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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的耻辱:农村娃考大学越来越难

魏巍、雷磊 人民食物主权论坛 202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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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主权按:人们常说“读书改变命运“。对农村家庭出身的学生而言,高考是改变自身命运的一根独木桥。据英国《独立报》报导,只有8%的中国农村儿童能够最终读完高中参加高考,但城市儿童能够参加高考的比例却高达70%[1]。惊人的对比令人深思:农村学生真的有机会借助高考一跃“龙门”吗?


有学者指出,在地区经济发展的竞争中,压缩教育财政投入,尤其是农村教育投入已成为一种理性选择,地方政府存在“卸责冲动”,挪用和挤占教育经费的现象十分普遍[2]。与农村日渐萧条产生强烈反差的,则是城市“超级中学”的不断膨胀。在教育产业化操作的过程中,教育成为了谋取“教育政绩”及经济效益可能的工具。“教书育人”已不再是当今教育产业的初衷,更不可能成为农村子弟跨越龙门的机会。这样的教育,只会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加剧城乡之间更大的断裂。


本文由食物主权志愿者合编而成,第一部分是一名农村娃自述求学经历,讲述了农村娃与城市娃在教育道路上的距离与不公;第二部分则是对城市“超级中学”产生机制的讨论。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此涨彼消的背后,是城乡差距的扩大和城乡不公的体现。新一年高考之际,纵使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也要再度拿出来,与读者一起检视当下的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改变,起于反思。


一名农村大学生的自述


1. “我很羡慕城市的同学”


1988年,我出生于陕西平利县一座村庄。2007年,在县城中学复读一年后,我考进了华中科技大学。

 

开学后,我认识一名陕西老乡,她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陕西两所巨无霸超级中学之一,每年几乎垄断了陕西文理状元与北清名额。

 

但她看上去郁郁寡欢:


我成绩太差,在年级排下游,只能考上这儿。


她和我的高考分数差不多,都刚好过600分,可我的成绩在全县排第五。作为县中的一名“尖子生”,我居然和超级中学的一名“差生”,考入了同一所大学。

 

平利县位于大巴山深处,农村人口占到全县人口的绝大多数。2003年我上高中时,类似西工大附中这样的超级中学加速膨胀,而平利中学这样的普通县中开始走下坡路,陕南地区曾经名声很大的旬阳县中学、汉阴中学也都消沉下去。我第一次高考过了一本线,但我想上一个更好的大学,于是我来到县中复读。

 

在考生最多的2007年到2009年,平利中学考上一本线的考生也仅60人左右,能考600分以上的“尖子生”不足5人。

 

平利县的其他两所乡镇中学更惨不忍睹。2006年,我曾就读的八仙中学仅3人过一本线,7人过二本线,老县中学有一年甚至仅有一名考生过了二本线。

 

大学里,我很羡慕城市的同学,他们有很多高中同学聚会。而我,几乎连一个同县的老乡都找不到。


2. 我们都是“次品生”?


像我这样出身寒门的孩子竞争力差,跟县中的师资有关系。陕西师范大学这类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很少选择到县中教书,作为西部最好的师范院校,它的毕业生多数集中在城市中学。

 

平利县中迄今仅有一位全国优秀教师,他是高校扩招前招进县中的一批优秀老师之一。2005年开始,很多老师因为随之补充进来,教师水准都不如往前。并且,一些经验丰富、能力突出的老师陆续被安康甚至西安实力雄厚的重点中学挖走。

 

就这样,最基层的中小学校师资就像高山的溪水一般,一级一级汇入大河岸边的学校。被抽得最干最彻底的,是乡村的中小学。

 

在八仙中学,大部分老师都是中专毕业,水平稍高的老师很快就会被挖走。我初中的代课老师中后来有4位去了县中和市里的中学。

 

进入高中后,由于教师太少,我所在班级当时的数学老师就是从小学紧急调入的。高一下期末考试,班上一大批同学的分数都在30分以下(满分150分),我记得自己当时考了13分。

 

在这所乡镇中学里,专业学语文的老师在教生物,而教数学的老师可能是之前学音乐的。在课堂上,老师经常解不出一道题目,就让“尖子生”去解答,学生讲完,老师就在讲台下补一句“就是这么做的”。

 

2003年,我参加中考时全中学两个镇的学生只有6人考入县中,我当时考了第7,留在了八仙中学。而在2004年的中考里,全年级仅一人考入县中。

 

八仙中学的高中生源,就是我们这些被县中和重点中学淘汰下来的“次品”。2006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全年级考生55人,仅有7人过了二本线,还有五十几位同学,干脆连高考都放弃了。


来源:新华网


3. 走到最后的幸存者


我的小学在村庄里度过,整个小学只有一间教室和一块黑板,我的大伯——村小学老师一个人带两个年级的语文和数学。教室很破,下雨天石板房漏雨,我们就把桌椅移开滴水的地方。

 

后来,初小被合并到乡里面的中心小学,这种基于办学成本的合并在当时的农村很普遍,常常三四个小学合并为一个小学。

 

