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人教育小记
食物主权按
中国农村教育面临着困境。农村初中学校平均辍学率约为 43%，而且辍学原因从贫困被动辍学向厌学“主动”辍学转变（参见：中国教育如何正在失去乡村？）。农村的成人培训也时常面临着“给钱都不乐意来”的尴尬。
改革开放后，农村教育的问题，不仅仅是国家资源投入不足的问题，在根本上是教育为了什么的问题。今天推送的文章给我们展现了在艰难困苦、资源匮乏的条件下，晋察冀根据地农民生出了浓烈学习热情的历史经验。因为教育直接和减租减息相关、和摆脱封建压迫相关，原本只关心自己家一亩三分地的农民“对于学习感到了兴趣，他们不仅希望知道今年的收成会怎么样，而且还要知道平汉线上我们的出击计划完成了没有？南方的战争打的好不好？他们对抗战都有很大信心，教育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晋察冀根据地农民教育中，最重要的经验是：教育最终的目的不是识多少字，而是如红土山的青年(佃农)说的：“咱们自己挺起腰来，才不受人欺负!”这是教育的真正目的。
正文
毛泽东说：“农民的性格有两方面。一是黑暗的，如自私自利、愚蠢守旧等，鲁迅的《阿Ｑ正传》，就是专写那黑暗面的作品。一是光明的，如急公好义、勇敢牺牲等。他们一身就具备了这两种矛盾的性格。政治的作用，便在发动他们这光明面的积极性，逐渐克服他们的黑暗面，实现民主的政治。”[1]儿童是一张白纸，成人由于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价值观，教育的难度比儿童大得多。
边区初建：
为什么选举出来的政权也并不稳固？
“农民生活在狭小的天地里，终年为自己的生活而挣扎，每天能有几个窝窝头充饥就不错了，枯守着田园土地，对政治淡漠起来，这是很自然的”。八路刚到河北平山县的时候“农民还穿着明朝时代的服饰，直到民国十八年才知道天下已经变成‘民国’了。”
“河北平山和山西盂县交界的一个山村，仅有十来户人家。据村里的老年人讲，在抗战前他们从不曾见过什么‘官’和‘兵’，那真可算是一个‘世外桃源’。”但平山人不乏保卫自己家园的勇气和血性，国军败退路过平山还想像以往那样顺手牵羊，结果整连被平山老百姓活埋。就是八爷刚到时也跟平山老百姓交过火，民风极为彪悍。
完县一区郭家庄村选大会
晋察冀边区虽然在1938年1月至1939年2月间，进行了普遍的村选、区选。但是参加的村民只占全部人数的40％一50％，冀中区进行普选的村庄占村庄总数的68％。选举出来的政权也并不稳固。“村政权之脆弱无力，不足以适应战斗环境担当战斗任务，在（民国）二十七年最末一次粉碎敌人围攻中，暴露的最为明显。”问题的根源在于“群众不了解政权和他自身利害的关系，对于参加政权，不感兴趣。”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和山区相互隔离的自然环境，导致农民的民族和国家意识淡漠，他们往往只关心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事务，长期以来形成了麻木和狭隘的思想。
文化方面：“冀东、冀中平原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工商业发达，农村教育基础较好，文盲半文盲尚占总人口的80％。冀西、晋西北、雁北、冀南、平西等山区，土地贫瘠，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就更大，学校更少，许多村庄甚至连一个识字的都没有，广大群众处于愚昧落后的状态。”
有报道称：“文盲在晋察冀边区，多少年以来，都是占着90％以上的绝对多数。边区的人民，连小学教育的程度，都很少人享受过。”“在阜平、灵丘、黎城、武安等县的荒僻山沟里，一连几个村庄没有一个识字的人；写一张文契、一封书信，要跑到一二十里外头去求人。封建迷信也特别严重，巫婆神汉很多。”在山西的五台县，“愚昧和无知笼罩住农村，人们过着农奴生活，一村有一个识字的人，便像是有了一位圣人。”
1945年8月反攻后天津西郊王庆沱农民庆祝减租减息
八路到了号召地主“减租、减息”。冀东迁安县地主石振东对佃户说：“照政府三七五减租规定，去年一亩地租一百元，合现在粮价五元一斤小米，才二十斤，我的地一亩地产米一百二十斤，租额不到三七五，你还得倒找我钱哩！”因为没有文化有些农民绕不过这弯，觉得“地主老爷”说的在理，趁着晚上悄悄的将减下的租子给地主送回去。
他不知道人家“石大善人”算盘扒拉的精着呢—人家玩的上打租，拿今年的粮价算你去年的租子，去年粮价两块！由于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农村基层权力由士绅把持，农民长期以来形成依赖、盲从、麻木；在残酷的封建思想压迫下农民怯懦和保守，不敢主动争取自己的权力。闹灾荒农民吃树叶还要和“地主老爷”商量，期待“大善人”发善心。
