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46 中晚唐的困局
46 中晚唐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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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文】
公元763年，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得以平息，遭受重创的唐王朝开始了新一轮重整山河之路。然而，往日繁华已逝，统一局面不再，盛唐气象成为消逝的风景。此后的唐王朝，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中努力重建，试图恢复盛世的辉煌，也一度让人看到希望的曙光，但是，“美景春堪赏，芳园白日斜。共看飞好鸟，复见落余花。”它最终无可奈何走向衰落，灭亡。
中晚唐所面对的，究竟是怎样难解的困局呢？
公元756年，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离长安。同年，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唐肃宗。742年四月，玄宗、肃宗先后去世，新即为的唐代宗为了迅速结束安史叛乱，不得已对安史降将采取妥协政策，对幽州、魏博、成德、相卫四个藩镇予以安慰，相卫镇后被魏博镇所并，四镇成为三镇。由于这三镇均在黄河以北，因此通常称之为“河北三镇”或叫“河朔三镇”。
三镇名义上服从朝廷，实际上却各自拥兵，自署官吏，截留赋税，成为割据一方的军事政治势力。同时，一些参与平叛的唐将也纷纷邀功行赏，有的升为节度使。这样，唐朝节度使的设置，由边镇扩及内地，形成越来越严重的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不仅不听朝廷招呼，而且联合对抗朝廷；彼此之间则由于利益之争而互相火并，使得唐朝政治更加动荡。此种形势，正是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面临的最大困局：藩镇割据。
吴宗国：唐朝政府跟这些藩镇，跟这些节度使都进行了妥协，这个中间有一段相当长的相持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从这些藩镇来说，他们也没有力量向中央进行进攻，而中央呢也没有力量来消灭他们。
对于任何一个志在恢复大唐帝国荣耀的皇帝来说，藩镇割据的局面都是不可接受的。中晚唐一百多年，一直贯穿着中央政府和地方藩镇之间你死我活的较量，规模最大的是德宗和宪宗对藩镇势力的两次用兵。
公元779年，德宗即位，德宗一改其父代宗纵容藩镇的政策，不惜使用武力讨伐不臣藩镇。但苦于财力不逮，因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德宗在全国推行两税法，以取代早就徒具空文的租庸调法。两税法的原则是“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这改变了之前中国历代赋税制度中以人丁征税的制度，从此以后，按财力大小分配赋税负担就成为唐以后历代税制的一个基本原则。
黄正建：两税法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用钱来征收，就是赋税用金钱、货币来运转这个国家，那国家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比较完善的一个状态，这个二十年中间，它靠两税法，它靠税茶，税酒，税商，他积累了很多的财富，因为唐德宗需要更多的钱，更多的物资来支持他的平叛。
与此同时，朝廷派特使分赴各州，确定朝廷与地方两税的分配，即将各州征收的两税分为上供（上缴国库）、送使（送交节度使）、留州（各州财政自留）三部分，这就确保了中央财政的收入，充实了国库，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控制。
然而，德宗削藩的号角尚未吹响，成德镇、魏博镇、淄青镇、幽州镇等藩镇就率先发难。
建中二年（781）正月，“河朔三镇”之一的成德节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继位，要求朝廷予以追任。本来，节度使之位父死子继已成普遍惯例，李惟岳认为得到朝廷承认只是一道手续而已，然而，德宗早打定主意拿他开刀，拒不承认李惟岳的世袭权。李惟岳不悦，便与魏博镇田悦、淄清镇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联合起来抗命中央，史称“四镇之乱”。
