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100 帝制的终结
第一百集：帝制的终结（上）
第一百集：帝制的终结（下）
第一百集：帝制的终结
1912年二月十二日，紫禁城从睡梦中醒来，一切看起来都很平常，如同人们已经习惯千百年的生活方式，但对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一天，隆裕太后带着六岁的小皇帝宣统连续发布三道诏书，宣告清帝退位，中国结束帝制，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位共和立宪国体，诏书声明，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诏书劝诫人民保持冷静，维持秩序，支持新政府，由此同时，清政府外务部，业向各国驻华公使馆发出照会，宣布清室已自动退位，希望各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合法继位者。清帝宣告退位，标志着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王朝走向终结，而新政府的成立，则意味着一个更为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不是数千年来一个王朝替代另外一个王朝的轮回，也不是政治权力一家一姓的再次转换，退位的小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位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在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轰然坍塌，建立一个共和国家成为这块古老大地上新的社会理想，留给世人无尽的思考。
这里是北京的孔庙，始建于元朝，鼎盛与清朝的皇家祭孔之地，从顺治皇帝开始，历代清朝皇帝就在这里祭拜孔子，并成为制度一直延续下去，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承认明朝的教育制度，学习汉语，和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大力推进文治的儒学化，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清王朝为了更好地统治这个庞大的国家，在入住中原后，迅速调整单纯的军事征伐政策和民族压迫政策，致力于国家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建设和完善。清初的统治集团朝气蓬勃，奋发激昂，康雍乾诸帝平定了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台湾采取多项军事、宗教和政治政策，巩固了清王朝在新疆、西藏、蒙古和西南地区的统治，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随着统一局面的稳定，清王朝的国力逐渐强盛起来。
卜宪群：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潮流，也是历代的统一，都没有达到清王朝这样的高度，所以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样一个世界大国，应该说是在康雍乾时期，清初这个时期奠定的。
在北京，艺术家们正在绘制一个长两百米的京城繁华盛景图，再现的内容正是清朝鼎盛时期的京城全貌，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到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清朝达到了其鼎盛时期，这是一个不逊于汉唐盛世的时代，史称康乾盛世。城市的繁荣，人口的增长，耕地扩大，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进步，海外贸易的出超，铸就了康乾盛世的物质基础，这个时期，清王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都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代的英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感慨道，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版图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在当时的西欧国家，一直进行着外贸交易，中国长期处于出超国的优势地位，随着中英贸易国的继续扩大，除丝绸、瓷器外，中国向英国大量输出茶叶，盛世下的中西文化交流也非常的频繁、深入，一些西方科技成果在中国得以传播，多种西方颜料也从这个时候传入中国。康熙皇帝非常喜欢这种颜料，他倡导用西方的颜料结合中国传统的陶瓷制作技术，经过制图、拍图、勾线彩料、填色渲染等72道工序，终于研制出一种中西结合的艺术品—珐琅彩瓷器，专为清代宫廷御用。
李胜：康熙他热爱这个珐琅彩研究，不仅仅说是我们所说的玩物丧志，单独、纯粹说去热爱一个物件，他是把这种珐琅彩作为一个国家，这种文化、艺术还有科技、经济各方面的一个象征。
清朝的统治者能接受中英贸易，也能够接受西方进口的颜料，但并非所有西方的东西他们都能接受。1973年的一天，正直乾隆八十大寿，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来到中国，当马戛尔尼登上东方这片大陆的时候，看见的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资源丰富的国度。英国使团代表英国政府希望与中国建立符合其利益要求的国家关系，改变中英贸易的失衡状况，让更多的中国人购买西方的商品。出乎英国人的意料，乾隆皇帝对马戛尔尼扩大贸易的主张不予理会，对在中国领土建立贸易据点的要求更严词拒绝。