在边区建立几年后晋东北的农民在大会中发表意见，“还要先请问一声，讲错话要不要罚钱？”因为他们过去讲错一句话是要被罚钱的！地主说：“如果不是我这地养活，你能有今天？你还要减租子？天地良心放在哪里去了？”农民感觉是这个理，偷着给地主送租子的情况不在少数。
还有的地主说：“你们说减租、减息，八路走了国军回来了看你们怎么办？”实际上“二五减租”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这一切都必须要发动社会教育，对群众加以教育才能解决——向群众学习、教育群众、领导群众。毛泽东说：“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但在实质上又是农民战争。”
不对农民进行教育，不让一群不知道国家、民族为何物的农民知道为何而战，是不能赢得抗战的胜利的。
冬学教育：
结合生产和战争，摆脱封建束缚
1938年7月7日晋察冀群众团体青抗会、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纪念抗战一周年
抗战前边区政府所在地阜平县，平均每人只有一亩七分地，在地主的压迫下常年以杨树叶、大枣、谷糠为食，“白毛女”的故事就是从这一带传播开来的。边区成立后，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减轻人民负担，农民纷纷加入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等等群众组织。
八路来到边区之前，华北农村农民就有进行冬学教育的习俗，也有组织对农民进行过贫民教育，如晏阳初发起的平民教育会等。但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和组织比得上中国共产党在半个世纪前在华北农村发动的冬学教育，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1938年1月边区大会后出台《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其中《文化教育决议案》确立了边区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是：“一、发挥高度的民族精神，加强抗战力量。⋯⋯五、提高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准，并增进他们的健康。”提出：“成人教育优于儿童教育”，因为“农村中的成人，是目前紧张的战争与生产任务的首要担负者，他们的教育不免有种种困难但他们提高一步，战争和生产即可提高一步，正如立竿见影。”
八路军干部在冬学为农民讲课
1938年9月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出的扫除文盲办法中指出：“抗战时期，因为很多男女青年成人不识字的缘故，致使宣传工作、政治工作、动员工作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这不只是目前的欠缺，而且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极大障碍。所以扫除文盲，给他们以生活中必要的书写阅读能力和政治认识，是抗战建国工作中紧要的任务。”
拉开了晋察冀边区冬学的大幕。冬学教育面临和小学教育同样的难题——边区决定：
“一、抽调各机关工作人员，或就本机关所在村，或外出到旁的村，都是自带伙食。
二、部队中的政工人员，就部队的所驻村，召集群众，择定地点，开班授课。三、在分区中学，抽一部分高材学生，施以短期训练，分派到缺少教员的地方。
四、就村中知识分子，或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众，挑选一批，聘为冬学教员。”
调动党、政、军、民一切力量扫除文盲，让人民脱离愚昧、无知。
1945年灵丘解放边区培训知识分子为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1942年阜平齐家沟模范冬学
封建统治者为了实行愚民政策，将教育远离普通群众，有机会接受到免费的义务教育，人民群众迸发出强大的学习热情。
冬学教育之前，冀中一个穷苦老头每天都到边区办的小学校教室外旁听一个时辰小学生上课，然后再去干农活，由此可见群众对脱离愚昧的渴望。仅阜平当年（不包括2区)就建立冬学190多处，入学人数达到7612人。[2]唐县1938年的冬学，有冬学226所，训练民众24163人，妇女冬学102所，训练妇女6404人。[3]这一年全边区共有181812人参加冬学。[4]