德宗早有准备，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率兵征讨“四逆”。八月，梁崇义兵败自杀。第二年正月，李惟岳部将王武俊杀李惟岳投降唐政府。然而，王武俊随后又与魏博节度使田悦、幽州节度使朱滔互相勾结，对抗唐廷。十一月，三镇节度使联络卢龙节度使李纳，仿效战国诸侯割据，演出了一场称王的闹剧。
与此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居功自傲，要求扩大辖区，遭德宗拒绝，于是联合成德、魏博、淄青诸镇反叛，叛乱局势进一步扩大。德宗十分恼怒，下令淮西邻道诸兵攻讨李希烈，却不料因此激起了一场更大的灾祸。
建中四年（783）十月初二，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军兵冒雨抵达长安，朝廷却一无所赐，犒劳他们的只有粗食蔬菜，引起军兵愤怒，于是杀进长安，德宗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这就是“泾原兵变”。叛乱军兵推举原幽州节度使朱泚称帝，李希烈也趁机称帝，加上当时河北、山东四镇称王，这就是德宗一朝“四王二帝”事件。至此，藩镇之祸之烈，至极。
黄正建：河北三镇这些节度使们，他们并不是想要真正的夺权，自己当皇帝，他们还是想在唐朝的框架之内，保持自己的最大利益。
眼看叛乱之火越烧越大，德宗不得已只好下罪己诏，宣布赦免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之罪，令唐军集中力量讨伐朱泚和李希烈，最后依靠李晟率领的唐军收复长安。朱泚、李希烈先后为部下所杀，“四王二帝”事件至此结束。叛乱勉强得以平息。
德宗一朝，既为藩镇势力最猖獗的年代，打击藩镇割据亦用力最猛，但政治局面并没有得到太大改观，中央与地方的较力依然在继续。德宗去世后，顺宗在位不过八个月，因病被迫禅让，其嫡长子李纯继位，是为宪宗，这位年轻的皇帝同样无法容忍藩镇割据局面的存在。
在所有的割据藩镇中，魏博镇绝对是“河朔三镇”中最令唐朝政府头痛的刺儿头。在“河朔三镇”中，魏博向来是最为倔强难制的，对中央的威胁最大，魏博成了宪宗的心病。
元和七年（公元812）转机来了，这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暴死，其子田怀谏年幼，大权落入家僮蒋士则手中，不久，田承嗣的堂侄田兴被军队拥立，他立即宣布放弃割据，归顺朝廷。为褒奖其功劳，宪宗皇帝特意为其赐名弘正。历经四代五位节度使的魏博镇，在跟朝廷对抗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归服中央政权。魏博镇的归朝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使一直几乎是铁板一块的“河朔三镇”发生分化，也使得朝廷削藩的整个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和好转，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宪宗削藩的决心。
吴宗国：那么怎么样能够万无一失，稳操胜券，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紧接着他就接受了李绛的意见，就是说不是马上就对节度使，对割据的节度使展开全面地进攻，而是利用节度使内部的矛盾，根据情况的变化因时制变。
元和九年（814）九月，吴元济接替其父淮西彰义节度使职务，立即与朝廷叫板，气焰十分嚣张。到了第二年正月，宪宗下令16路兵马夹击淮西，从而打响了中晚唐所有削藩战中最为激烈的一仗。战争初期，由于朝廷用人错误，致使前线一败再败，征讨陷入僵局，再加上主持削藩事务的宰相武元衡被刺杀，御史中丞裴度也身受重伤，局面更加混乱。朝中群臣纷纷请求罢兵，宪宗却毫不动摇，决定继续用兵。裴度伤势略有好转，就被任命为宰相，担负起领导讨伐淮西的重任。
将门出虎子，李愬，正是30年前平定“泾原兵变”、为德宗收复长安的名将李晟之子。元和十一年（816）十二月，宪宗任命李愬为唐邓节度使，继续讨伐吴元济。双方经过一年多的来回拉锯战，唐军讨伐淮西取得重大进展，最后的决战即将打响。
“时大风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天阴黑，自张柴村以东道路皆官军所未尝行，人人自以为必死，然畏愬，莫敢违。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这篇出自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李愬雪夜入蔡州》片段，讲述的正是李愬带兵雪夜奇袭吴元济的经典战役。