这种撤并使得学生和家里的负担一下子大了起来,同村和邻村的不少同学都回家帮忙干活了。留下来的学生也只能是混日子,每天天不见亮就带着手电筒走山路去上学,到了教室已经是筋疲力尽,下午又要走路回去,从放学走到快天黑才到家。

 

老师们对于学生的境况也是束手无策,水平有限的他们并不懂如何在课堂上调动学生的兴趣,他们总认为是我们太懒惰了,于是体罚成为家常便饭。

 

等到小学毕业时,我所在的班级就只有33个人了,同村的同学就只有一个男孩子。初小那些同学,除了两三个留级,其余没有读书了。邻近几个村情况也都一样,辍学成为家常便饭,纵然是集镇上条件好的家庭也有很多人辍学,他们常是因为调皮被老师体罚,跑回家就再也不敢到学校了。

 

等到上高中时,整个年级就只有一个人是我小学的同学。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农村上学希望太过渺茫了,不如让孩子打工攒钱盖房子,盖好房子娶妻生子则是最实惠的选择。从小到大,我的那些同学们总会逐渐消失于上学的途中,出现在田间地头或者打工者拥挤的火车上。

 

今年我大学毕业,回想自己一路走来的经历,如果说把我和同伴们所经历的教育过程比喻为一次探险,我更愿意相信自己只是一个走到最后的幸存者。还记得高中时,政治老师曾经在课上问我们一个问题:


政府下决心关闭黑煤窑、黑砖厂,大家说好不好?


我们异口同声回答说,好。汪老师当时很神秘地摇摇头说,对有些同学也不一定好:


不好好学习,原来还有一条路,可以进这些厂打工,现在这条路也堵死了。


来源:网络


超级中学越多,农村学生的路越窄


前两天(编者注:该文发布时间为2017年),一篇题为《衡水中学的反叛者》的文章火了,两名“衡中毕业的学霸”花了5个月时间采访校友,并在文中“痛斥”了衡水中学的管理模式。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很多人主动为衡水中学辩护,认为衡水中学为农村学生提供了上升通道,声讨它的管理方式属于吹毛求疵。然而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以衡水中学为代表的超级中学,不仅没有为农村学生提供上升通道,反而使得农村学生在升学竞争中更加边缘。


1. 泡沫:什么样的学校才能被称为“超级中学”?


在很多场合,衡水中学都成了超级中学的代名词,那想成为超级中学,要有什么样的条件?

 

首先就是超高的升学率,或者是超高的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人数。这几乎成为了超级中学最重要的标签,以衡水中学为例,2017年考入清华北大两校的人数达到175人,超过人大附中、北京四中等名校。

 

其次就是要人多。根据教育部规定,普通高中原则上不超过3000人。然而超级中学的学生数一般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安徽毛坦厂中学在校生近3万人,与一些乡镇的人口规模相当;衡水一中(衡水中学与房地产商合办的民办高中)2015年的招生人数达到3200人,大大超过教育部的规定。


毛坦厂中学高三考生乘车赴六安城区参加高考

 | 来源:今日话题


学生多了管理就是个难题,所以超级中学另一个明显的标签就是军事化、半军事化的管理。带橘子进教室受警告处分,生活精确到分钟,短裤和裙子要在膝盖以下……衡水中学的管理模式经过媒体报道引发了无数的争议。


2015年衡水二中安装铁栏如同监狱,或为防学生跳楼|来源:网络


而超级中学最新的一个特征是,打造连锁店。据不完全统计,从衡水中学与河北衡水当地一家企业合建的民办高中——衡水第一中学开始,衡水中学已在全国开设18所分校,覆盖8个省份。而像是黄冈中学、华中师大一附中等超级中学,都在全国各地开有分校。


2. 假象:“超级中学给农村生进名校的机会”


衡水中学、黄冈中学、毛坦厂中学,这三所学校因为地处经济不发达地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是为农村孩子办的学校。所以,近些年针对这些学校的办学模式一有批评的声音,有人就会反驳说:至少这些学校给了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机会。

 

事实上,这一观点并不准确。据媒体报道显示,衡水一中有八成生源来自衡水以外的地区,并且很多外地学生还要托关系,交上数万元的学费;毛坦厂中学每年8000复读生,来自安徽全省,学费按高考分数,从5000元到4万元及以上不等。


河北衡水中学学生跑操,腋下都夹着一本书,学校要求,从集合到跑操开始每个学生必须认真背书 | 来源:今日话题


超级中学不仅没有为农村孩子提供改变命运的机会,反而还在压榨农村孩子本来就不多的教育资源。2016年,北京大学的黄晓婷博士和卢晓东博士在《教育学术月刊》上发表了题为《“超级中学”公平与效率的实证研究——以K大学学生学业表现为例》的论文,他们的研究选择教育部所属重点高校K大学作为研究对象,对K大2005~2009年5届学生的相关背景数据进行了分析。5年来,该大学从31个省份的2082所中学录取学生12465名,平均每年2493名。研究结果显示,K大来自一般中学学生中农村户籍的比例是超级中学(编者注:同是农村户籍的比例)的8倍左右。

 