卜宪群：清王朝自认为是天朝大国，无所不有，不需要跟外界进行贸易往来，那么马戛尔尼使团这次和清王朝关于通商问题交流的失败，应该说是中国失去了与世界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这样的一个机会。
马戛尔尼也并不是一无所获，在中国，他的使团品尝到了功夫茶，他们把更多的中国茶叶和令人难以忘记的中国功夫茶的口味带回了欧洲，回国后调制出了红茶。
采访：随着时间的过去，茶在英国越来越流行，这时刚好碰上工业革命时代，混配茶也变成机械化。
当时的英国一蒸汽机为动力从纺织业开始，这种技术逐渐被广泛应用于采矿、冶金、磨面、制造和交通运输等各行各业，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加上地理大发现，英、法等国的海外扩张已抵达东南亚、印度等地，西方已经在盘算如何开发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清王朝面对的是一个以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为主要标志的全球化到来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蓬勃发展，迫切需要寻找庞大的市场，中国无疑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无论清王朝愿不愿意，它都会被迫卷入波涛汹涌的全球化浪潮之中。历史并不是没有给清王朝机会，接替乾隆帝位的是他的儿子嘉庆皇帝，嘉庆皇帝深深体会到了大清帝国内部的种种积弊，但他在对外贸易政策上甚至更加保守。
卜宪群：与当时大部分精英知识分子一样，嘉庆皇帝也沉迷在停滞的辉煌中，他们不了解西方正在发生着新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那么同时康雍乾以来，社会经济的短暂的繁荣，也使他们蒙蔽住了自己的眼睛，使他们不思进取。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又一艘英国商船出现在中国的海面上，英国乔治三世派出以阿美士德为正使的外交使团，再次出使中国。但嘉庆皇帝仍沿着他父亲的老路，来应对这个远来的使团，连续受挫的欧洲人开始筹划以另外的渠道进入中国市场。
鱼宏亮：这也是把一批麻烦制造者赶出中国去，对于阿美士德使团来讲，他们一方认识到了清朝上下、政府上下运作的这个手段和官员的这些素质和他们的眼界，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实力和国力更有信心。
再大的风浪也阻挡不住欧洲人打开中国市场的决心，清王朝虽然拒绝了西方对外贸贸易限制的请求。但是，西方并没有放松步步紧逼中国的步伐，当欧洲船只再一次踏上远赴中国的征程时，船上装载的不再是进献皇帝的礼品，也不是庞大的使团人员，而是一提起来就让中国人痛心疾首的一种特殊货物，它就是鸦片。19世纪二三十代，也就是嘉庆道光之际，中国的内外危机开始加深，为摆脱贸易的不平衡，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肆无忌惮的加强了对中国鸦片贸易，输入数量猛增，仅英国一家，从1938至1939年度即高达35500箱，鸦片的大量进口，也让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欧洲人又用这些白银来购买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货物，转瞬间，清王朝的贸易顺差变成了逆差，白银外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中原已无兵可用，国库更无可用之饷。不平衡改造的矛盾和冲突最终激化，一场战争不可避免。在《南京条约》纪念馆，珍藏的国内唯一一份当时英国舰队攻打南京作战地图的复印件，这份当时的绝密文件，时隔一百年后我们才亲眼看见。
苏真：这个就是深圳晚报的梁二平先生为我们提供的英军围困南京关系最密切的一张图，当时英军来到南京以后兵分两路，陆军从我们南京城北的燕子矶直插迈皋桥，水军英军的军舰就顺着长江停泊在我们南京下关的江面上。
为了洞开中国的大门，英国军队几乎对中国的每一座重要城镇都做了类似的准备，而此时的清政府也意识到战争即将来临，为了应对战争，中国军队并没有坐以待毙，在军费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也在作着周密的部署，并封锁了广州和珠海口岸。1840年，中国与英国的战争如期而至，在浙江舟山，英国舰队仅仅用了9分钟的时间就占据了海上要冲定海，接下来中国的口岸一个个被陆续攻占，清军手中的长矛在英国的坚船利炮面前无计可施，这场战争在中国被称为鸦片战争，而在英国则被称为通商战争，双方的战争都有理由，中国人指控英国人走私鸦片，荼毒中国的罪恶行径，英国人则在强调自己貌似正当、实则不义的目的。
邹振环：为什么决定打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要打开中国的一个商品市场，要让他们的货物销到中国来，殖民地就是他扩展的一种方式，他要把自己生产的货物销到殖民地，然而把殖民地那个地方的原料运回他的本土。中国当时人口众多，所以认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商品倾销的市场。
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历史山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从此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通商口岸，紧闭的中国大门被迫打开。如今的上海是一座拥有二千五百五常住人口的城市，其中外来常住人口是一千万，是现今中国经济金融的中心。清朝通商口开放后，由于地处长江如海口，东接东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上海成为西方商船将大量工业产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的首选之地，西方列强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纷纷在上海建立自己的租界。由此同时，银行，现代化港口，现代化建筑逐渐出现，昔日的渔村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从这时起，中国城市的职能和建造理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此时在上海出现了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它是由英国人修建的，从吴淞码头到上海，当时的英国人正是通过这条铁路将中国的资源源源不断的运往本国。