唐军行至城墙脚下，猛然看见一处鸡鸭池，李愬便命令士卒轰赶鸡鸭叫其发出声音以掩盖行军的脚步声。城中守兵毫无戒备，唐军悄悄登上城头，杀死熟睡中的守门士卒。这时有人急告吴元济，吴元济躺在床上笑着说，俘囚作乱，天亮后当杀尽这些家伙。接着，又有人报告城陷，吴元济仍漫不经心地说，这一定是有人前来索求寒衣。起床后，吴元济听到唐军传令，应者万人，这才害怕，率左右登牙城抵抗，但已经来不及了，吴元济只好投降。
吴宗国：战争本身是得民心的，但是战争的消耗，战争的破坏，到最后已经开始接近老百姓承受的最大限度了，唐宪宗时期最终统一了全国。但实际上，他主要的是消灭了淮西的势力，对河北藩镇，他已经没有彻底消灭他们的力量，特别是他的牙兵集团，就是他的那个根子没有拔掉，但是，摄于唐王朝当时那个强大的态势，那么他们也不得不投降。
平定淮西后，宪宗皇帝亲自点名让韩愈撰文立碑，以示后人。韩愈文思泉涌，一挥而就。于汝南城北门外勒碑之时，人们争相传诵这篇奇文，这就是著名的《平淮西碑》。一千多年过去了，汝南城北的石拱桥还在，而那著名的《平淮西碑》早已被毁，但这个经典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淮西的平定，诸强藩镇为之震动，横梅、成德、幽州等纷纷归伏。元和十四年（819）二月，平灭淄青的李师道之后，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发生了彻底改变，全国暂归统一。因此，后来的史家把这一统一局面称为“元和中兴”。
黄正建：它的中心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看国家是不是统一，中央权威是不是提高，而恰恰唐宪宗做到了这一点。原来各藩镇的割据，对中央不当回事，现在害怕了，听中央的，它的户口要报给中央，它的地图版图要报给中央，它的赋税，该上给中央的得上给中央，它的官员之前都是自己任命的，现在请中央来任命，就是它听命于中央，那么全国整个就统一了。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元和中兴”不过是行将灭亡的大唐帝国的一次回光返照。元和十五年（820），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王守澄杀害，太子李恒即位，这就是唐穆宗。穆宗长庆元年（821），礼部以“鸟散余花落”为题举行了一场贡举复试，联想到去年贡举“早春残雪”题，我们不由得感叹历史竟如此富有启示性。这样的贡举试题，正是对晚唐萧然景象的一种预言。飞鸟散尽，残花落地，早春的原野上留几痕残雪，晚唐就这样开始了。
就在同一年的七月，幽州军乱，揭开了河朔再叛的序幕。就像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一样，形势突然变得不可收拾。七月底，成德军又乱，归顺朝廷的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与其家属将佐三百多人遇害。第二年，田弘正之子、魏博节度使田布也被逼自杀。至此，“河朔三镇”再次脱离朝廷控制，朝廷与三镇之间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此后，唐廷承认了藩镇割据的现状，再无平定藩镇的打算。
吴宗国：问题是唐朝政府到了唐穆宗的时期，想要进一步地消灭河北的，那些河朔三镇的势力，当时就有几个措施，一个呢就是销兵政策，是想釜底抽薪，当然这是一厢情愿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河北实行两税法，特别是在河北实行盐的专卖，就是说，经济上要把大权全部收回中央，那么当然这就触犯到了河朔三镇这些根本的利益，所以他们最后就起来反抗。
藩镇割据是长在唐朝政权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如果说“河朔三镇”的存在，使中央倍感压力，则朝廷内部的各种复杂斗争，更使宪宗以后的皇帝感到无奈。其实，宪宗在位时已关注朝官结党倾向，并多次与宰相讨论朋党问题，但均无力解决。宪宗以后的皇权更加弱化，终于出现了影响朝政四十余年的朋党之争。
