为村庄中的失败者，甚至会自暴自弃，被富人所主导的文化与价值自我论证为失败者。最为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进行的，是所有人都认同的，是弱势群体也参与其合法性建构中来的。”
“在这样一个合法建立起来的剥削性的场面消费不断展示的过程中，一般村民苦苦追寻，失败的边缘群体退出村庄公共生活与竞争，回到家庭，甚至退到宗教以寻求安慰，这种后退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无为的反抗。问题是，为什么作为多数人的一般村民缺少主导自己消费的能力，丧失了文化主导权？”
“当富人很少时，他们炫富、高消费就只是特例，没有人跟进。富人无法主导公共生活。而当富人数量有了一定的规模，且一般村民也开始有能力跟从时，少数富人的场面消费就逐渐对所有人产生了示范压力，这种压力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成为霸权性的，就无条件成为所有人必须遵从的规范。”[2]
5、此心安处是吾乡？
今天回顾，毛时代集体农业时期还不富裕，还只是初步解决温饱，但是，劳动力收入与必须支出之间的差距较小，“推力”较小，农村相对还呆得住人。此外，当时去外部打工机会也不存在，拉力也不存在。因此，当时农民的家庭完整性是存在的，同时，农业生产体系的完整性也是存在的——这意味着劳动者能够依靠务农解决生计所需。
记忆中间的支出数字：1970年代0.05元看一次感冒，0.5元上半年小学，建一栋明三暗六的土砖房大约200元——相当于壮劳力一年的收入。男方相亲，第一次见对象给见面钱10元，娶媳妇不用轿子。村里喝一次喜酒的份子钱1.5-2.0元。今天，娶媳妇的彩礼需要100000+，中等水准的小楼建设二三十万，人情往来的负担也很重，这就逼迫人们不得不离乡背井去打工了。
亲情和友情都很重要，但是人情往来不应该成为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移风易俗很重要，但是，政府今天有这样的权威吗？
三、未来农村会“天天向上”吗？
记得1970年代，我母亲很多次对我说过：毛主席他老人家洪福齐天，现在天下太平，不怕发大水，又不怕天干。母亲对形势的判断很乐观，总体评价是对未来和后辈的前景都表示乐观，认为以后会更好些的。同时母亲也有两点小意见：一是大姐成年累月上水利，说丫儿累死了；二是我家在细屋塆住，老是动员搬到大屋塆去。母亲这个判断是依据个人经验到的事实：集体农业时代是以活劳动的密集投入，去解决吃饱饭的初级目标；同时国家工业化的成就，也已经初步改变了穷乡僻壤的生存状况。
我母亲那样的普通人，要以亿来统计，他们是从身边的变化体悟到的是亿万人的共同经验。专家们的判断是不同的，但是专家们是稀缺产品，是全国人口中间的一小撮，他们的理论也是阳春白雪。不知道今天同学们对于未来表示乐观的有多少？相信后辈会过得更好的又有多少？
在分田之后的三十多年来，打工经济的兴起，一些同学走出农门也改善了自身的处境，这样的进步是一次性的，还是可持续的？历史变局所带来的变化，是一次性释放完毕了，还是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可以进行无限经营？这些问题都没有不言自明的答案。
1、政府与农业和农村
从2003年开始，1990年代沉重的农业负担问题被逐步取消，然后政府开始对农业进行补贴。最近的几年，还开始对农村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少量的养老金。财政还开始对农村的水利和道路工程进行投资或者补贴，这些措施都算是善政，但是，这些能够帮助实现耕地充分利用吗？
在世界各国，传统农业都已经衰败了，现代农业是一种石油农业——依靠机械耕作同时依靠化肥农药等投入，各国的家庭农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很难维持简单再生产，不得不依靠财政输血，美国单个家庭农场补贴超过2万美金，日本保护本国大米市场导致大米高出国际市场约10倍。在中国据专家测算，今天在农村要维持小康生活水平，一个家庭需要耕种100亩左右的土地，才能够维持。