鱼宏亮：我们可以这样讲，传统对中国的沿海贸易或者是远洋贸易，它是对内地经济以农业为主导的内陆经济的补充，所以它的地位是从属，但是经过鸦片战争以后，整个海洋时代来临了，中国开始跟一个以海洋规则为主体的海洋秩序开始接触了，那么沿海开始变成中国发展的前沿。
李宜群：这个是当时的粗纱机，那么当时工业革命以后，现代纺纱的原理一般是通过梳棉、并条、粗纱、细纱，这就是一台粗纱机。
汹涌的西方产品击垮了中国的手工业和纺织业，以纺织业发达而著称的中国江南地区，则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在英国有人发明了一种珍妮纺织机，它一次可以纺织出许多根棉线，比中国传统纺织机快乐八倍，与战争失败带来的震惊相比，这些工业革命的产物给中国人带来了更大的震撼，极大地冲击着中国的自然经济。尽管包括皇帝的大部分中国人，此时还没有意识到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中国的大门被打开是必然的，但是他们已感受到由天朝上过沦落为战败国的历史巨差，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冲击。在漫长的中国史上，人们找不大类似的历史经验可供借鉴。
鱼宏亮：从政治层面来讲，当然第一次鸦片战阵对清朝的朝野上下都有很大的震动，从这个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都使清朝发生一些变化。
这里曾是远东的最大造船厂，福建船政局，也就是如今的马尾造船厂，福建船政局创建于1866年，是中国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
林樱尧：我们这个车间，当年就是制造船用蒸汽机的，因为它需要蒸汽机的动力，在当时中国社会的条件下，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所以创办人左宗棠，还要第一任的船政大臣沈葆桢，他采取了一个办法，主要就是从国外、欧洲聘请而来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在马尾这个地方，指导我们中国工人制造轮船。
第一鸦片战争以后大量西方工业产品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众多的中国精英阶层同样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变化，他们痛感中国在技术上已落后于西方，于是破天荒地主动向西方学习，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一批批军用工厂和民用工厂陆续开办起来。中国近代工业迅速崛起，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清政府拥有了当时一支庞大的海军，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北洋舰队，而且这些舰船上的指挥人员大多是从海外专业的军事院校学习归来的留学生。当时，它的实力堪称亚洲第一，名噪一时。
鱼宏亮：洋务运动是这样的一个运动，主要是在技术和工业方面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开始了一场自强运动，它的主要就是富国、强兵这两个目标，确切的讲，洋务运动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它为清朝或者是比较古老的中国，奠定了一个比较有一定规模的工业基础。
杨毅一直从事清朝末期中国留学生的研究，二十几年来他收集了大量早期关羽中国留学生的珍贵资料，中国第一代赴欧美的留学生也是在办洋务过程中派出的，鸦片战败后，中国人也在慢慢警醒，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派出了四批留美儿童，这批学生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二岁，他们带着王朝的期盼，带着祖国的未来，带着民族的希望踏上了征程，他们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他们在美国所学的专业大都与军事、科技、机械有关，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学生中有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在这些学生中，有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清华学堂校长唐国安，民初国务院副总理唐绍仪，除此之外，清政府先后派出了四批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先进的海上作战技术。与此同时，清王朝对统治的重大危机也得到了解决，这就是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清朝统治者深切体会到了内外交困的滋味，他们费尽心力，最终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了下去，随着内外问题的解决，政局开始稳定下来，人民生产生活开始恢复，此时正值同治皇帝时期，因此这段时期也被成为同治中兴。
鱼宏亮：应该说当时无论西方观察家来说，还是中国士大夫来说，都感觉清朝有了一种积极的、所有作为的这么一种姿态，所以把这个叫做同治中兴，给人们觉得，给了人们包括西方观察家在内，许多人都认为清朝有所作为、积极进取的气象。