争斗起因于宪宗元和三年（808）的一次制策考试，应试的牛僧儒、李宗闵等人在对策中指斥时政，言辞激烈，被教官录取。当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相，认为对策的矛头是针对自己，对及第的牛僧儒等不予任用，双方由此结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元和三年制策案”。在互相倾轧的两党中，以牛僧儒为首，谓之牛党；以李德裕为首，谓之李党。因此，朋党之争又被称为“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成为唐朝后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并成为摧毁唐朝政权的又一股重大力量。
斗争的高潮出现在文宗朝，先是牛党掌权，排挤李党，接下来是李党掌权，排斥牛党。文宗无奈之下同时起用两党官员，从此，双方在朝议事，更是互相攻讦，闹得不可开交。
吴宗国：这两个党派无论是从出身来说，或从政见来说，基本上没有大的区别，那么他们之间的斗争完全是一种争权夺利的斗争，因为大地主垄断了土地，他们逃避赋税，赋税全部转嫁到农民身上，就是说能够解除农民痛苦，解除赋税不均，使农民不至于继续逃亡，这样子的一个措施，他们是绝对不会采取的，那么从他们主观上来说，他们还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撑下去。
回想“贞观之治”时期朝臣团结一心共谋盛世伟业，对比眼下朋党争斗不已，朝廷乌烟瘴气，不禁让人感慨万分。公元643年，魏征病死，唐太宗流泪感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如今，已经无人可以为镜。文宗去世后，两党之间的争斗还在升温。武宗继位，以李德裕为相，李德裕尽逐牛党官员，将牛僧儒、李宗闵等远贬南方。宣宗继位，局面又改过来了，牛党得势，完全清除李党分子，将李德裕远贬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宣宗大中三年（850），李德裕病死于贬所，牛李党争以牛党的胜利而告结束。
在牛、李两党的背后，都隐隐有宦官集团的支持，事实上，导致唐朝中后期朝政腐败的更大问题正是宦官专权，这是一个更难破解的困局。在宦官内部，也有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与外朝官僚的党争纠缠在一起，给中晚唐的政治带来巨大的危害。
黄正建：因为我们知道宦官专权在汉朝、在明朝都很厉害，最后造成的影响都很厉害，但是影响最大的是唐朝，为什么呢，因为汉朝的宦官和明朝的宦官没有军队，只有唐朝的宦官掌握了军队，而这支军队是最强悍的一支军队，中央禁军，神策军。唐德宗是有意识要这样做的，因为他信任宦官。
在藩镇肆虐的建中四年（783）泾原之乱中，德宗仓皇出逃，情急之下诏禁军护驾，竟无一人至者，最后只有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等率左右随扈。在皇帝遭遇如此危机的情况下，典军朝臣的表现连宦官不如，使得德宗顺理成章地认为还是家奴可靠，由此认定宦官值得依赖，从此更加偏信家奴。将唐廷直接控制的主要武装力量——十万神策军的指挥权交由窦、霍二人指挥，称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这是宦官掌握军权的开始。
吴宗国：宦官跟皇帝本身利益是一致的，所以说呢，这个神策军的建立，使得中央有了一支稳定的、常备的、有战斗力的军队，这个对后来削平藩镇，对稳定整个的政局，那是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黄正建：所以在其他各种政策上都给神策军很大的优惠，比如说它的服装，兵器，都是最好的，而且神策军的士兵互相之间产生矛盾以后，州县是不能管的，州县官员没有事，不管你品级再高，不许进入神策军的军营之内，所以说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这个为以后宦官专权奠定了一个军事的基础。
开始的时候，宦官对军权的干预，主要是以监军使的身份出现。皇帝出于对武将的不信任，委派宦官深入作战部队，干预军事决策与作战指挥，抢掠军功，推卸责任。但监军毕竟不能完全掌控军队，现在，皇帝将军权彻底交与宦官，这是唐朝政权在自掘坟墓。然而，仅仅获得军权还不能满足宦官们的权力欲，只有军政大权一把抓才算真正掌权。
宪宗时期，宦官权力继续扩张。首先，设立左右枢密使，由宦官刘光琦、梁守谦担任，成为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枢纽，使宦官干预中枢决策成为可能。枢密使的出现，最终确立了中晚唐中枢体制的新格局。另一方面，宪宗时，宦官还掌握了神策军之外其他禁军的控制权，中央禁军尽在掌握。从此，两枢密使、两中尉号称“四贵”，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政府实际的统治者。宦官的腐败也怵目惊心，宦官本为刑余之人，但有些大宦官竟也娶妻妾，收养子，建立起世代相传的宦官家族。朝廷文武为寻找靠山纷纷向他们行贿，有些军将为了求得节度使职位，不惜以极高的利息向富户借债，来贿赂左右神策中尉，当上节度使之后，就大力搜刮民脂民膏来黄债，当时民间戏称之为“债帅”。
