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青年留美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的建议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以来，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戮力同心、不怕牺牲，在抗击肺炎、维护人民生命安全的伟大战役中积极行动。截至二月十九日，已经取得了湖北以外地区现有确诊数目“五连降”、湖北地区新增确诊数目“六连降”的瞩目成绩。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全国人民一定会赢得这场伟大战役的全面胜利。

然而，在抗击瘟疫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种种值得反思和警醒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由于疾控机构人员不足、财政紧张，在动员和组织大规模疫情防控上发生了很大困难；公立医院数量和医护人员无法满足需要，难以在第一时间检测和收治病人；部分非公有制企业不仅不协助疫情防控，反而乘机哄抬价格，大发“国难财”，等等。尽管这些问题在全国各地的迅速支援和国家的果断措施下得到缓解，但是已经造成的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是巨大的，教训是深刻的，问题是不能不反思的。

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已经指出，在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上公有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医疗、教育等领域，非公有制经济的过度膨胀和国家监管的匮乏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甚至于颠覆社会稳定。

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绍光指出：“防疫部门无法得到足够的财政拨款”，“有偿服务逐步演变为疾控机构主要的筹资渠道”。同时，“我国疾控机构队伍不稳定，高端人才流失严重，全国疾控队伍规模缺口巨大……我国疾控人员数、疾控人员占医疗卫生人员比重、每万人疾控人员数等均处于持续下滑状态。目前，我国国内疾控人员不到19万人，比非典时期下降2万多人，跌幅超过10%。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每万人疾控中心人数仅为1.35人，低于国家规定的1.75人核定值，更远低于美国的9.3人和俄罗斯的13.8人。”公立疾控机构的萎缩使得疾病预防能力大为下降，在重大瘟疫来袭之时， 必将“付出沉重代价”。（王绍光，“中国疾控体系的四次危机及其教训”，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指出：“医疗是一个市场几乎完全失灵的领域，甚至可以说，所有的市场手段在医疗领域都是起的反作用。如果将医院当商场，将医生当商人，过度医疗就无法控制。结果就是医疗费用一路上涨，老百姓看病越来越贵、越来越难。”“随着国有企业改制，政府税收不断削减，政府在医疗上的投入也逐年下降。1978 年政府投入占总的卫生投入 30% 以上，再加上企业投入，个人的医疗负担平均不到 20%。但是到了 2002 年，政府投入下降到 17%，这在全世界都是很低的。个人医疗费用比例高达 60% 以上，也是世界上很高的。”

近年来，随着新医改的推进，政府对医疗卫生领域投入不足等问题有所缓解，但是医改的根本方向还没有走上正确的轨道。李玲指出：“这些年改革最大的力度是基本医保全覆盖，但是这没有改变市场化条件下医院的性质。只要医院逐利创收的机制不变，国家医保投多少钱都无济于事。人类社会探索到今天，要么实行全民医疗制度，就是国家办医院；要么是全民医保制度，国家通过医保管控医院。我们现在公立医院国家基本不给钱，然后用大量的财政资金办医保，把钱‘分给’千家万户；再让医院从医保里收费，去挣这个钱……本来国家直接把钱投给医院，同时积极加以监管，老百姓看病的问题就能解决。现在国家把钱投给个人，医院一转手就给挣走了，给多少都挣走了。而且给的越多，挣走越多，所以水涨船高，看病越来越贵。”（李玲，“新中国的医疗模式与新时代健康中国之路”，玛雅的博雅轩）

生物制药专家徐实指出：“自从新冠肺炎疫情扩散，正面抗击疫情的完全是公立医院系统。全国各省市确定的定点收治医院，都是大型公立医院，因为私立医院要么没有资质收治病人，要么干脆不愿收治病人。”在征调各省医疗骨干驰援湖北的问题上，“参与对口支援的各省市也很清楚，在这种关键时刻，私营医院既指挥不动，也指望不上，只有自己经营的公立医院系统才是可靠的力量。”“而武汉此次医疗服务整体力量严重不足，其中原因之一是武汉公立医院占比显著低于全国，2017年武汉市有公立医院96家，私营医院258家，私营医院占比72.9%，显著高于全国私营医院占比64%。”（徐实，“救治新冠肺炎的多是公立医院，私立医院去哪儿了”，观察者网）

