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毛时代后期的发展战略（上）
导语
毛主义后期与斯大林主义分道扬镳了。二者关键的不同之处在于毛泽东认为包括法律、政府、文化生产和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是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决定因素。毛泽东意识到，仅仅试图改变经济基础是不够的，要超越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来改变上层建筑。但是，当旧的上层建筑被拆除时，代之而起的是什么？中国将采取哪种发展战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既不是资本主义式的也不是斯大林主义式的，而是另一条现代化的替代途径。
本篇推送的是《毛时代后期的发展战略》第五章上半部分，下半部分见今日第二篇推文。
作者｜Chris Bramall，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译者｜花果山
校对｜侯 牛
责编｜大 明
排版｜童 话
1963年发起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标志着毛泽东经济发展方针的一个明显转折点，也预示了十五年期的开始，我称之为毛泽东时代后期。
在采用这种分期方法时，我建议我们应将1963年至1978年的十五年视为决策制定连贯的时期。这或许是一个有争议的说法，毕竟在许多人看来，这一时期的主旋律是混乱和任意的暴力。自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领导层就将1966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称为“十年动乱”，这也的确是不无道理（中央委员会1981）。至少在政治领域，1960年代有很多计划外的、权力下放的甚至即兴起意的政策。我将在下面更详细的探讨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的问题。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时期的经济决策无疑具有连贯性。毋庸置疑，这一时期的侧重点有所变化，例如，1971年以后经济上对外贸易更加开放。但是，关键的纲领和政策并没有多少改变，即农业集体化，强调以国家为主导的农村现代化（“两条腿走路”），和对私营部门的压制。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国防因素。从1964年开始到1970年代末，三线建设影响了整个时期决定了投资水平和分配。
以1963年和1978年为历史转折点是合理的。1963年标志着大饥荒的结束，那时的粗死亡率已回到1957年的水平。更重要的是，1963年标志着第一次通过改变文化来改变中国社会及其经济的试验。变革的工具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它演变成1966-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广为人知的政策。将1978年选择为毛主义的尾声的争议较小。尽管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9月9日），四人帮被捕（10月6日），但直到1978年三中全会之后，经济政策才发生真正的变化。
尽管我把1963年到1978年的15年视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但区分毛时代后期的不同阶段还是有意义的（见表格5.1）。这些阶段中最著名的是1966–1968年，我称之为“文化大革命”。在这方面，我的方法与其他中西学者不同，他们中许多人使用文化大革命来指代1966年至1976年的整个时期。然而，在我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帮助，因为1966-1968年的阶段与其他阶段有着质的不同。因为这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这期间，毛动员了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对中共进行重组。换言之，这是一个针对党本身的基层运动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在1968年大多数红卫兵被下放后结束。1968年以后，派系斗争主要发生在党内，这与1966-1968年的斗争有很大的不同。
平心而论，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一词来形容林彪死后的整风过程。这为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持续到1976年的概念提供了证据。然而，政策方面最激进的时期其实是在1966-1968年，在中国许多城市，主要由大学生、甚至是中学生组成的敌对派系之间发生了旷日持久的街头斗争。1968年夏天发生在南宁的街头冲突或许是最极端的例子（Macfarquhar和Schoenhals，2006:244-5）。1967年秋季，中国决定在中学和大学重新开课（必要时动用解放军部队恢复秩序），加上“下乡”运动的开展（许多城市青年被送到农村生活），使得红卫兵的激进活动在1968年夏季结束前结束。虽然1968年的确是暴力事件发生得异常严重的一年，那一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导致了谋杀与处决事件的发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云南和广西的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武斗事件(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58–9)，但此后的迫害规模有所减少。因此，很多文献使用“文化大革命”一词特指1966-1968年这段时期，本文也采取了这一用法。
