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青年编剧之死

作者/雅莉

一周前的一个夜晚，独居的青年编剧鲁念安被发现死在家中。

一切都来得很突然。谁也不知道他死之前经历了什么。这个30岁的年轻人安详地躺在床上，盖着被子，桌上的电脑里还存着他未完成的剧本，房间里的猫无助地叫着。或许，他是在工作中觉得不适，自己摸到床边躺下了？又或许，他是在睡梦中离去，没有感受到太多痛苦？斯人已逝，一切追问都没了意义。

最先发现不对的是他远在郑州的父母。从3月3日起，他的父母就联系不上他了。第二天，鲁念安仍处于失联状态。3月5日，夫妻俩终于坐不住了，决定前往北京寻他。焦急地联系他在北京的朋友，焦急地联系物业，焦急地撞开大门。3月5日深夜，不远千里赶来的鲁父鲁母，最终见到了他们最不想看到的一幕。

两人悲痛欲绝，母亲情绪崩溃地大哭。派出所和急救中心很快来了人，一行人沉默地把他装入尸袋，运上车送去尸检。三天后，尸检报告出来了，死亡时间在3月4日和3月5日之间，死因是劳累过度引起的心源性猝死。

鲁念安的去世本没有引起太大轰动。但一个自称是他邻居的人，突然发了一条朋友圈，用夸张的语言描述了他去世的惨状。这条朋友圈被人截图在各个影视群里广泛转发，“独居”“死了好几天才被发现”“一年来没活儿没收入”一个个现实的字眼刺痛了许多从业者的心。谁没有独自一人在家，在深夜伏案工作过呢？

“这纯粹是添油加醋，根本就没什么‘打开没来得及泡的碗面’，念安的脸也没有变形。”3月11日，娱乐资本论联系到了鲁念安在北京从事媒体行业的朋友皓。他愤愤地告诉我，念安的父母和他身边的朋友都对这个流传甚广的截图很生气。对于逝者，不过度臆测、不刻意卖惨才是最起码的尊重。

事实到底是什么？娱乐资本论采访了鲁念安生前的诸多好友，基本还原了他这两年来在影视圈的闯荡经历。从青春作家转型成编剧的他起点颇高，耗费巨大心力的两个项目却相继难产，他的经历折射了影视行业一个不争的事实：项目死亡率高，从业者超时工作成常态，许多人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大环境难以改变，身处其中的人们也只能顶着压力继续前行，拼尽全力搏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他的死和他的剧本成了互文”

如今网上仍留有鲁念安的痕迹。这个21岁即凭借小说《流年》在青春文学圈成名的男孩，长得帅，内心敏感。可是，自《流年》出版后，被媒体称为“国民偶像作家”的他逐渐消失在大众视野。他患了抑郁症，开始转型做编剧，不再更新微博，只偶尔在豆瓣上标记书影音。至今，他的豆瓣简介里还列着他心目中的影史十佳。

尽管他在社交媒体上越来越沉默，一些长情的书粉仍在持续寻找他的踪迹。3月7日，关于他去世的消息开始在微博上流传，一位叫“澍的花园”的粉丝非常激动，“谁也没有我获得的悲凉多，寻寻觅觅一直找他的痕迹，找到了，却是死讯”。这些年来，她几乎每个月都在网上搜索鲁念安的名字，上个月还在知乎一个“有哪些颜值很高的作家？”的问题下郑重地回答：鲁念安。

鲁念安的圈内朋友阿明也是在3月7日得知他的死讯的。那天中午醒来，一个朋友给他发来一张“独居编剧猝死”的截图，说这是鲁念安。一直联系不上他本人，怎么也不愿相信的阿明开始疯狂联系他们共同的好友，消息很快被证实。巨大的悲伤袭来，他想起他那部未完成的电影剧本《十二夜》，“这是我这两年来看过最好的剧本，没想到居然和他的人生形成了互文。”

鲁念安照片

《十二夜》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女作家自杀了，留下一本写到一半的小说。一位少年发现了这本小说，对这个故事非常痴迷，决定续写。在续写的过程中，一些小说中提及的关于现实的秘密逐渐被揭开，少年的人生也因此改变。