成人教育所需经费“由县教育经费统筹解决”，号召“先进士绅殷实之家，一本积极抗战之热忱，发扬捐资兴学的精神，慷慨解囊共襄义举。”1941年的冬学实施大纲中也曾经规定冬学经费以“每班（50人）每月煤油3斤（按煤油价折算其他油），粉笔一匣为准，由村款开支，（灯油按人数多少照上比例增减）柴火由学生自打，课本由学生自买或自抄（至少每二人一本）。”
教室借用儿童的教室下课，但大多数如李公朴先生到边区看到的：“晋察冀没有辉煌的教室。随便一间房子，一座树林，一片河滩，或是山坡，或是山洞，随处都是学生们的课堂。同时所有的工作场合，也都是晋察冀全体人民的课堂。”
冬学的具体上课时间是：“识字班每10天上课5次(一、三、五、七、九)，每次上课2小时，讲授1小时，复习1小时。⋯⋯宣讲班每10天上课五次(二、四、六、八、十)，每次讲授讨论一个问题，时间一小时半。每月共上课15次，⋯⋯阴历年节前后，民校放假10天，举行宣传周，开展农村文化娱乐活动。”
39年边区对38年冬学进行总结，“盂县一个农民上冬学后和高小学生在一起测验得了一个第一。”“冬学工作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特别是进一步的提高了人民的政治水平，帮助了抗战动员工作（不亚于一次民众训练班），冬学学生一般了解了抗战的三个阶段，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四分区一般自卫队都参加了冬学，除了政治、文化外还学了一点军事常识、锄奸、警戒、自卫队勤务等。”冬学教育之前广大边区妇女是在教育之外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妇女地位极低。
妇女冬学学习班
丁玲在1946年《时代妇女》发刊词上写到：“往往，一匹驴，一丈布便可以换一个成年女人；往往，当她还是在孩提时代，甚至还在吃奶时期，‘婆婆’便把她带去做童养媳、奶养媳了，那是用不着花什么钱的；往往，当她呱呱落地时，当做母亲的听晓是‘赔钱货’后，边把她扔进尿桶里或丢到河里溺死，那就更不用花钱了。”
有机会摆脱封建文化的束缚，广大妇女迸发了超强的学习积极性。“三分区妇女把孩子丢在家里去上冬学，并有的自动给冬学捐灯油……妇女踊跃参加冬学（妇救创办冬学1161个，学员34865人，青年占80%），一般妇女因有识字机会非常踊跃，平山妇女最多的能认识500字。”广大妇女用学习成绩打了封建思想一记响亮的耳光“个别地方女生比男生多，蔚县有些女的比男的成绩好（识字）。”[5]
针对冬学存在的问题积极加以整改，如“宣传介绍不够，雁北地区就很少。”“有的群众团体认为冬学是政府的事，未能积极帮助。有的村长敷衍了事。督促检查不够。有的地方，教员认识错误，不能及时改正；有的地方因一点小事冬学瓦解，上级未能及时解决帮助之；有的地方只有一个形式（少数）。
许多地方没有统计数字或不完整。未能动员吸收大量大批小学教员和知识分子参加。导致有些地方因没有教员冬学开展不起来。……”还有教员消极怠工的；偏重政治教育忽略了文化教育；也有偏重文化教育忽略政治教育。 对出现的问题八路积极加以整改，提出：
“一年多的抗战经验中，告诉了我们宣传的难于深入，政治工作未能收到很好的效果，以及这次普选中所发生的种种困难等问题的症结，即在于我国文盲的普遍；这种缺陷，不只是抗战期间政治动员中的大障碍，而且是进行建国大业中的大障碍；所以在推进民主政治，提高人民文化知识水准的要求下，扫除文盲，实在是一件最紧迫、最必要的工作。”
1942年边区青年抗日救国会组织青年学习军民誓约
学习积极性运动随着减租减息、
随着合作社扩大
39年减租、减息扩大面继续扩大，合作社在边区的推广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这又激发了农民学习知识、文化的渴望。边区成立民众学校：“以扫除文盲增进人民文化知识，坚定民族文化意识为目的。”
“凡识字不足1000，年龄在15岁以上45岁以下之男子，及15岁以上35岁以下之女子均须入学。……以识字达到1200为标准；分初级和高级，凡学生识字达600以上者遂入高级600字以下者入初级。”民众学校比冬学更正规，冬学教育与民众学校相结合开展社会教育。
38年冬学只限于巩固区，而到了39年游击区的冬学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各地的冬学普遍的按期开始，普及于穷乡僻壤的每一个村庄。而且从根据地到游击区，以至于敌人的据点堡垒的周围，到处都有抗日民主的冬学，如夜校、识字班等各种形式的组织。”
有些县份，差不多每个村有一处冬学，有些地方，甚至每村有两三处，如“正定县共有140多个村子，可是冬学就有190多处。”39年边区参加冬学的人数（五个分区包括阜平，五分区不在其中。不包括冀中）共390415人。[6] 1939年的冬学运动一般学员识字提高到300字左右，扫除文盲数占原文盲的百分比在平山达76%，灵寿54%，井陉26%，新乐81%，阜平60%，盂县64%。[7]