但比较录取人数,超级中学所占的比例却不低。K大在7个省份的录取名额高度集中,其超级中学占据了全省一半以上的录取名额;17个省份超级中学占有K大30%到50%的录取名额;其余7省份则在19%到30%之间。超级中学数量越少,且超级中学占有名额比例高的省份,集中度最高,教育生态失衡也越严重。

 

超级中学是吸血式的存在,将老师和优质生源汇聚在一起,而一般中学的升学率,尤其是名校率快速下跌,办学就此陷入恶性循环。

 

因为,除部分尖子生可到外地读书外,大部分学生还得在本地学习,更多人接受的高中教育其实更差。有的学生认为自己无望考进全省好高中,只能在当地高中读书,读完后考不进好大学,那还不如不读高中。所谓超级中学给农村生进名校的机会,完全是假象,能去超级中学上学的农村生只是少数,而且他们要付出比在县中求学更大的成本,有的需要从小就到城里读书以便中考能考上超级中学。


3. 疑惑:为什么超级中学能在全国“开疆拓土”?


超级中学的飞速扩张大约起于十年前,那超级中学是靠什么越做越大的?

 

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跨区域招生,教育部规定公办学校不允许跨区域招生,但一些学校总有办法突破禁令。

 

第一个办法,通过公办学校办民校,以民办学校的自主招生权完成跨区域招生。最典型的就是衡水中学和其创办的民办学校衡水一中,两所学校一起办学,但却以民办名义在全省范围内招生,当地教育部门对于这一现象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第二个办法,在初中阶段提前“掐尖”,当这批尖子生考高中时,顺理成章地留在本校,绕开跨区域招生禁令。

 

第三个办法,以各种实验班、农村班的名义,申请特殊政策,在地方政府的默许下突破禁令。

 

第四个方法,高调招收复读生,甚至动员已经考了高分的学生复读,冲击名校。最为知名的例子就是毛坦厂中学。

 

前文说过,将优秀教师、优秀学生集中到一两所学校的做法,破坏了地区整体的教育生态。在衡水中学、石家庄一中、石家庄二中等校违规跨地区招生的冲击下,河北的辛集、邢台、保定、沧州、邯郸、张家口等地已经成为生源大战的重灾区。今年,这些地区纷纷发布了规范外地民办学校招生的通知。

 

作为曾经的“第一超级中学”,湖北黄冈中学近些年已经有些没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尖子生源都被华师一附中“掐”走了,而华师一附中是湖北唯一有全省招生资格的学校。

 

超级中学通过违规跨区域招生壮大,与地方政府的支持也密不可分。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政府通过在资金投入、教师调配、学生招生三方面分配差异上将学校分三六九等,长此以往便出现了像“衡中”、“毛中”这样的超级中学。


在大广高速衡水段,有很多来自于学校的广告条幅 | 来源:今日话题


高升学率带来的“教育政绩”及经济效益,也让一些欠发达地区找到了“逆袭”的道路。

 

衡水的GDP长年徘徊在河北末三位,但衡中撑起了“教育名城”的所有名声。而且据媒体报道,衡水市政府之所以大力支持衡水第一中学,还有一个考虑是,借此发展衡水第一中学所在的衡水滨湖新区。偏僻小镇安徽毛坦厂因“高考工厂”的升学奇迹,吸引了来自全国的2万多学生和陪读家长,教育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


4. 破除:违规招生、办学所制造的升学神话,早就该破除


很长时间以来,对于以衡水中学为代表的超级中学,舆论的批评都集中在“非人性化”的管理和素质教育上面。然而在现在的高考环境下,没有哪个学校会完全脱离应试教育,所以,超级中学的核心争议并不在于此。

 

那超级中学最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和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违规招生、违规办学所制造的升学神话,是超级中学最核心的问题。

 

违规招生的问题,前文已有提到,也有人认为这是民办学校的自主招生权。不过,这并不能为超级中学的违规招生辩护,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


实现民办学校自由招生,需要注意的只有两点,一是必须是真民办,不是假民办,要防止公办校借假民办抢生源;二是所有学校有平等的自主招生权利,招生信息公开透明。


而现在很多民办学校就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民办学校成了公办学校的白手套;而且,一些超级中学利用地方政府的默许或者帮助,拥有了超出一般学校的招生权利。

 

至于违规办学问题,《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


民办学校,应该独立法人、独立校园、独立师资、独立财务、独立证书。


然而,现实中,像衡水中学和衡水一中就是混在一起的。衡水中学对外宣称,2016年衡水中学共139名同学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录取,但真正属于“衡水中学”的仅为23人。

 

总而言之,超级中学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模式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则是它的确恶化了教育生态,既无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业能力,也有损于教育公平。


来源:网络


责编︱三 非

排版︱候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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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英媒:中国农村儿童约8%最终参加高考 城市则达70%》,

http://oversea.huanqiu.com/article/2016-06/9043076.html

[2] 常锡光:《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与软预算约束》,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4-49页。


文章来源:

“今日话题”公众号——《超级中学越多,农村学生的路越窄》;

“全球农业趣闻”公众号——《农村学生辛酸高考路:我是走到最后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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