在这段时期使中国人看书了解世界的，有一本书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就是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魏源在这本书中提出了有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详细介绍了当时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法律，军事技术，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使得中国人开阔了视野，了解了世界。但是遗憾的是，这不呕心沥血之作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并没哟引起太大的反响。
马勇:《海国图志》里面讲的很明白的，用英国的设备，用英国的厂子来办一个中国的英国企业，我们今天认为这很正当的，但是在当年就算了，这对当时的中国没有影响，但是它给世界有影响，给我们的邻居日本有影响。
就在此时，在太平洋的西海岸上，除了中国的北洋舰队之外，另一支海军力量正在快速崛起，它就是日本舰队。《海国图志》传到一水之隔的日本之后，引起了日本各个阶层的高度重视，他们也像中国一样，派出了大量留学生到欧洲学习，这些留学生回国后，都成为了舰队上的核心人员，由此同时，日本开始实行明治维新，在十年之间，迅速完成了工业革命的飞跃，日本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益强盛，产业革命出现高潮。而作为岛国，资源匮乏，市场狭小，日本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中国无疑成为了他们的最佳选择。于是，这两个快速崛起的国家终将走上战争之路。198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对于这场战争，日本蓄谋已久，准备充分，志在必得，而清政府及其军队则暴露出各方面的严重问题，曾经被认为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北洋海军，由于经费紧张，近十几年来就在野没有增添国任何舰只，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当年正值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
洋务派官员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几近全军覆没，洋务运动由此宣告失败，日本由此跻身列强。随着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一次次的战争失败，接踵而至的便是各种不平等条约，大门被列强洞开，尊严被无从谈起，宰割便成了家常便饭。这些条约，除了勒令赔款之外，还要求清政府同意扩大开放，增设通商口岸，修改关税税则，允许自由传教，允许各国军船在通商口岸停泊，各国趁此机会扩大对华出口，抢占市场份额，各种商品被进一步倾销到中国，列强在中国攫取了更多的利益，古老的中华帝国被进一步推进了灾难的深渊。
王开玺：中国人上上下下都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人的一个奇耻大辱，为什么他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是一个奇耻大辱，并不完全是因为甲午战争之后所签订的《马关条约》，各个条款内容很苛刻，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赔款非常巨大，并不完全是这样，而是中国这次是失败给了一个小小的岛国，是败给了一个同中国同文同种的蕞尔小国日本。
甲午战争结束后，春天如期而至，随着这次春季一同到来的还有一波新的思潮，它们开始在中华大地上活跃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他着眼于中西方文明比较这个大背景，认为中国落后的不仅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也包括观念那和文化，他开始呼吁变法，希望清王朝知耻而后勇，切实进行改革，效法东西洋，走向富强，当《天演论》问世之后，产生了连他本人都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
王开玺：严复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他就开始致力于赫胥黎的《天演论》的翻译，那么严复翻译《天演论》，他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为了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警醒中国人，让中国人能懂得物竞天择的道理，懂得天演的规律，就是懂得世界发展的规律，这样才能挽救中国这种亡国灭种的危机，使中国能够走上一个独立富强的道路。
与此同时，一本连同全国十八省组成的联名上书把改革推向了高潮，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为了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纷纷呼吁上书光绪皇帝，发起了一场公车上书运动，最终光绪皇帝接受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一系列主张，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都在进行着或酝酿着轰轰烈烈的改革，由此也揭开了晚清维新变法的序幕，当年是戊戌年，因此这次变法也被成为戊戌变法，清政府开始大力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等，光绪皇帝陆续颁发了将近五十项改革法令，戊戌变法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建立了京师大学堂，他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他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在中国传统教育之外，京师大学堂还设了由西方引进的数学、地理等科目，开创了中国最早的文科、理科、农科、医科等大学学科，是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由此发端，各地采用现代教育方式的学堂纷纷建立。研究者发现，当时光绪皇帝为了更好的了解西方，甚至开始在学习英语，由于当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也意识到，不向先进国家学习，不变法图强，大清帝国就真的危险了。