人们普遍认为，毛泽东时代后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乎完全就是一个政治严重动荡的时期，对中国的社会及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我将论证这一常见的观点并不准确。毫无疑问，在这一时期内暴力事件的确有所蔓延，但毛主义后期（译者加：实施文化大革命）的首要目的是以意识形态及文化的转变为动力，试图建立农村经济发展纲领。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中国前进的唯一路径便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释在意识形态上作出明确的切割，尤其是要摆脱斯大林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影响。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认为，上层建筑只是（译者加：经济基础的）衍生物，其变化与经济基础没有独立的因果关系。对于毛而言，经济现代化只有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转变方能实现，换言之，必须进行文化大革命。如果我们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达，即通过上层建筑的变革来转变经济基础。我认为毛十分重视这些理论概念，我们只有跟随毛的脚步，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后期的中国政治经济的变革。
本章梳理了毛泽东时代后期的政治、政治制定和经济发展趋势。接下来的章节将更为详细地探讨农村现代化。第六、七、八章每章都将讨论毛泽东时代后期在教育、农村工业化和集体农业方面采取的主要发展策略。第九章对毛后期思想对于中国发展的总体性影响进行了评估。我们的讨论首先从总结毛时代后期的国家发展策略的核心思想开始。
一
将上层建筑的变化作为政策手段
通常而言，理解毛时代后期国家发展策略的关键是需要意识到，它代表了毛泽东对其在50年代所拥护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在若干方面的否定（已在上一章进行了讨论）。在毛泽东看来，国家发展策略不仅是提出发展生产力或改变生产关系的方案，更是对中国社会上层建筑的改造。文化大革命因此成为了国家整体发展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层建筑在毛泽东思想中的位置
毛泽东长期质疑上层建筑在马克思理论中所处的从属地位。这一想法可追溯到他1937年的文章《矛盾论》：
当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Mao 1937a: 116)。
在1950年代（如第三章所述），在实践政策方面，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而不是他在“矛盾论”中所表达的思想。可以肯定的是，他越来越强调变革生产关系的必要性——发展农业集体经济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尽管如此，这种方式还是比较传统的。 即便是“大跃进”运动， 在许多方面（我们所见，并不是所有方面）也是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副本。但是，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毛主义后期，出现了与正统思想决定性的分裂，并回归到了毛在1937年所论证的思想。
上层建筑改造是导致社会变革决定性因素的观点，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理论贡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的主要贡献。马克思本人就上层建筑及其在他所述的社会变革理论中的作用做了相当多的论证。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真正想要表达的几乎没有共识。一种解释是，马克思认为经济因素在 “归根结底” 中至关重要，但有时上层建筑会对经济产生自主影响。因此，上层建筑是 “相对自主” 的。正如Larrain（1991）所说，我们需要区分决定性因素和主导性因素。经济最终决定了社会变革，但上层建筑有时会主导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毛泽东和阿尔都塞提出另一种更可行的方式。他们认为，永远不会出现仅仅由经济因素或仅仅由上层建筑因素决定的情况。故根本不会以一种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取代另一种决定论（上层建筑决定论）。正如阿尔都塞（1969：113）所说：
在历史上，上层建筑等领域在完成了自己作用以后从来不恭敬地自动隐退，也从不作为单纯的历史现象而自动消失，以便让主宰一切的经济沿着辩证法的康庄大道前进。从始至终，“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从来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
相反，在阿尔都塞式方案中，事件（事物）是由多元的因素决定的。因此，社会变革要求同时具备上层建筑的变革，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革。这三个变量中，没有任何一个是自变量，而其他变量是因变量。相反：这三个变量都是同时具有独立性与相关性的。
图表5.2展示了毛泽东看待上层建筑变革这一问题方法的逻辑演变。1950年代初期，转型失败了，因为它的关注点在生产力的转变上。1955-1963年的策略也存在缺陷，因为它只专注于通过建立生产队然后建立人民公社来改变生产关系。毛主义后期的目的是改变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并改变上层建筑。