人民不会忘记在一线抗击瘟疫的医护人员的伟大牺牲，也不会忘记千余名被疾病夺去生命的同胞的惨痛悲剧，更不会忘记这次瘟疫给我国医疗和其他领域带来的重大教训。

若想要痛定思痛，就必须寻本溯源。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这次瘟疫爆发和防控的历史教训来看，这一主要矛盾的焦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公有制经济的过度萎缩，严重损害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严重削弱了国民经济在重大社会危机考验中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严重制约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为人民服务本质的体现。所以，公有制经济的过分削弱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关系国计民生重大领域过度膨胀就是当前我国国民经济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最突出问题。这一问题已经对我国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产生了严重的干扰，如果对此不加重视，该问题也势必干扰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如果不克服，必然带来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阶级矛盾和各种其他矛盾尖锐化。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和经济成份共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我国经济中的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由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有党的领导，因而存在着克服或者抑制上述矛盾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体现在用国家指导下的公有制经济克服非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的社会必然出现的两极分化以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克服非公有制经济的短视性和逐利性等先天弊端，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服务。

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看，非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在满足了一系列苛刻的假设条件以后可以通过私人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价格信号的引导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然而，当今中国面临着宏观、微观、国际、国内等一系列重大挑战和机遇，其现实条件显然无法满足有关完全竞争市场的基本假设。因此，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过分膨胀势必导致一系列的“水土不服”。首先，非公有制经济无法自发消除垄断企业和垄断行为，价格信号受到垄断势力的扭曲，不能正确地反映消费者偏好和生产成本，从而不能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第二，非公有制经济无法自行克服外部性问题，即无法解决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背离的问题。第三，非公有制经济也无法解决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引起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此外，不受调控的、非公有制主导的市场经济还面临着其他一些严重的市场失败问题。

具体而言，外部性问题在医疗、教育、环境保护等领域特别突出。信息不对称则一方面干扰金融、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另一方面也在医疗、教育等重要服务性行业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全国动员抗击瘟疫的紧急关头，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在医疗器械、救灾物资乃至基本生活用品上的垄断使它们有能力哄抬价格、干扰资源调度，激起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这些市场失败是非公有制经济过度膨胀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攻坚期，那么最应攻之坚，最应克之难，就是这些触目惊心的市场失败。为了克服各种市场失败给抗击瘟疫、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带来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根据习近平主席“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重要指示，当务之急，是正确理解中央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精神，首先遏制公有制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持续下降的危险趋势;同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巩固和提高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影响力，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应该保证国有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逐步地恢复和发展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当前，首先要恢复和发展公有制单位在医疗、教育等领域的主导地位，特别是要恢复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医疗卫生领域的公益性质。建议中央和国务院在认真研究以及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撤销国家卫健委等十部委2019年发布的、以限制公立医院发展为目的的《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

其次，在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对于尚未取消事业编制的单位和个人，不再进行取消事业编制的改革。

第三，借鉴我国医疗卫生体制在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我国医疗卫生体制应该坚持公立医院为主、私立医院和社会办医为辅、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基本医疗卫生需要服务的方针。为此目的，应逐步增加公立医院的数量并且改变目前公立医院自负盈亏、以利润为导向、收入与医药挂钩的过度市场化状况。

建议中央和国务院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考虑从下一个五年规划开始，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进行公立医院公益化改革的试点，恢复公立医院的事业单位性质，对这些医院实行财政全额拨款，医护人员收入与药价脱钩。成功后，再逐步推广到全国。

许准 美国霍华德大学

经济系助理教授

陈瀛 美国纽约新学院大学

经济系助理教授

李钟瑾 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

分校经济系助理教授

程瀚 美国犹他大学

经济系博士候选人

完

文章来源：“进步文化网”，2020-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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