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防疫工作遇到什么困难又是怎么取得胜利的？

导语

血吸虫病在中国肆虐了2000多年。1949年中国有血吸虫病1060万例。众所周知，新中国在防治血吸虫病上取得了重要成就。然而，大家已经忘记，当时这项工作的开展可是困难重重。不仅有来自于疾病本身的难题，甚至也有来自基层民众、工作人员和干部的抵制的声音。这样一项艰难防疫工作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为什么会遇到困难，又是是能够取得胜利呢？美国历史学者Miriam Gross的新著《送瘟神：毛主席消灭血吸虫的运动》（2016年加州大学出版社）细说了防治的三大支柱：（形式多样的）教育、（因地制宜的）预防和（免费普及的）治疗。

目前，正值全国全球抗疫时期，公共卫生体系的改革，变成了亟待反思和总结的问题。食物主权编译了历史学家Miriam Gross研究中国血吸虫病防治的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作者｜Miriam Gross

编译｜瑞秋、惊蛰、羽婷、坚如、候牛

校对｜候牛

排版｜童话

新中国的公共卫生史上，血吸虫病防治运动是最著名最成功的一例。根据记载，血吸虫病在中国流行了200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消灭血吸虫病就成为了一项重要工作。1953年开始，中央政府就开始派医务人员进入疫情严重的地区消灭血吸虫病。值得注意的是，防治血吸虫病不仅是一项公共卫生领域的任务，也是农业领域的重要工作。1956年，政府把消灭血吸虫病写进了《农业发展纲要》。理解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的历史，也要将其放到中国农村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

随着更多档案和资料的公开，研究者们发现，这项工作的开展很不容易，甚至可以说是困难重重。不仅有来自于疾病本身的难题，也有来自基层民众、工作人员和干部的抵制的声音。事实上，大部分针对血吸虫病的治疗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早期（1966-71年），而很多这项传染病的预防和教育工作，也都集中在毛泽东直接介入之后（1956-1976）。这样一项艰难防疫工作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为什么会遇到困难，又是是能够取得胜利呢？本文从教育、预防和治疗这三个防疫工作的支柱来细说。

形式多样办教育

教育大众是防治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的副组长魏文伯曾说，“农民的思想需要从旧有的传统中解放出来，这才能够真正发挥他们的才能和创造力。”这是党在整个血吸虫病防治过程中贯穿不变的总的理念，尤其是在大跃进时期（1958-61年），毛主席曾明确指出，过往党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可能忽略了科学技术的普及，但现在党专注于技术革命。并且科技的普及必须“要和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否则科技无法真正进步，血吸虫病这个可怕的敌人也不能被打败。通过知识的科普，广大农民已能学习到科学的思维方式——注重实验和分析，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而非借力于封建迷信。

然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农村地区文盲率非常之高，科学知识的普及难上加难。这种情况下建立全面的教育体系都要花上数十年时间，党是如何进行防治知识传播、又是如何切实增加农民对防治工作的参与度的呢？

在防控运动早期，有三种工作手法被主要运用在传染病知识的普及中。第一种方法是将科普知识“娱乐化“，即利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快板、民谣、话剧、电影、幻灯片，甚至西式的戏剧和音乐会等，增加知识趣味性，同时通过在故事中描绘没有疾病的未来生活新场景以激励人们积极参与防治。但是这种方式有一个明显的缺陷或者说矛盾之处：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能够吸引人们进行大规模娱乐活动的，往往是庙会或一些祭祀场合。但部分祭祀习俗本就属于与社会主义图景不符的，党想要逐渐去除的封建迷信的代表。除此之外有条件使用幻灯机和电影放映机的村庄少之又少。

政府普及科学知识的第二种方法是发展大量的、各种体裁的宣传材料，可以说当时的出版业也为公卫运动做出了不少贡献。除了书籍、手册、连环画、报纸外，还有农村地区常见的黑板报与大字报。但是识字率极低的农民完全无法从文字材料中获得有效信息，而当时的宣传插图又经常描绘晚期病人的状态——肚子肥大，四肢瘦小（血吸虫病又称大肚子病），导致大部分轻症病人误以为自己并不是血吸虫病，反而降低了他们的关注热情。此外，一些本来为了迎合农村文化而改编的书报或谚语，增加了城市人群对农村“无知落后”的刻板印象，不利于城乡关系的融合。

第三种方法则是看起来最符合“教育”二字的课堂式教学。受益于1956年开始的高级生产合作社，和1958年后的人民公社，党能够以更大效率在线下聚合民众参与集体学习，诸如公社劳动的午饭休息期间，也被用来做防治知识的宣传。比起上述方法，面对面教学的优点是能传达更加准确的科学知识，但实际落实情况并不如人意。原因在于农民对专业科学术语接受度有限，于是因教学无聊而旷课、走神、睡觉的情况很常见。而早期的教学人员多来自于当地的中学生教师和学生，他们只参与了草草的培训就来授课，也给农民留下了不专业因此难以信任的印象。