冀中人口多、经济相对于山区发达，参加冬学的更多。晋察冀日报报道：1939年冬学运动时期，冀中27个县共成立1971处民校，4164处识字班，入学的文盲半文盲男女共达437370人；[8]
1939年7月10日日寇趁暴雨河水上涨将大清河、子牙河、滹沱河河堤扒开182处，造成冀中几十年未遇的大水，日寇还对北岳区进行扫荡，但是就这样“民众学校的建立达到了12399所，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多，男女学员达到567290人，约为去年249826的227％。”[9]
“冀西的游击区离敌人据点一里以内的村庄，一般都建立了冬学。新乐县60％的人口都上了冬学，正定过去没有冬学，今年有75处。冬学学校3500所，冬学学生390495人，比去年180000增加一倍多。三、四分区与阜平一个行政村一座冬学的计划已经完成，新乐超过两倍半，平山超过一倍半。妇女入冬学，三、四分区超过去年三倍至四倍半，阜平去年只有300人，今年7998人超过去年16倍。扫除文盲，仅四分区即达20万人。[10]
1940年，冀中区四专区的冬学共有2275处，每村平均16个冬学，学员共有155993个，占全专区76万人口的20％以上。[11] 1940年冬学运动中，单八专区7个县就成立了1213处民校(各识字班未统一起来）入学文盲半文盲及高级民校学员共338004人。[12] 据统计冬学中锻炼出大批的冬学教员，只北岳区一、四分区和阜平计算，冬学中锻炼出来的教员共达5988人，其中一部分提拔为小学教员，一部分则提拔为边区的文化教育工作者。
在1939年共“提拔了6000多个新教员。”成人社会教育又带动了儿童教育，从上文可知冬学和民校入学率逐年增加，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呢？
社会教育的内容、方法：
从数票子、记账开始
村口的识字牌
针对成人记忆力差，生活经验丰富，理解力强的特点。首先从农民的实际生活出发教农民认识钞票数字，别花错票子；教农民认识附近村子的地名，省的在找旁人问。再学习写，学着开路条、记账；教农民认识“麦子”、“粟”等种子的字，并写在盛粮的缸上，以免耕种时下错种子；阜平县王快镇冬学教师教“东”字的时候，不光讲“东就是东方的东，也是东西的东”，又联系到“房东”、“东庄”（王快镇附近的村子）；“见物识字”法。槐树上贴“槐”字，井口贴“井”字，田间贴“田”字、车上贴“车”字。
美国记者贝尔登见到过这样的情景：“一个在田地里耕种的农民，在地头的一块木板上写上一个汉字，这样整天来回走着、记着。通过这种方法，即使是头脑简单的人也能掌握复杂的人力文明。”；还有的教师在上冬学或民校的时候给农民讲锄头的锄字，说：“锄头是什么做的？”学员说：“铁做的。”“记住用铁做的就有一个金字旁。”“好是两个字，一家有女和子才好。”
在教识字的同时也普及了男女平等的观念；甚至冀中还有冬学教员使用注音符号（笔者在解放区教育工作者回忆录看到过，具体方法不知道，希望各位方家解惑。）河北完县的冬学教师把容易错的字编出顺口溜。“少年辛辛苦苦，老来幸幸福福”，“敌人包围边区，我们保卫边区”，“睁大眼睛看晴天”。
成人手灵活就让成人多写，在田间干活的时候，顺手在地上写；妇女做饭的时候在锅台上写；民兵站岗的时候用木炭在石头上写。
教材内容。有《不买敌人货》、《不用汉奸票子》、《一个爱国的老太太》、《开展家庭副业》、《反封锁》、《自力更生》、《刮硝盐》等课文。与边区抗战紧密结合，如课文《互助》“敌情紧急了，大家要互动，先把病人抬出村，再帮老弱和抗属，互相来帮助，大家有好处。”
有些课文编的生动、活泼，令人忍俊不禁—《狗吃大炮》：“朔州城，空又空，剩下七个鬼子兵，晚上发愁没处躲，大小汉奸更担惊。小队长，有本领，莜面作了假大炮，就说炮队进了城，大炮支在大堂外，来吓全城老百姓。哪知洋狗不长脸，嘴馋偷吃莜面，等到鬼子发现，大炮吃了一大半。小队长，难为情，伪军偷不作声，全城百姓知道了，个个笑得肚子痛。”
用真实的事例勾画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鬼子的窘态，坚定了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群众自己动手解决教学用具困难的难题。有的地方计算时间没有钟点，就用点香、漏水的办法来代替；没有算盘就用玉茭心，羊毛绳制造珠算大算盘；也有的用高梁、胶泥制作算盘，用“石灰代粉笔，铁丝做钢笔。
一区小龙门教员王树山，除在夜校担任政治课外，将小学课提前在早上上课，腾出时间到女识字班上课，为避免妇女唱歌的羞臊，故每逢上唱歌课的时候则带上学生数人前往领导；洪水口教员杨殿禄，除每晚给小学上一课珠算外，并腾（出）大部时间为冬学上课；三区梯子村教员谭中和四区秋林铺马玉兰等除给冬学上课外并隔日给冬（学）（教）师与村干部上，使冬学教师一面教，一面学。
固这些教员不仅想尽办法来保证冬学的上课时间，而且注意照顾冬学学员的具体情况，讲课“通俗具体，明白清楚”，因此，村子里“五十八岁和七十三岁的老头们（如杨聚、陈希先等）也天天上了冬学。