“他是一个阅读量和阅片量都很大的创作者，写作风格和同龄人很不一样。”鲁念安的朋友皓告诉小娱。也正因为如此，许多文坛和影视圈的前辈都很欣赏他，一向人际关系寡淡的他在业内有很多忘年交。

但有一点鲁念安和那些初入影视圈的年轻人一样，就是作品中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他的另一部电影剧本《我的抑郁症男友》，就取材于他的真实经历。2018年，在对外阐述这部作品的创作初衷时，他回忆起六年前自己还在以青春作家的身份四处活动，“太可怕了。每天都要画上浓妆，装作很开心的样子去读者会。台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在撒谎。”

青年作家时期的鲁念安

好在此后鲁念安及时调整心态，慢慢战胜了抑郁症。在朋友眼中，他很少流露出悲观的情绪，算是个热爱生活的人。鲁念安去世后，曾和他有过剧本合作的作家苏北北去翻聊天记录，发现和他的对话停留在推荐可以上门给猫洗澡的淘宝店。

如今，这只失去主人的猫已经被鲁念安的朋友收养了。3月9日，皓陪同鲁念安的父母去领了尸检报告，将他的遗体火化。第二天，他们办了场小型的追悼会。因为疫情仍在肆虐，所以一切程序只能从简，除了父母外只有少数几个亲近的朋友参加。

鲁念安的父母希望能尽快把鲁念安带回家，入土为安。现在，他们已经带着骨灰盒回到了郑州。鲁母仍处于巨大悲痛中，常常哭泣。正如鲁念安曾在一篇小小说中写的那样，“一个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宣告死亡这种事情对她来说，未免也太过残忍。”

一向严肃的父亲大部分时候都沉默不语。关于这位传统的中国父亲，2011年，鲁念安在《流年》出版后写过一篇小文，少有的提到了他，“他平时是不常读书的人，而且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可是他努力地睁着眼睛，那么认真，仔细地看着每一个字，好像那是他所有的事业一样。”

鲁念安《我的事》

是什么压垮了鲁念安？

皓最近在和鲁念安的朋友，以及他的合作团队商讨如何推进他生前未完成的电影项目。大家梳理了一番，发现目前鲁念安的手上主要有两个项目：电影《我的抑郁症男友》和电影《十二夜》。

项目推进得不太顺利。据网上的公开资料，《我的抑郁症男友》是鲁念安和某影视公司合作的项目。项目从2018年开始筹备，但中途因不可抗力暂停。整个2018年，影视圈经历了税务地震，大环境骤冷，许多中小成本的项目都被迫停掉。皓记得，项目被搁置后，鲁念安确实一度陷入悲观情绪，有时会和他抱怨，自己怎么这么倒霉。

但来不及悲伤，去年三四月份，鲁念安又投入到新项目《十二夜》中。《十二夜》的初稿写于2014年，倾注了他大量心血。原本一切都很顺利，他们请到了台湾导演蔡明亮担任监制，演员也都在陆续商谈，准备下半年在台湾开机。如果能开拍，这将是鲁念安第一部担任编剧和联合导演的电影，他甚至已经想好了要去申报欧洲国际影展。“当时真的已经万事俱备，我想不到任何一个无法开拍的理由。”鲁念安的朋友阿明说。

没想到，两岸关系突然恶化。2019年8月，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大陆全面禁止台湾自由行。电影局也很快放出消息，暂停大陆影片和人员参加2019年台北金马影展。主创团队去台湾的签证很难办理，电影在大陆的投资方开始动摇。最终，大陆投资方决定暂停，整个项目又到了搁浅的时刻。

鲁念安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这部电影的题材稍有点敏感，又是文艺片，主创团队还有不少台湾人，如果两岸关系一直紧张下去，以后拿到国内投资的可能性很小。“那段时间的经历就跟过山车一样，一会儿说能拍一会儿说不能拍。”阿明感叹。

3月10日，皓和《十二夜》原定的导演潘志远通了个电话。主创团队都希望能把这部戏撑下去，“目前正在申请台湾一些艺术类的专项基金，希望能获得支持。”

初入影视圈的年轻人开始怀疑人生。《我的抑郁症男友》倒下时，鲁念安在朋友面前情绪还很低落；《十二夜》倒下时，他已经学会了自嘲，说自己走了一年背运，都快到了有产出的时刻，结果还是一场空。故作轻松的调侃背后，是更加激烈的自我挣扎。