如此说来，以上三种方法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都各有优劣。我们也需看到时间变化在传染病防治运动成效中的影响。1960年开始，党付出许多努力和行动提升农村地区的识字率，建设基础教育体系，新一批接受培训的基层卫生工作者具有更成熟的知识素养，这大大促进了科学和卫生信息的传播。

最后，不得不提及的一个有趣策略是显微镜和科学展览在防治运动中的应用。“西洋镜”能大大激发农民的好奇心，吸引他们凑上前来看卫生人员口中的虫卵。这种眼见为实的印象对农民的震撼很大，尤其是当显微镜上的粪便样本就来自于在场的一位农民时。从当时的文档和报纸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之前“以为卫生人员上门要粪便是在诅咒和作法”的人，在看过显微镜后都转变了想法，甚至有一位农民主动要求更加系统的学习显微镜的观察和实验方法。而科学展览则提供了更加综合和有趣的环境，不仅有显微镜的展示，还有各种照片、幻灯片、三维模型，以及治愈患者的讲演，因此科学展览在人民群众中是极受欢迎的。可惜的是，除了上海青浦、以及余江这两个血吸虫病防治重点地区设立了固定的科学展览会点外，其他更偏远的农村地区难以有渠道看任何的展览会。

因地制宜做预防

防治血吸虫病，预防工作非常重要。预防工作的重点是提高卫生水平，譬如卫生工作人员阻止大家饮用污水，不用自己的饮用水源清洗马桶，挖水井，等等。可是，这些在今天看来简单无害的预防工作，开展起来却并不顺利。自50年代到70年代，针对血吸虫病的防疫工作分为两个时期：建国后卫生部的早期工作时期（1949-1955）以及毛泽东直接参与后有所改变的时期（1956-1976）。

在防疫工作早期，基层工作受到抵制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政令改变了农村地区人与自然原有的关系，破坏了当地的“风水”。很多人认为，改变卫生环境的很多做法，譬如填埋污水沟、挖井等方法，实际是有害的，会阻碍“气”的运行。这样以来，在建立高级社之前，跟挖土有关的很多预防措施，都无法开展。地势平坦的地方，情况会好一些，人们更加愿意做一些预防的工作。但是在山区，人们的抗拒就更大一些。为了克服这个问题，一些开展预防工作医生会自己先挖一口井。村民们看到之后，就不好意思不挖了。可是总体上来说，1956年高级社成立之前，预防工作的阻力是很大的。1958年之后，情况则不同了，在大跃进期间，对于自然的改造变得普遍了，特别是到了文革期间，防治血吸虫病运动，和为了提高生产水平填平沟壑的生产运动，联系到了一起。

而这并不意味着预防工作就没有阻力了。1956年之后，血吸虫病的防治进入后期，由毛主席领导。这期间，主要的预防工作的阻力则来源于农村个人卫生习惯的顽固性。预防工作要求个人改变卫生习惯，譬如要求村民从井里打水冲厕所。然而，很多村民抱怨这样的要求“浪费时间”。类似的，防疫的很多要求，比如修建公厕、焚烧粪便等工作并不被基层认为是能够创造物质财富的，反而可能阻碍当地农业生产工作的开展。在过往的生产和政治实践中，上层领导对于粮食增产数字的重视使得基层的工作人员和民众一致认为，农业生产是其首要且唯一的目标。在这个背景下，他们自然就会抗拒事务繁杂而且毫无生产效果的防疫工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情况不同地区，开展预防工作的情况就不同了。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地方，村里会安排专门的卫生人员来处理包括打扫公共厕所的卫生工作。这样一来，即使不能说服所有人改变卫生习惯，卫生工作的标准也能达到。以上海的青浦区为例，到了1956年，粪便的清理工作已经变成了两项全职工作：早晨的清污工作，以及公共厕所的管理。这之后出现的清查和杀灭血吸虫病的小分队，也是按照这样的逻辑运作的。

然而，专门化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较为贫困的地区没办法拿出额外的人员工资来支持这样的工作。在1956年之后，很多贫困的农村地区大规模使用了化粪池。化粪池非常便宜，容易建造，而且能够满足相当大片区的需要。但是，在使用过程中，一些村民在不等粪便分解，就开始使用粪肥，导致血吸虫的虫卵继续传播。

预防工作的另一个重点是干净的饮水。这里面也有地区差别。譬如在江西九江较为贫困的地区，不同的水池用作不同的用途，譬如一个用作人的饮用水，一个用作动物的饮用水，一个用作清洗。这个方法区分水源和用途的方法，比较便宜的做法。

总体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发展程度以及自然地理条件不同的农村地区，防疫工作的开展的成果也有较为明显的区别，在全国动员的统一图景之下，地方情况的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基层卫生工作的进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参与领导后的时期，防疫运动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瘟神”被视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敌人，那么积极参与防治工作也就成了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表现。无论是对粪便进行掩埋，还是清洗粪桶等用具，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政治斗争的社会背景使得“黑五类”等“阶级敌人”强制成为了政治高压下防疫工作实际的落实者。防疫运动在后期得到落实因而主要靠的并非是人们对于预防卫生本身的认识，而是对革命运动的热情、政策执行的强制性以及领导者本身的政治资本。