边区成立伊始就开始恢复、发展小学教育，早于成人社会教育，边区大量使用初小三年级以上的小学生当“小先生”，以弥补冬学教员不足，“即知即传”。由小学生本人负责招收，最少是三个人，最多是十五个人。对象主要是农民，其他不识字的都有资格去当学生。传习处的地点由小学生和所招到的学生共同决定。
“传习时间是以农家憩息实际为标准，普通都是下午一时到三时。科目有识字、唱歌、国难讲话等三课。”在大槐树底下，经常可以看到半大孩子在简易黑板下教成人识字；华北农村的农民夏天有聚在一起吃饭的习惯，这时候嘎子出现了，“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向农民宣传党的政策、抗战形势。
穿越到抗战时期的边区，想找八路，儿童团先检查你的路条，看过路条后，还要让你念国民公约——必须认识几个字才能走，李公朴先生就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在夜晚，母亲哄睡了小孩子，在油灯下由大孩子指导下识字。子教父、子教母的现象比比皆是。
教学形式灵活、内容贴近实际的社会教育，激发了人民学习的热情。1939年的冬学“已经从临时性的季节性的学校而变成恒久的民众识字班和民众学校，使学习逐渐成为广大群众业余生活的重要部分，一个经常的不可缺的部分。”
阜平石家寒冬学一个叫张难看的学员开了一个磨面磨坊。每天磨面时，一面用脚蹬着箩，一面拿着识字课本大声朗读。晚上回家还讲给他没上过冬学的奶奶听。
每逢冬学紧张时期，大批的男女青壮年甚至是老头、老太婆都涌进了冬学，一家之中，妻子和丈夫、父亲和儿子、嫂子和小姑一齐上学互相竞赛争取“学习英雄”、“文化战士”的佳话，到处频传。还有的地区“哑子和瞎子也去听讲，跛子也去参加。
中老年妇女学习
39年妇女更加积极的参加冬学教育。唐县某村婆媳两个都是该村妇女识字组的学生，可是每次上课的时候，总需要留一个人看家，烧饭洗衣，拮(拾)掇缝补。
于是媳妇让婆婆去上课，要自己留在家里干活，婆婆说年纪轻的该读书认字，年纪老的人要留在家里做事。最后还是媳妇拗不过婆婆的好意，于是就拿起课本抱起孩子去上课了。“妈，等我回来，再教给你！”就是这样婆媳两个都认了字。
祖孙俩展开学习竞赛。“在望都县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位快六十的老太太，和她一个八岁的孙女，手拉手儿的去识字班上课，祖孙两个还提出革命竞赛来，看谁认得块，认得准，两个月过去了，在考试的时候，都及格了，认识了二百以上的生字。”
李公朴先生描写了晋察冀边区群众参加学习前后的变化，“曾是目不识丁的三十万文盲，在站岗放哨时，可以查验路条，教给不识字的过路人读念墙上写的国民公约了。”社会教育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更改变了他们思想。
前文提到八路刚到那会还“穿着明朝服装”的平山。39年八路一次想抄近路截击鬼子，找了一个平山的向导。向导说带路可以但得给我好处，找八路要了四颗手榴弹。八路抄近路兜住鬼子，战斗中鬼子的机枪一直响着，看着身边的战士纷纷倒下，向导摸出两颗手榴弹匍匐前进，炸掉鬼子机枪。战斗结束向导脖子上挂着缴获的机枪，左手搀着一个，右手扶着一个负伤的八爷走下战场。
劳动英雄韩凤苓组织妇女编草鞋慰劳八路军
社会教育使得妇女知道抗战成败是与她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一位妇女抱着孩子骑毛驴回娘家，看到路上一位负伤的八路军步行回营地，她从毛驴上下来，非让战士骑着毛驴回部队，战士不肯。
那名妇女说：“如果不是因为有拖累（指孩子）我也去抬担架了，你们是为了保护我们受的伤。”在那个妇女的坚持下，她让孩子自己走，自己在前面牵着毛驴，战士骑毛驴回到部队。
平山农民刘光汉的父母和妻子、弟弟送他参军
原本只关心自己家一亩三分地的农民，“农民对于学习感到了兴趣，他们不仅希望知道今年的收成会怎么样，而且还要知道平汉线上我们的出击计划完成了没有？南方的战争打的好不好？他们对抗战都有很大信心，教育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冀中一位战士因为想家，偷偷的跑回家，第二天母亲亲自送他回部队。
老母亲替儿子向部队首长道歉，嘱咐儿子：“打走了鬼子，咱们穷人才有好日子过。”“1939年阜平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几百名青壮年农民自动报名参加子弟兵；平山县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参军人数达到一个团。他们作战勇敢，不怕牺牲。‘阜平营’、‘平山团’的八路军，在战斗中不断赢得光荣的称号。”