长安一带最好的田园宅子尽归宦官所有，宦官主持的宫市强买豪夺，扰民甚剧，百姓十分痛恨。白居易的《卖炭翁》表现了宫使的嘴脸和百姓的困苦无奈：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这可能是历代绝无仅有的现象：唐后期所有皇帝的废立生杀全部被宦官掌握，宪宗本人死于宦官之手，敬宗同样死于宦官，除敬宗外，其他八个皇帝都是由宦官拥立的。宦官胁迫皇帝，蔑视宰相，欺凌士人，贪污受贿，可以说无恶不作，这就必然与皇权和朝官发生冲突。由于宦官的机构在北面宫城，朝官的衙门在南面皇城，因此朝官和宦官的斗争被称为“南衙北司之争”，这种斗争同样是在文宗时期达到高潮。
吴宗国：宦官的专权，就是宦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它实际上是皇权的异化，一个是掌握军权，在军事上的干预可能比较多，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官员的任命上，他可能发挥作用，第三个呢，宦官本身还有派别，第四个呢，宦官和大臣之间还有勾结，有些皇帝是宦官立的，但是本身他对宦官并不是那种感恩戴德，或者怎么样的，处处相信宦官，相反的是要削弱宦官的权力。
文宗试图挽回父亲穆宗在位时造成的不利局面，为了消除宦官的警觉，文宗起用了与宦官关系密切的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一个铲除宦官的计划在他们精心策划之后即将实施。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李训建议：天降祥瑞，又近在宫禁，皇帝宜亲往一看。于是，文宗命宰相和中书，门下省官前往观看，官员们回来，奏称疑非真甘露。文宗乃再命宦官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带领宦官前往观看。此时，韩约等人已将金吾兵埋伏起来，只待宦官一到就一网打尽。然而，当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时，见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幕后埋伏了武装士兵，顿时大惊失色，狂奔而出。他们逃到大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挟持了文宗，仇士良随即派神策军出动，捕杀了李训、郑注并众宰相，血洗长安城，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朝列几乎为之一空，这一事件被称为“甘露之变”。
黄正建：计划像这么大的事情，布置不严密，那肯定要出事，这个事出了以后呢，他本人又不是很强的人，马上自己就被宦官指着名字骂，就是从此以后，宦官的专权已经不可逆转了。
“甘露之变”后，仇士良完全把持了朝政，文宗形同傀儡，从此郁郁寡欢。开成四年（839）的一天，文宗在思政殿上问宰相周墀：“你看我能比前朝的什么君主？”周墀说：“陛下尧舜之主。”文宗说：“我之所以问你，就是想知道我与周赧王、汉献帝相比如何？他们受制于权臣，我却受制于家奴，我还不如他们啊！”说着不禁流下泪来，从此不再上朝，直到去世。
藩镇割据，朋党争斗，宦官专权，三者互相作用，犬牙交错，共同组成毁灭的力量，它把陷入困局的唐王朝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
“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唐太宗对于国与民、君与民关系的认识。如果说“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之成千古明君是“水”载“舟”的结果，那么，唐朝这条航行了二百多年，已变得破烂不堪的大船，即将被“水”—老百姓所颠覆。
吴宗国：唐朝初年，唐太宗就提出来，国以民为本，这是唐朝的立国之本，你忘了民生，忘了老百姓，使得老百姓连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都维持不下去，你这个国家必然的要走向灭亡，那么他们不起来反抗，还有什么出路。