免费和普及的治疗

从时间上来看，血吸虫病的大部分的治疗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早期，也就是1966年到1971年。和很多人想象不同，血吸虫病的治疗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困难重重，难以开展。那么，为什么血吸虫病的检测和治疗工作会受到抵制呢？而这些困难又是如何被克服的呢？答案和人们对健康身体的认识，人们与医生的关系，人们在病房的经历，及性别方面的因素有关。

首先，治疗工作中收集大便样本的行为就受到了农民们的反对。农民们的反对出于以下原因。一是，公共卫生部门由于资源限制反复进行了样本采集和确诊工作，却没有提供相应的大规模的治疗。二是，农民认为相比关注于血吸虫防治，公共卫生部门应该更加关注那些更严重而且死亡率更高的疾病。三是，农民在食物缺乏的情况下，认为政府应该提供食物援助而不是血吸虫防治的医疗援助。由于群众不理解进行粪便样本的意义，他们把调查团队的工作视为对原本生活的侵犯，这种反对态度进而使他们对医疗人员抱有敌意。后来，相比之下更容易执行且更有效的皮肤测试方法得到发展，并在农村传播，克服了这一问题。

其次，医生在运动初期也不受农民欢迎。但是，农民抵制治疗并不像过去的媒体宣传的那样是因为迷信和落后。而是和他们过去的医疗体验有关。具体来说，贫穷、对健康和疾病的旧的认识，以及与过去的看病经历影响了他们对血吸虫治疗的积极性。实际上，在新中国建立前，中医治疗比较昂贵，只有地主家庭看得起中医，而广大贫农看不起。另一方面，由于很多医生缺乏专业知识和合格的技能水平，使得治愈率很低。因此农民通常认为医生是无用的，并在剥削和欺骗他们，看病不如不看病。在50年代中期血吸虫防治运动开始时，一方面晚期病人没有得到治疗，另一方面病房空荡无人，缺少患者，使得人们也普遍认为医疗队在骗人。这导致许多农民认为吸血虫病治疗是一场医疗骗局。

不仅如此，很多人的治疗经历方面是很负面的。在50年代后期，农民还不太了解西医治疗手段，他们根据疗效和价格来判断一种治疗方法是好是坏。血吸虫病治疗面临困难，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医生的医学水平不够，导致的治疗操作不规范。二是治疗血吸虫病具有一定毒性，而且疗效不佳。三是设置在农村的病房条件很差。这些因素导致许多患者治疗经历不佳，甚至部分患者感到他们的身体情况比接受治疗前还差，在服药中途停止治疗的人数很多，这让他们白白浪费了金钱。

年龄和性别因素也构成了治疗过程中的障碍。对许多老年人来说，有一种命运已经来临感觉，认为在自己身上浪费家庭资源并没有意义。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人的预期寿命只有三十岁，所以人们常常认为自己是老年人。此外，一些老年人患有晚期疾病，卫生运动很可能无力治疗这些患者。

而对于女性来说，一系列复杂的身体问题、家庭关系和性别角色使她们无法接受治疗。因为药物中的锑会伤害发育中的孩子，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不能接受治疗。此外，妇女需要在家中完成很多劳动和照管职责，诸如清洁、做饭、照料家畜和蔬菜园、照顾儿童和照顾老人等等。这使得她们很难接受治疗。一些地方干部和大批妇联领导意识到照顾工作是妇女接受治疗最大的障碍，纷纷参与进来。较富裕的集体在治疗病房附近开办了托儿所，妇联还举行了宣传教育会议，促使妇女更早地断奶。

这场防疫运动的转折点发生在文革早期，正是在文革期间，上述的各种困难慢慢被克服。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第一个变化是治疗成为免费的，每个人都能获得治疗。毛主席决定推广免费治疗，公社也会给患者增加工时，使人们不会损失太多工资，这消除了治疗工作的最大障碍。一旦国家负担了治疗费用，人们对外来医生提供更好医疗服务的欣赏度也大大提高。

患者的其他顾虑也随之被打消。譬如，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短期和口服治疗在家治疗，而不再采用痛苦的和成本高的注射治疗。同时，副作用也减少了。以家庭为基础的治疗也极大地便利了妇女获得治疗，使整个过程对家庭和工作单位的挑战性大大降低。可以说，没有普遍的治疗，这种疾病永远不会被消灭。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第二个变化是，由于革命热情高涨，农民和地方干部因思想和经济原因对治疗的抵制也消散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得到成功治疗，未经治疗的人也开始将治疗视为正常和必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医疗专业人员被长期派往农村，使农村医疗机构和医生之间的关系得以持续。20年的工作极大地扩展了农村学校体系，造就了一大批知识青年。此外，从1968年开始，许多城市青年被送到农村。1968年开始的赤脚医生项目利用了这一人才，引导了许多农村青年和少数城市青年直接从事医疗工作，最终培养了超过100万名医生。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的郑元玮老师，版画《送瘟神》，2020年

完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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