邹振环：其实晚清政府在在最后的那些年代里面，他们其实是一直有这样一个变革的愿望，但是到底这个变革的路怎么走，这个我们说有很多不同的选择，现在的我们看起来，当时的那条路的选择是必然失败的，因为它完全依赖的是清朝的，我们说高层当中的、上层当中的一部分贵族，要保证这部分的贵族的利益，我们说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
遗憾的是，1898年十二月二日，慈禧再次训政，百日维新宣告失败，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六君子献出而来自己的生命，希望唤醒众人，一百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壮举依然震撼着世人，他们为变法图强而英勇捐躯的精神，仍然在激励着后人，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命运的探索和追求始终没有终结。维新派的代表虽然倒在了血泊之中，另一股新生力量却一悄然兴起，它就是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孙中山等人的觉醒，犹如星星之火，很快变成了更多人的觉醒，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觉醒。
王开玺：孙中山他也是警于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孙中山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史丧师辱国，堂堂中华不齿于列帮，就感到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为了救国，所以孙中山就开始进行前仆后继的反清革命的斗争。
1911年十月十日，一场以推翻满清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独立，民主和富强为目的的战争爆发了，它就是拉开辛亥革命大幕的武昌起义，这是时代的必然，也是历史的逻辑，当中国人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走向了普遍觉醒，大清帝国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仅仅两个月之后，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帝的退位诏书也意味着大清王朝和它的最高统治者，已无法担任起引领国家继续前进的历史责任，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清廷没有做垂死挣扎，人们在平静中接受了它的无奈消亡。
卜宪群：那么1911年以来，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武昌起义等一系列的革命运动，它已经汹涌滂湃，民国也建立了，这一时期清王朝的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被动摇了，还有就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些列不平等的条约的签订，使整个社会，丧失了对清王朝的信心，清王朝的整个社会基础也瓦解了，所以说这种平静，实际上是一种对整个清王朝统治失败的失望，一种无奈的平静。
两千年来，在这片中国大地上出现过很多皇帝，中国人在专制制度的高压下，似乎一直都尊崇和敬畏皇权，然后这样一种自秦始皇以来就一直延续的国体和政体，这样一个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的王朝就这样崩溃，而普通民众却没有对它更多的留念，这是发人深省的。帝制终结了，但中国人寻求国家、民族发展之路的思潮却没有停止，洋务运动所创建的工业体系，还在运转，许多前清官员纷纷化身为实业家。就在这一年，逃亡海外的梁启超已提出了他著名的《少年中国说》，穿行于各个国家的康有为，还在为他的理念而不断努力。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正在酝酿颁布一部，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死约法》，其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国民人人平等，并享有诸多自由和权利，新的启蒙思想者陈独秀、李大钊等还在不断地接受着更为先进的思想。
这一年，毛泽东十九岁，已经来到长沙，两年之后他进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蔡和森、周世钊等都在这所学校学习，他们在这里接收到了先进的思想，并共同组织了新民学会，邓小平年八岁，已进入望溪乡初级小学堂，接收新式教育，与此同时，在全国一批新式教育的中小学校也纷纷建立起来，众多求知若渴的青少年学子开始了一次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和探索，中国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下蓄积做力量，呼唤着新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