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律师之路 —— 戴北平
来源：原创
作者：戴北平，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
投稿邮箱：zhishantougao@163.com
首席内容官：智善爷爷（18995580086）
我的律师之路，我不能说我成功，但是我也没说我失败。我分三块：
做律师是我唯一的选择，为什么说唯一选择？那个时候我们叫中南政法学院，毕业的时候办了一个英语班，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培养涉外律师。我还记得当初我们中南政法大学只有一个班，我们班里每个人都去考，这说明大家都想做律师，尤其是涉外律师，多好听呀，但我们班里考起七个。
我们中南政法大学其实真的蛮厉害的，其他西南，华政他们七八个吧反正，因为只招五十个，我们一个班考起了七个，而且这个考试是在考研究生之前，就说我们这些人都不想读什么硕士，博士啊，只想读律师，律师是唯一的选择。
那么，为什么要去沿海做律师？这个我始终认为一个地方经济活跃的程度，决定了律师执业的大环境。那么当中呢，其实我不是去温州，我是去的宁波。因为我们那个司法班，你想去那里都可以，我为什么去宁波呢？我一个堂哥在宁波市政府，现在他退休了，他叫我去宁波，他说宁波机会蛮好，国家投资也大，一个百人港就不得了。后来临走之前，司法部一个电话打到我们学校来，说去宁波的人太多了，能不能去温州，温州没什么人去。那个时候，87年已经有温州模式了，我说温州，去吧！可以。
到温州以后，我才发现，来错了地方，温州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小镇，尽管他经济活跃，但他就是一个小镇。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坐长江轮到上海，然后做海船到温州以后，能够看到码头有一个高楼，十三层，这里就只有这一个高楼，其他的都是四五层以下的。这个高楼没名称的，它就叫做十三层，我发现上当了，尤其是在温州真的没有什么大地处去。然后，说司法局来了一个大学生，这都是新闻。
从全国各地去的这些大学生成立了一个学士俱乐部。现在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好笑，这个学士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那个时候，你说法院的有几个？检察院的有几个？司法局有几个？数得出来的，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学士俱乐部，但这个成了我们在一起玩，一起打牌，一起喝啤酒，一起踢球的据点。这一帮人现在都是区长、检察院院长，都成长起来了，得益于当时这个学士俱乐部。
前面说了我们司法部那个班是一年专门学英语，学完以后，就回到温州，这个确实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那个当初是对外开放，很多外资进来，温州有一个冶金厂，这个是温州最大的国企，还有个跟美国的谈判项目，我一回到温州以后，我就走上前台了。我刚才说温州是一个人才荒漠，他能找到一个翻译，但他找不到一个又懂法律又懂外语的人，那我就被推上去了，那个时候我的外语水平还很好，现在嘛，都还给老师了。
那么，这个厂是我的起点，包括我这里说的压路机的案子，这个案子呢说起来是很有意思的，冶金厂是生产压路机的，长沙的一个单位是设计的，他们两家合作，然后设计单位说，你这个我是要提成，是要分成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生产了几十台没给他分成他是要告你的，标准是四十万，那个时候四十万好厉害。
温州这个冶金厂的厂长本来是叫我们主任去的，主任生病了去不了，主任就推荐我去，我们主任跟厂长说我们这个律师很厉害，司法谈判都参加了。那个厂长就说，这谈判和打官司不一样的，他这才二十多岁怎么可能帮我们办这么大的案子？
那怎么办呢？他要找的是我那个主任，主任又去不了，那没办法，厂长只好告诉我们主任，那你再派一个老律师跟着去。这个时候我是在一个非常不被信任的情况下被派出去的，但是那个时候我想，我绝对不能退，这么好的案子，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能退呢？硬着头皮我就去了。
这个案子在去之前我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在这个冶金厂准备材料，然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它这个合同里面说是要批量生产以后，才开始分成的，当时是计划经济，冶金厂生产的压路机全都是试生产，我就靠着这一点到长沙把这个官司打赢了。放款条件不成立，就把这个官司打赢了。
开庭的当天晚上，长沙的设计院请我们吃饭喝酒，双方之间握手言和，这个厂长非常欣赏我，他最后做了温州市的副市长，这就是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到了哪个地方就推荐我。
在温州我真的是举目无亲，但是这也有好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所以什么案子我都可以办，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去。实际上全国各地除了西藏和新疆以外，我都跑遍了，连温州人都佩服我。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案子是不愁的，人家也会分配案子给我去办。
