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辩路上的小故事
多年前在鄂西南大山深处的法院工作，院里工作日志扉页上印着“为法官者，应当在法律范围内以公平为念而毋忘慈悲，应当以严厉的眼光对事，而以悲悯的眼光对人”。这是英国学者培根《论司法》里的名言。
离开法院，开始律师生涯，对这番话有了新的感悟。在我看来，也许律师更应该“以严厉的眼光对事，而以悲悯的眼光对人。”
曲工，知名企业高工，涉嫌故意伤害罪被羁押在西郊的看守所。在被羁押近两个月后，他的母亲通过朋友介绍找到我。基于对朋友的信任，我成了曲工的辩护律师。
看守所会见之前，我去侦查机关了解案情。原来被害人是曲工的前妻，案子是因为家庭矛盾引发的，办案机关原本没打算羁押曲工。在被害人用比较激烈的方式向办案机关表达了自己的维权意识后，曲工被刑拘，然后批捕。我提出的取保申请，没有被批准，办案人员告诉我，案子马上就该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在看守所我见到了曲工，他身形消瘦，神情疲惫，掩饰不住骨子里的书卷气。听他讲了许久，对案子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案情简单，但其中的故事颇有些戏剧化，被害人李女士是他的前妻。一年前，二人因故离婚，原来的房子归李女士，两个孩子跟着曲工一起生活。曲工家境并不好，父母都是农民，离婚后买了一套二手房，把父母接过来帮他带孩子，祖孙三代一起生活。离婚后，李女士到曲工的单位举报他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二胎。由于曲工的单位是国企，当时的政策是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曲工被单位开除了，但鉴于他是业务骨干，单位将他作为外聘人员留用。事发当天，李女士早上到曲工家接了孩子出去玩，晚上送孩子回家时，李女士想进曲工的家，曲工为了避免发生争吵拒绝了她的要求。李女士一时怒起强行挤开大门闯到了曲工的家里，曲工情绪失控，两人发生了肢体冲突，李女士受伤，后经法医鉴定为轻伤。
案子刚到检察院，我就去提交了取保候审申请，但没能被批准。承办案件的检察官表示，在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后，可以考虑取保候审。我去看守所向曲工说明情况，他表示可以进行经济赔偿，只要不超过承受能力。并授权我去跟李女士商定赔偿事宜。
和李女士的沟通还算顺利，但她的提出前置条件让我目瞪口呆，哭笑不得。她要求曲工必须书面承认他曾经和某位女邻居有染，才能接受赔偿谈谅解。不管我怎样解释法律、分析现实，她始终坚持，并表示这是底线不能逾越。再次来到看守所会见，告知曲工前置条件的事情，他表示女邻居的事完全是李女士胡乱臆想、无中生有。打伤被害人是自己不对，但绝不能做无原则的妥协。
到检察院申明了没有羁押必要性、社会危害性小等诸多理由；详细说明了案件的来龙去脉，被害人的过错，嫌疑人认罪悔罪；陈述了嫌疑人积极赔偿的态度，被害人毫无道理的前置条件；最终还是没能说服检察官。去看守所通知曲工，他一脸悲苦问我还有没有取保的可能，我告诉他，虽然理论上案子到法院后还有机会取保，但得不到被害人谅解，希望依然渺茫。
就这样，诉讼程序稳步推进，曲工依旧在高墙里度日如年。等案子终于到了法院，我第一时间向法院提出取保申请。如我所料，法院的意见同样是得到被害人的谅解才能考虑取保。我只得再次与李女士联系。告诉她曲工深陷囹圄后的凄凉与悔恨，告诉她两个孩子的失望与无助，希望她念在夫妻一场的情份和两个孩子的情面上高抬贵手。李女士坚持她的条件，绝不退让。
在看守所，曲工听我介绍完情况便陷入了长久的沉默。继而仰天长叹、泪流满面。然后问我如果得不到被害人谅解会是个怎样的结果。我告诉他，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刑期因该在有期徒刑一年以内，且判缓的可能性不大。他再次陷入沉默。然后他找我要了纸笔，颤抖着写了张纸条交给我，让我帮他交给李女士。
“你写的是事实吗？”
“不是”
“那你为什么要写这个？”
“为了早点出去。”
“你承认的事情，还关系到别人的名誉，你真的想好了？”
沉默··· ···
“这是你的选择？”
“你过一周再来见我一次，我再想想！”
案子开庭了。审判长在庭上就民事赔偿部分进行调解，李女士仍然坚持她的前提条件。“不接受调解就说不接受，不要提这种与案子无关的要求”审判长大声提示到。李女士嚎啕大哭。当天下午，我将赔偿金交到李女士手中，法院的判决结果出来了，有期徒刑6个月。第二天，曲工刑满释放。