广大边区涌现“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改变了“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封建思想。团结了人民抗战，形成了抗日的铜墙铁壁。
大龙华之役所俘获的日寇文件中敌酋桑木师团长就这样讲：“晋察冀的组织是神秘微妙，不可理解的组织。老百姓可以随便用眼色或手势传达抗日军所要知道的消息，速度则比电话还要快！”
与儿童教育一样，41年边区喊出成人教育“正规化”的口号，这在41年日军先对北岳区进行“铁壁合围”；1942年对冀中区进行“梳篦”、“拉网”式大扫荡；北岳区42、43年发生大旱的情况下，严重脱离实际。
在教学过程中单纯“为了教育而教育”；在提倡“学习与理论相结合”过程中又出现轻视文化课，政治口号化严重。
这些在一点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教育的成果，如阜平县的槐树庄，群众都说：“上冬学白熬眼。”有的虽然去了但却在路上说怪话：“走，又熬灯油去啊!”出现的问题在整风后，尤其是1944年后得以解决，“严格纠正过去自上而下的强迫命令的方式与脱离群众的现象。”
虽然第一阶段边区的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教育和学习是一个动态，政策必须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
有的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笔者要说土八路所犯的错误，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1965年9月22日接见印度尼西亚经济代表团，在谈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陈列时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介绍的仅仅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不完全，而且好的、成功的说得多，犯错误的、受挫折的说得少。将来还要补充一些东西。因为只有成功的经验，没有失败的经验，这种经验是不全面的。我们敢于正视错误，找出纠正错误的办法，这样对个人和对事业才能不断前进。”
是人就会犯错误，包括人民领袖毛泽东。面对错误是委过于人，还是积极改正、承担责任，这是判断一个人最好的方法，毛泽东是党内做自我批评最多的。
如何破心中贼:
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1944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发表演讲时曾说，封建迷信思想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42年整风之后的教育工作者真正认识到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对以往进行总结后，提出了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办学的方针。
社会教育真正做到了教育与政治、生产、实际三结合，社会教育踏上了新的征途。
1945年新解放区农民积极参加减租、减息运动
毛泽东说如何动员人民，“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前文提到的阜平县的槐树庄是冬学落后村。
当地群众把上冬学当做“支差”，冬学教师洛寒在第一天的教学上说要讲减租、减息，第二天只有二十多人参加，包括妇女、儿童。宣讲课中讲了史家寨冬学中减租的例子，大家跟以往的听课态度大不一样，没等讲完便争先恐后的发言，“×××(地主)说过顽固话，他说抗战不能减租”，“曹家台孙××，怕得罪财主，地租那么高也不说话。”
教师耐心的跟农民说：“这次讲减租、减息课本，不光是要求大家认识理解减租、减息，更重要的是解决咱们自己的事。”第二天课上人数增加许多，连拐子顾喜都来听课，不得已将八九个十六岁以下的孩子回家，腾地方。
红土山的一位青年(佃农)很激昂地向大家说：“方才课本上讲教咱们自己挺起腰来，才不受人欺负!”五天后，只曹家台就有三家下了租，红土山四家，李家台一家，槐树庄三家，如曹家台安风琴种法华村王德俊一石五斗七升五合租的地，已减成八斗，徐望种岭底刘杰三的四斗租的地已减成二斗⋯⋯
河北省曲阳县范家庄的冬学里讲《生产课本》中讲到麦子不浸种容易生黑疸，有学员就说：“麦子生黑疸，那是‘天年’!”还有的不相信，说：“编书的人，又没有种过庄稼，懂得什么治黑疸！” 结果，村上的教师赵俊岭在两块地分别种了浸种和不浸种的麦子，到收获时群众看到了不浸种的麦子仍然有很多黑疸，才真正相信了麦子浸种的好处。山西武乡某村，村里人认为久旱不雨是龙王爷与老百姓为难。