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会有一根导火索引发，这次的导火索，是咸通年间的关东连年水旱。这次特大灾情，导致自潼关至海滨夏麦只收一半，秋粮则几乎绝收，百姓以蓬实槐叶为食，但官府仍天天催逼粮税，农民竟至于到了拆屋、卖妻鬻子而不能给的地步，起义就这样爆发。
僖宗乾符元年（874），王仙芝首先在长垣（今属河南）起兵。他发布檄文，声讨官府的黑暗和赋役的沉重。不久，冤句（今山东曹县北）人黄巢起兵响应，应者云集，队伍很快发展到数万人。黄巢起义队伍出山东，转战淮南、荆襄间。不久，王仙之战死，黄巢成为两支起义军的领袖，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游击战。农民起义军先南渡长江进入江西，抵浙东，开仙霞岭七百里山路，进入福建。接着攻占广州，稍事休息后挥师北上，直指唐朝三百年首都长安。
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五日，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城，僖宗在五百神策军保护下出逃。
这幅国画《黄巢进长安》，体现了黄巢占领长安城的喜悦。黄巢新政权，国号“大齐”，意为“平均”，象征着起义农民对无剥削、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但黄巢的想法显然过于理想主义，现实却是如此残酷。面对起义军，各藩镇目的惊人一致：剿灭。不久，黄巢被迫撤离长安城。
中和四年（884）六月十五日，黄巢看见兵力已全部丧失，心知败局已定，不禁叹道：“我欲讨伐国家的奸臣，洗涤朝廷，而事成不退，至有今日之误！”说完，拔刀自刎。黄巢曾经吟道：“待到秋天九月八，我花开来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沉重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唐政权摇摇欲坠。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唐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又苟延残喘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依然存在，两者交织在一起，而且愈演愈烈，最后，终结了唐王朝的历史。
在诸藩镇的博弈中，朱温强势胜出。天复三年（903），朱温引兵入长安，杀尽朝中宦官，天祐元年（904），朱温杀昭宗，次年杀宰相裴枢等大臣30余人，并投尸黄河。
每一次改朝换代，中华大地生灵涂炭，最惨的终归还是老百姓，每一个王朝覆灭，莫不如此。
吴宗国：王朝的灭亡，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任何一个王朝，都没有摆脱这个命运，那么这个问题，人们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根本原因，我觉得就在于，到了每一个王朝的末年，由于经济的发展，由于土地的集中，由于制度的凝固，在基层社会形成了大地主这样的利益集团。那么在朝廷形成了大官僚这样的利益集团，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影响，影响了当时整个的政治走向。他们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一切有利于民生，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缓和当时社会矛盾的改革，他们根本就想不到这个问题，就不以百姓之心为心，不以民为本，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王朝最后衰亡一个的根本原因。
唐朝，汉朝之后最伟大的朝代，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开天盛世”“元和中兴”都发生在这一朝代。曾几何时，四海升平，八方来朝，人民富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盛唐气象如旭日东升。然而，与其他所有朝代一样，唐朝也不可避免走向灭亡。无论多么辉煌，最终陷入困局，最后变成死局，这是所有专制王朝无法逃脱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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