农历新年前一周，我接到了曲工母亲打来的电话，要请我吃饭。推迟了许久，禁不住盛情难却，我还是去了。曲工戴了副眼镜，书生气十足，我想这才是他应该有的模样。他说他有500度的近视，和我相处了近半年，今天是第一次看清我的面容；他说感谢我的陪伴，让他度过了生命中最难捱的半年；他说是我让他坚持了应该坚持的底线。
再次遇见曲工，是在一个朋友的生日宴会上。他坐在隔壁桌，与我遥遥相望，目光相交，我向他挥挥手，他报以浅浅的微笑。
“有没有烟？”
还没等我开口介绍，他就隔着铁丝网问我。飘忽的眼神，意外的开场白，都有些让我不快。我很严肃的说我不抽烟，看守所更是严禁律师向嫌疑人提供香烟。他有些失望。
他叫小曾，是来自隔壁省份的80后青年，以不错的成绩考入魔都重点大学学设计，毕业后留在魔都发展，一年前应聘加入A贸易公司。A公司主要从事进口婴幼儿配方奶粉的销售，他是负责设计宣传品的平面设计师。在他入职A公司不久，老板W到欧洲J国联系了货源，进口某著名品牌奶粉（J国版）到中国销售。这样的奶粉虽然符合欧盟标准，还必须符合中国标准才能在境内销售。A公司进口的这些奶粉，经中国法律要求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并不符合中国标准。W老板便指使小曾伪造了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取得了合法的销售许可，使那些奶粉得以进入中国销售。案发后小曾和老板W先后被捕，彼时小曾的爱人怀孕七个月。找到我时，他们的孩子刚刚满月，她对以前的律师不太满意，经朋友介绍委托我做小曾的辩护人。
我详细询问了案件的情况，他的陈述与侦查案卷上记录的内容并没有什么不同。小曾一到案就如实供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警方没有刑讯逼供，案卷里也没有非法证据可以排除。我如实回答了他提出的关于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法定刑的规定，我明显的感觉得到他的身体在发抖。出了看守所，我将情况如实的告诉了他的爱人，她有些失望，似乎还有些质疑请律师的意义。
由于搜证的范围大、人员庞杂，办案机关推进得有些缓慢，案子到了检察院又被退查了两次。小曾的情绪很不稳定，我告诉他，在这个案子里他起的作用极其有限，退查涉及的问题都与他没有直接关系，没有必要太紧张。
我也是初为人父，想想他至今他都没见过自己的孩子，心里很有些不忍。我隔段时间就去看守所会见，让他看看孩子的近照，带给他些许希望。就这样熬到了一审开庭。虽然开庭前一天，我去看守所详细向他讲解了庭审注意事项。但他在庭上的表现依然糟糕，辞不达意、语无伦次，数次惹得法官发火。我只得向法庭强调，以他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为准。随后他也向法庭表示，以他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为准。
法庭最终认定了他的自首情节和从犯身份，以及在共同犯罪中起的次要作用，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小曾认罪服判，他家属表示接受。谁料到公诉机关抗诉了，他原本平复下来的心情再次忐忑，打算判决生效后来探视的家属也无法成行。
电话中我告诉小曾的爱人，你一个人带个孩子也不容易，继续请我做辩护作用不大。她的爱人说：“就凭你能讲出这番话，我就要继续请你。你当小曾的辩护人，我心里踏实。”
二审开庭前，我最后一次去看守所会见。告诉他二审维持一审判决的可能性虽然较大，但二审加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事已至此，只能坦然面对，切记高墙外还有你的爱人、父母、孩子在为你守候。
开庭。
等待结果。
难捱的也有我。
（微信）“宁律师，小曾今晚到家，这场噩梦总算是结束了。真心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帮助。结识到你这位好律师，我们三生有幸”。
（微信）“小曾出来了，我也很高兴。这两年来能为他带去高墙外消息的人也只有我了，颇为感慨。好律师谈不上，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只是尽了律师的本分。易经上说否极泰来，你们今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转告小曾珍惜难得的自由，珍惜难得的家人！珍重！”
作者|宁一
责编|方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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