91年的时候，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前，北京有个江必新的讲座，他现在是最高法院的副院长，那个时候他是行政庭的一个法官。但他参与行政诉讼法的起草，有一个学习名额，我是自告奋勇报名去的。我还给了个理由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毕业论文是写行政法的，然后我们主任说，那你去吧，但是去了回来以后要给我们讲一课。我说，这个好办！然后去了。实际上，那个时候学得是相当认真，姜立新讲的什么案例，我全都把它记下来，回到温州以后我就照搬。
回到温州以后，机会就来了，温州的四大班子领导说，要进行行政诉讼法的讲课，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讲，那个时候温州大学还没有法学院。司法局的局长就说，那你带着大家讲一下这个行政诉讼法，刚好你去学了的，一讲，领导觉得非常好。实际上我是从江必新那里抄袭过来的，我复制嘛，讲完以后，行政机关就说让我讲。
那个时候，讲一堂课我拿个五百块钱都觉得手软，觉得是犯罪，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拿国家工资的，一堂课拿五百块钱我还有点怕。
行政诉讼第一人，那个时候我是专门做被告的，有个龙湾区的区政府找我做顾问，我说要五万块钱，他说，我听说你给市政府做事是不要钱的，我说是的，给国务院做事，倒贴我都愿意。那个时候他说，他们有个人给龙湾区政府做了多少年法律顾问没受过一分钱，我说那不一样，现在是他找我，不是我找他，这不一样。
接下来还办了几个大的案子，动不动就五千亩围垦的案子，还有婚姻关系以外人诉请撤销婚姻登记案，当时这个案子是全国有名的，在法制日报上有一个讨论就是说“婚姻关系以外的人可不可以撤销婚姻关系”。当时有个老律师还写了个文章，他说这个是有利害关系的，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已经起诉了。
在温州呢，我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那些老太婆都认识我的，为什么呢？当时温州有两个节目，一个叫《政情民意中间站》，还有个叫《温州零距离》，全是社会上的热点问题，需要律师去做评论。我为什么会作为他们的常客呢？他们发现我这个人说话比较干脆，直截了当，而且法律依据一下子就能找出来，他们就觉得我这个律师还可以，以后就都找我，不找别人了。
这块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天天在电视上露脸。我记得我们麻城的一个招商局局长到温州待了三天，他说我怎么两天都在电视上看见你，我说你再待个三天，就会天天看到我。
政协委员与律师业务这一块，我做政协委员非常注重大会发言，在这个发言上我是充分展示律师的风采，我从来都不用稿子，大会发言照着稿子读的话下面的人是不会听的，材料上都印着有。
最后到分组讨论的时候，他们传给我一个东西，说以后的大会发言，都应该像戴北平委员那样不能带稿子。
在政协里面企业家委员是很多的，因为参政议政这一块，我们把关系处理的非常好。
商协会这一块，从2005年开始筹建温州市湖北商协会，我就已经参与了，我一开始做总法律顾问，做常务理事，最后做到名誉会长，现在我是会长。
为什么一个律师可以当会长？这在全国是没有的，但是我发现新西兰那个湖北商会的会长也是个律师，这个是在国外。作为商会，大家离不开一个律师，这说明他们对你是非常信任的。在商会里面我没有很多钱，但是他们觉得我当会长还可以，所以我到现在还是温州湖北商会会长，但是现在我回武汉了，今年年底要换届，换届我就不当了。
校友会，这个可能大家在武汉体会不到，因为在武汉武大的、中南的、华工的校友太多了，但是在温州我们只有一百多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校友，我是首届会长，第二届我是顾问，但是校友会的那个牌子现在还挂在我温州那个所里面。在财经这一块，温州很多银行的行长都是我们中南毕业的，所以我的银行业务基本上都是来自校友会的。
我曾经试着回来过，回到盈科，在盈科干了两年，还不错，我感觉蛮好。一个律师怕到陌生的地方，但是我到了盈科以后，盈科连续两年都把突出贡献奖颁发给我了，我觉得回来感觉也蛮好。
总体来讲，温州的制造业已经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温州律师现在的破产案子做得最多，而且是全国做得最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我要赶紧逃。一个律师把人家都做破产掉了，那你接下来的客户在哪里，我还是先跑比较好。
武汉的律师也走到了十字路口，该何去何从？是不是也需要一点新鲜血液？我算不了新鲜的血液，但是我觉得我能够把这个石头丢到这里面，能够起一点波浪。
蔡主任的人格魅力，这个我特别要强调一下，有的人把律师当工作，有的人当职业，但是蔡主任做律师当成事业来做。昨天我们宜昌自贸区所的主任也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现在是二次创业，他比我还大两岁都要二次创业，那么，在蔡主任的带领下，我觉得我们这个事业会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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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方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