毛泽东认为，上层建筑的变化是他希望在中国实现的更广泛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关键因素，这从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的政策陈述和实践中都可以明显看出。这里可以留意林彪对文化大革命的辩解（Lin 1966：14-15）。该论点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撰写并由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于1966年8月8日通过的“十六条”中特别明确地提出：
无产阶级……必须……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译者注：本段译者直接引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原文，而此处英文文本是作者摘自罗哈斯1968年的著作。）
毛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另一证明是他对待物质激励的态度。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效仿苏联，对工薪阶层建立起严格的工资等级制，并且试图“科学地”把工资和工作量挂钩。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清楚的意识到中国需要改变这种激励方式。这种所谓的“科学的”方法是泰勒主义的标志（泰勒主义曾经在苏联非常有很大影响），如果要充分调动农业劳动力的积极性，必须禁止物质激励。这是非常激进的想法，但通过多种途径得以实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大跃进时期建起了公社食堂，所有家庭都可以在里面免费吃饭。这卓有成效的打破了消费和工作量之间的关联，即使一个家庭的产量不高，依然可以（在公社食堂）吃饱。尽管这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但毛泽东对于非物质激励的信心并没有被减弱，相反，他更加全心全意地支持大寨的支付制度。20世纪60年代，大寨的支付制度在中国的大部分的农村地区推广开来。在大寨的支付制度下，农民被授予工分，工分决定了他们的收入。但是，工分的评定不仅依据工作量，也依据劳动者的思想热情（Shirk(1982)称其为“美德”）。这种制度的激进主义是透明的，它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方得以实现，这标志着与苏联的“科学”方法的彻底决裂。
改变中国的上层建筑
毛泽东承认上层建筑在推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么，他需要解答两个问题。首先，中国上层建筑的哪些方面需要改变？第二，怎样完成这些改变？
关于第一个问题，6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首要目标是那些主导着中国的大学和教育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以及党内那些决心复辟资本主义的干部。对毛泽东来说，国家的精英化的结构和制度既阻碍了社会经济流动，也抑制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因此要摧毁这些结构和制度，或者至少，应该对它们进行彻底的改革。清华大学是一个经典的例子（Hinton 1972; Andreas 2002）。它的领导层是由一批清华毕业生组成的，他们在30年代一起出国留学深造，之后又返回清华担任教职和领导职务。确切地说，清华大学是由一个延续的小集团在管理。此外，它的教育方法完全只注重学业成绩，这一做法与延安抗大首创的旨在把体力劳动和政治研究与学术工作结合起来的做法大相径庭。另外，它的做法往往带有歧视性。因此，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目标是在中国的大学和学校里掌权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孩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通过什么手段来完成上层建筑的变革，毛泽东在1956年的回答是通过吸收选拔知识分子来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中共工作小组来清理村庄的腐败行为。但是，如上所述，这是干部批评其他干部的革命，是自上而下的运动，而不是群众运动。而且，它的关注点重点集中在地方而非中央，并没有针对中央各部，大学或党组织。1960年代中期采用的替代方法是创建党外组织，这就是1966年和1967年的红卫兵运动顺利开展的理由。
上述这一切都可以在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918） 那里找到回应。 卢森堡认为工人领导的罢工（或大规模群众运动）是非常有用的。它可以带来社会变革甚至革命。卢森堡（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不久）热情地主张文化变革是成功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她还认为，真正的民主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它不仅为发展大众文化提供了手段，而且在制度层面也极为重要，因为它可以检查和控制党的统治：
政令是不能带来社会主义的，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要实现社会主义，就要实现全民参与。否则，十几个知识分子在几张办公桌后面发号施令也就行了。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要求经过数个世纪的资产阶级统治而退化的群众进行彻底的精神转型。社会的本能要代替自我主义，大众的能动性去代替惯性、唯心主义，等等，没有人比列宁更清楚地描述和顽固的重复这件事了。但是，他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使用的手段就大错特错了。政令、工厂专政、严厉惩罚、恐怖统治——所有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只有通过公共生活本身，通过最为广泛的民主和公众舆论，社会主义才能获得重生。而这些都是恐怖统治所打击的东西。