但是，规模耕作的组织基础，在分田之后已经彻底瓦解了。劳动投入严重不足的变化，应该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时代变局，毛时代提到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在耕地抛荒严重的今天，尤为重要，因劳动投入的永久性不足，迫切需要引入机械耕作来替代。在村庄内部，机械耕作所需的水利或者道路条件都没有齐备，这就使得中国农村的规模种植和机械引入都不顺畅，耕地抛荒现象反而具有持久化的趋势。而且，毛时代庞大的农机产业都垮台了，以至于中国今天必须依赖进口农机，种子和农药也完全垄断在西方跨国资本手里；而转基因育种技术极度不安全，有成为国家战争武器的潜力。
中国政府对农村的财政输血，数量过小，无法根本上改变农村劳动者的选择——足够让一个打算去城里打工的人改而留在老家种田，同时，输入农村的小数量资金，往往还未能务实地使用好。
左图是岚头矶附近财政资金支持的黄山复垦项目，右图是彭思西面的豪华水利工程（没有留下放水缺口）
2、农业不再是为需要而生产时代的新问题
舍此之外，农业的资本化经营，不再是以满足需要而生产，而是为了市场和利润而生产，资本的投入和技术的密集介入，导致各种化学产品的过度使用，使得食品安全成为显著的问题。在全球食品安全问题上，中国的问题似乎特别严重。
1980年代之后，工业下乡同时缺乏足够灵便的监管，导致环境隐患极重，据有人统计，全国各地见于报道的“癌症村”有200多个。
在横车新桥河拍摄的照片：主河道来水是绿色的，新加入的是红色的
还有官员、学者和媒体人，合伙鼓吹“资本家种田”，或者隐晦一点宣传“公司+农户”的资本下乡模式，问题在于：到目前为止，资本家种粮食都是亏损的，这成为各种“再造地主”努力的最大障碍。同时，资本下乡的主要领域是地租经济——把房地产引入到县城及下属乡镇并与政府合伙出台政策禁止农民自建房屋。还有少量的是各种商品作物种植，在蔬菜大棚种植业出现总体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大多不具推广价值。
3、扶贫政策的盲点是如何务实地认识农民和农村
官府对于农民贫困的理解，是认为农民不善于经营，这种认识回归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改良派对于农村和农民的认识——农民之所以贫困是因为“愚贫弱私”（没有文化、资金少、行动意愿和能力不足、不善于合作），是因为农民自己的个人原因导致自己贫困，因此，改变的办法就是从改变农民个人入手。
共产党的老传统则认为，旧统治阶级的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使得农民处于受剥削、受压迫地位，并进而导致农民的消极，贫困原因是源于制度的不合理，以及家庭耕作的弱小，因此，改变方法是推翻旧有的统治阶级和权力结构，创造新的权力结构与超越家庭耕作的局限。
自1980年代分田到户之后，对于农村和农民的认识，逐步与老共产党的传统划清了界限，回归改良派的个人主义认识。此后，新加上了一个工业化时代的新比较：凡属贫困村或者贫困户都是因为未能像成功的资本家那样经营产业，才导致穷困的。
与这个认识方法紧密相关，有两个时期的重要实践，1990年代就提出过“消灭空壳村”的口号，结果是一轮招商引资和做项目的热潮，后果是留下了数千亿乡村两级债务。今天的扶贫攻坚项目，要求资金直接下达到户，配合基层干部等入户辅导，目的实际上是“消灭空壳户”，其前景很难乐观。
半个月前12月中旬在广州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有专家提出：想要基层干部把贫困户扶持教导成为一个成功的资本家，这超过了基层干部和贫困户的最高能力和最大潜力，扶贫考核目标应该务实地转型：只看基层干部有没有在村里组织起真正的合作社。
有人说：老一代农民工不想种田，第二代农民工不会种田，新一代农民工不谈种田。农村到底会走到哪里去？
注释
[1] 注：来源于百度词条
[2] 参见贺雪峰《中国农村，居然这么复杂？》，链接：
http://news.ifeng.com/a/20171119/53394640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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