不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准备请“大仙”祈雨。民校老师就烧了一锅开水，在开水锅上透了一条缝，在缝上扣了一个瓷盘，一会便流下水，农民也不去祈雨了。正因为冬学的内容与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农民更加积极的参加冬学。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大生产运动后农民纷纷组成拔工组、互助组，43年后边区合作社走入正轨，教育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方式、方法。
民兵站岗举得识字牌
灵丘民兵英雄姬纪海的游击小组组成的拔工组，开始只有姬纪海和四个青年。自己定了学习纪律。如每天认识两个字；民校上课都到；几天学会一个歌。在枪上写上“大枪”，在地雷上写“地雷”、手榴弹上写“手榴弹”；还互相问，互相考。到冬学开学前最少的识八十多个字；姬纪海能写便条，看群众报、记账。
郑某（外号自来的）原只认识百十个字，担任粮秣委员，努力学习到秋天已经能写简单的信、记账，打算盘、看群众报了。
合作社组织妇女纺织
妇女教育：42年边区整理合作社，合作社的发展步入正轨。广大劳动妇女纺织、编草鞋不但能改善家庭经济还促进了文化的进步。徐水县六区任家庄，将纺织与民校结合起来。每天下午把妇女集合起来在一起织布，墙上贴着“响应毛主席号召”、“服从生产纪律”标语，每天民校教员上课一次，每人每天学三个字，三天上一次政治课。
任家庄自开展纺织以来，只一个月时间纺线五十余斤，织布十五匹，每人分红利1200元，学习生字最多的六十余个，最少的也有二十七个。
冀中大城县六区马庄，受灾收成不到往年一成。民校教师从县里开会回来号召识字班编草鞋。妇救会主任宋春成倡议几个人合伙编，省油还能识字。原来一人一天编两双、组织起来后编四双。
崔汝亭共编了一百多双，卖了六十元，解决了一家五口人的生活问题。休息时间识字，不到一年识字三百个。雄县学习模范刘小菊十六岁，哥哥是八路，姐姐出嫁，和母亲靠纺织生活，纺织之余学习，她母亲是妇联模范组长，干部经常上她家，她趁机向干部学习生字，干部们见她学习不错动员她上小学，一年时间就认识了一千多字。
在她带动下全村二十来个女孩子也上了小学，打破了男女不同校的封建习惯。
封建迷信盛行有病不去看医生，请巫婆。在加上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婴幼儿死亡率极高。岸下村高红儿四个孩子全都得了麻疹，因为家庭迷信，崇拜巫婆，服珍珠喝符水，结果四个孩子都死了。
44年边区统计冀察龙关二区，出生23个，死亡13个，婴儿死亡率56.5％。十一专区蓬头村出生36个，死亡21个，婴儿死亡率58.2%；关庄十个妇女生了53个孩子，死亡46个，占87.8％；十一区某庄三年内四十个妇女三年内生了57个小孩，死亡34个，占59％强。五台山底96个妇女，有63个得妇科病的。怀来西水泉村，44年一年当中生孩子死了十个妇女。[13]
民校和冬学对于妇女教学内容转向生殖健康、新式接生。首先对妇救会干部加以培训，妇救会干部首先带头参加新式接生。妇救会干部再对老式接生员进行培训，她们有实际经验但没有理论知识。
如定唐县的白国云，妇救会干部组织其参加纺织合作社，不再只为挣钱才去帮助产妇接生。仅冀中某区像白国云这样经过培训的老式接生员一年接生271个，大人孩子无一死亡。
山西太原郊外第八区新店讲妇婴常识，妇女们说老师说疯话。后来教师联系到自己，一个叫郭转子的妇女说：“虽说不好听，但是理是这个理。”刘家城冬学教师，讲怎样新法接生，说：“剪刀上有小虫虫，剪了会得‘四六风’。”
学员刘太昌儿媳妇拿起剪刀说：“你看，这上边哪里有小虫虫？”教师只好讲眼睛看不见的道理，但农民不信。一次他去刘光汉家讲，刘光汉的母亲说：“不对！生剪子有毒，剪了脐带会得‘四六风’。”以后教师按照刘光汉母亲的话说，妇女慢慢认可了这种说法。
山西太谷县程家庄，春天孩子们患麻疹（当地人叫糠疮），村里一连死了好几个孩子。工作干部到了村上连忙叫专署的医生治疗，当地农民起初不信西医，可是几个要死的孩子救过来后，大家都觉得西医可靠了。
医生借机在民校给大家上卫生课，许多以往不参加民校的开始上民校了。生活条件的提高促进了学习文化知识的愿望，文化知识的提高又能破除封建思想，从而提高生活，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忻定于家庄十几个贫苦妇女从生产中改善了生活，在民校接受了教育认识到鬼神都是假的，把以前请的神位都推到了；五台许多妇女孩子病了也不去求神拜佛了。
在破除迷信的时候，只有通过对比，让他们看到迷信的坏处和不迷信的好处，群众才容易被说服。毛泽东说：“不要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与历史条件出发，要因地制宜。”