不管红卫兵运动的起源是什么，不管人们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至少，文化大革命不是由少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精心策划的运动。毛泽东、四人帮、刘少奇和周恩来都试图控制红卫兵运动，但都没有成功。这确实是一场群众运动，一场在1968年之后就完全消失的运动。因为在1968年之后，冲突就开始围绕党内派系争夺和继承权而展开了。
二
毛主义后期的发展战略
毛主义后期与斯大林主义分道扬镳了。二者关键的不同之处在于毛泽东认为包括法律、政府、文化生产和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是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决定因素。毛泽东意识到，仅仅试图改变经济基础是不够的，要超越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来改变上层建筑。
但是，当旧的上层建筑被拆除时，代之而起的是什么？中国将采取哪种发展战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既不是资本主义式的也不是斯大林主义式的，而是另一条现代化的替代途径。一方面，毛很早就意识到资本主义不过是死胡同。在面对压倒性军事威胁的中国，自由贸易没有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在不损害其他发展目标的前提下，美国对越南的入侵和同苏联关系的恶化使国家主导的国防工业化成为当务之急。而且，采用市场导向的发展战略，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大规模的内部移民和发展不平衡，导致党无法实现针对那些跟随中国革命的农民的承诺，从而削弱革命的希望。同时，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经济学著作的批判中可以看出，苏联的道路也不能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苏联官僚主义僵化了，其次，苏联的发展战略是有缺陷的，因为它过分强调了城市工业的扩张，却牺牲了农村发展，并且也忽略了小规模工业发展的必要性。
在1960年和1970年代，中国率先提出的替代方案是“两条腿走路”的战略：城乡部门的均衡发展。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中国将把上层建筑的变化与经济基础的转变结合起来。在实践政策上，毛主义后期的发展战略首先旨在通过教育扩张、农村工业化和集体农业的方式来实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其目的是使农村地区达到城市地区已经实现的发展水平。上层建筑的改造将支撑所有上述三种农村现代化战略。
因此，毛主义后期是通过同时改变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改变中国社会的雄心勃勃的尝试。上层建筑的变革是通过城市部门的教育改革，以及通过利用城市青年作为教师来实现中国农村教育的广泛发展而实现的。生产关系以农业和工业资产的公有制为基础。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完成的产权改革是不可逆转的。农村的生产将由集体进行，而边境地区的生产将由准军事化的国有农场进行。这些机构通过动员剩余劳动力，为机械化农耕做了准备，并大大扩大了灌溉面积。工业生产的扩张，是通过国家和不同等级的集体所有企业在中国的治理层级中实现的。最大的和最现代化的工业，往往直接归中央政府管理。次重要的工业则是由省级、市级和县级的政府管理。公社和大队则会负责管理规模较小的乡镇工业。这一切都无法在私有化的所有制制度中实现。因此，私有的部门——无论是农业的、工业的还是商业的——都受到了最大程度的打压。
然而，毛时代后期强调生产关系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生产技术和现代化。相反，生产关系的变化，和以防御为目标的大规模工业化（三线建设）是密不可分的。而且，乡镇工业的发展，依靠的是国家的补贴和进口的技术。对于多种高产作物研究和发展的投入也在增加。我认为，这种依赖外国技术的意愿，说明毛主义后期并不完全基于自力更生。当然，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政策，鼓励了本地社区利用自己的资源发展经济，大寨的就是一个经典例子。然而，三线建设中和乡镇工业对于国家补贴的依赖（从农业和内部贸易提取的剩余），和自力更生的理念是冲突的，也和毛泽东拓展国家贸易的意愿是冲突的。我们可以看到，是世界的大环境，而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决定了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关系。
我们百分之七十的重工业和轻工业，都在沿海地区，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陆地区。这种不合理的情况是历史的产物。沿海地区工业基础必须充分发挥作用，但是为了工业的平衡发展，我们必须努力促进内陆工业的发展。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所实施的发展策略的连贯性，似乎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正确的：毛泽东时代后期不应被视为一个疯狂的历史时期。毛主义后期的社会实践也不是起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这是1981年党对毛泽东的定性，以及反复出现在西方政治学家著作中对毛主义后期理念是“乌托邦的”和“唯意志论”的判断。把毛时代后期的历史事件描述为一些拼命想保住权力的的努力是没有意义的，而这也是西方对毛主义后期的常见解读。正如Teiwes(1993)指出，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之后，毛泽东对权力的掌控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受到严重质疑，当然也没有受到刘少奇的质疑。此外，把毛主义描绘成与斯大林主义没有差别也是无法令人信服的。相反，毛主义后期策略代表了与马列主义思想的重要的分歧。它的设想，是通过一个彻底的上层结构改革方案，使经济基础的变革成为可能，而且不给任何资本主义复辟留下可能。