高街村农民表演《穷人乐》，农民跪在地上求地主减租
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边区名牌“高街布鞋”产地阜平县高街村。生活条件提高后，群众自编自演《穷人乐》话剧，根据本村实际情况编的。内容包括以前怎样受压迫，怎样进行减租斗争，翻身后又怎样的生活。
妇女们把“做鞋组”的情形做了表演。妇女集体创作、演出、自己导演。表演如何改造懒婆，妇救会主任演懒婆娘。觉悟了的巫婆亲自参加演戏，表演以前自己怎么骗人，耽误了许多病人，劝大家不要迷信。
巫婆说：“批斗我都不怕，就怕演出来，以后我再也不干了。”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信封建迷信的少了、窜门子的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登台唱戏、扭秧歌、练武术、识字比赛。边区农民说：“村剧团是俺们的扩音机”，“演一出戏比开十天会都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毛泽东
农民观看黑板报中的抗战形势
读报组：深泽县大堡村有几个复员军人在十字街开了一个杂货铺叫“复员号”，每天晚饭后村里人都到那里去休息，铺子定了一份报纸，复员军人经常给大家读报。整风之后的边区报纸更贴近农民生产、生活实际，内容有如何种庄稼、政治形势等等。每晚都有一百多人聚在读报组周围，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
还有“喊话组”，类似于以前人民公社时期的喇叭，也是宣传党的政治，进行群众教育的工具。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多说了。
边区发行的报纸
1945年对平山等八个县村的统计：
《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第四辑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编1983年版114页
半个世纪前的边区社会教育深刻的改造了华北农村的生态，新的生活、新的观念代替了愚昧、无知。教育最终的目的不是识多少字，而是如红土山的青年(佃农)说的：“咱们自己挺起腰来，才不受人欺负!”这是教育的真正目的。
资料选择
[1]《毛泽东年谱》中卷79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抗敌报》1939年2月5日
[3]《抗战中的文化教育》中国现代史资料委员会翻印 1957年版 209页、211页、13页
[4]《晋察冀边区一九三八年度冬学运动总结》，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92页、93页
[5] 同[4]。
[6]《抗敌报》1940年5月6日
[7]《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1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第56页
[8]《晋察冀日报》1941年8月7日
[9]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教育方针政策上）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0版242页。
[10] 同[3]。
[11]同[3]。
[12]同[8]。
[13]《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中国老年历史研究学会 1985年版720-721。
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原标题：破心中贼——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人教育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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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不只是个升学问题：回顾建国初期关于升学矛盾与劳动教育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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