表5.3以表格形式列出了毛主义后期策略的基本构想。毛主义后期因此包涵了中国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同步改革，目的是实现经济现代化。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它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对上层建筑的重视。
毛主义后期也可被视为是围绕着三个具体的经济举措而形成的，这些举措旨在改革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即集体农业、乡村工业化和农村教育的扩展。集体所有制和发展新作物品种使农业现代化和扩大产量成为可能。国家和集体所有制、发展农村技能基础和工业补贴促进乡村工业的扩展。扩大农村教育被认为本身既是一件好事，也是发展乡村工业和提高农业生产的一种手段。这些政策倡议的重大意义使得它们每一项都值得写一章。因此我将分别在第6章、第7章和第8章讨论教育、集体农业和乡村工业化。
然而，在详细研究这些政策倡议之前，我们需要概述1963年后毛主义后期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实践中的展开方式。因此本章的剩余部分描述了1963年至1978年间中国经济政策和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
三
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政策
上一节所阐述的思想不是空谈。这些实践的确意味着在毛泽东时代后期中国经济结构是不同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制在当时几乎不存在。相反，中国跟随苏联模式，将集体农业与国家、集体所有制工业相结合。然而，在毛时代后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一些方面是相对传统的。它强调实现高投资率和调动剩余劳动力，以便实现速的经济增长。因此，毛主义后期策略在非上层建筑方面与当时拉美和整个东亚所奉行的发展政策有许多共同之处。
所有权结构
在中国农村，农田归1955-1956年建立的集体农场所有和管理。在大跃进时期，这些集体被合并为公社，但饥荒最终导致倒退到较小的农业生产单位。人民公社仍然存在，但最主要的生产单位是生产大队（通常几个村）和生产队（一个村）。在最激进的毛泽东时代后期，中国许多地方完全消灭了私有土地，但是大多数家庭被允许管理少量土地，通常占耕地面积（私有制时代的）的5％。这片土地是通常用于种植蔬菜并为猪提供饲料。
工业生产由国家和集体驱动，在毛泽东时代后期，没有私人企业可言。虽然概念上截然不同，但是集体所有的企业原则上保留全部税后利润的处置权，这与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经营方式几乎没有区别。虽然他们大多数分布在大城市郊区，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毛泽东时代后期是农村工业的发展和农村城镇化。
宏观经济政策
毛主义政权面临的主要政策挑战既是内部的也是外部的。在外部，中国与苏联的同盟在1960年代早期解散，这使得中国在战略上与世隔绝，美国在越南的介入也日渐增多触发了主要在中国西部进行的著名的国防工业化项目：三线建设。当时经济发展的主要的内部制约因素迅速的人口增长。巴尼斯特（1987）估计显示，人口增长率从1949年的0.5％加快到1950年代后期达到约2.5％。在饥荒之后，增长率进一步加快，1960年代增至接近3％。此后，在二胎政策的影响下，促进晚婚和扩大女性教育使得人口增速放缓了。到1970年代后期，增长率下降到大约1.5％。然而，最终的结果仍旧是中国的人口显着增长。到1978年，总数达到9.59亿，比1962年计算的数字增加了3亿多。
人口迅速增长，国际贸易的范围又很有限，意味着执政者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中国民众充足的食物供应。这转化为执政者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确保农业生产增长的压倒性任务，执政者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使得这些劳动力可以安全地重新部署用于扩大农村工业生产。
用广义的宏观经济术语来说，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战略是一方面尽可能从国外进口技术，另一方面维持高比例的投入，以大力支持国内研究与发展（最终产生了精湛的高产种子品种和青蒿素，非常成功地治疗疟疾）。
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毛主义战略与1930年代的斯大林，以及战后大部分时期李光耀在新加坡所采取的战略有很大相似之处。图5.2所示为中国投资的规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跃进前夕中国的投资份额约为20％，1964年又重新达到了这一数字。但是，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这一比例上升到了30％，而这一数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高的。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Chris Bramall,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09. Chatper 5.
原标题：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的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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