和许多文艺青年一样，鲁念安也非常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他看不上网剧，对商业电影不感兴趣，豆瓣上标记的电影几乎全是文艺片。朋友过生日，他喜欢送书，菲茨杰拉德、博尔赫斯……这些作家的书是他给朋友布置的“阅读任务”。

鲁念安在豆瓣上标记的部分书籍

苦熬了两年，两个电影项目相继难产，鲁念安的抑郁症复发了，时好时坏。为了生存，他逐渐说服自己，开始接网剧项目。此前筹备《十二夜》时，他就因资金周转不开找朋友借过几万块钱。目前他手上正在操作的网剧项目，大纲已经写完交了，但第一笔编剧费还没到他账上，“他和资方只是口头约定，还没有签正式合同。”皓说。在影视行业，拖款几乎是每个编剧都会遇到的情况。

尽管抑郁症越来越严重，但在朋友面前，鲁念安还是努力让自己表现得与正常人无异。只有几次，朋友们一起约看片沙龙，他会突然发个消息说情绪不好，就不来了。朋友们也只能安慰他几句，很难对他起到实质性的帮助。知道他喜欢熬夜，朋友们也都劝过他，但鲁念安还是改不掉不规律的作息习惯。

越来越大的行业压力、反反复复的抑郁症、不健康的作息习惯……这一切都在透支鲁念安的身体。终于有一天，他倒下了，毫无征兆。

超时工作成常态，影视人的长久困境

就像一颗石子投入湖面，鲁念安的死在圈内掀起了阵阵涟漪。

鲁念安的一位导演朋友告诉小娱，她很早就认识了鲁念安。身边的人去世，难免会让她反思起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我们这行，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如此，不管是编剧、导演还是演员，都是独居的自由职业者，熬夜更是家常便饭。”她想起自己另一个编剧朋友，每天都熬到天亮，驻组赶工更是连歇眼的功夫都没有。

编剧们熬夜，有时是因为资方催得紧。资金越紧的项目给前期的时间往往也越紧，没有话语权的编剧只能疯狂熬夜赶工。有时则是因为编剧自身的高要求，“像阿鲁就是这样的人。”这名导演朋友说。

她此前曾和好莱坞、日韩的团队合作过。由于行业特性，国外的剧组也无法保证规律的作息时间，但至少会保证工作人员的睡眠，“至少每个人的睡眠时间是充足的，提供的饮食也会保证营养均衡，但国内的剧组无论大小，都很难保证这一点。”

鲁念安的朋友阿明也对影视行业的高压工作深有体会。在他看来，影视行业就是一个高压高危的行业。除了头部极个别演员和大导演、大制片人，绝大多数人的收入都不高，健康也没法得到保障。

对于此前业内常有人发起的抵制超时工作的倡议书，阿明不以为然。此前人们试图自发形成行业标准的努力都失败了。

2017年底，34岁的编剧赵燕猝死在剧组，2018年，摄影师们发起联名信要求超时加薪，最终不了了之。前不久，高以翔去世，业内也有人呼吁关注行业工作超时问题，但同样落实不到行动。隔三差五地，就有从业者过劳死的消息传出，人们也只能唏嘘一番，然后继续熬夜。

“最好的办法就是国家出台政策，自上而下来推动这件事情。”阿明认为，眼下只有建立工会制度，出台政策调控才能让行业在短期内得到改善。但一刀切又可能会干扰市场运行，带来一系列未知的风险，所以也非良策。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整个影视行业工业化体系尚不完善。工作人员的不专业，有关部门的缺位，再加上大环境遇冷，内部竞争严重，人们只能被迫超时工作。

对于个人来说，体制性的问题无法根治，只能从自己做起。“只能让自己更强大。这才有话语权去争取些什么，不至于任人宰割。”鲁念安的导演朋友说。

因为正在帮鲁念安处理后事，皓给出的建议更倾向于防范风险，“首先是一定要把自己的手机密码、电脑密码等重要信息告诉家人，然后是同城要留一两个特别熟悉的朋友，隔三差五地联系，最后是一定要买保险，尤其是自由职业者。”这次鲁念安的失联没有引起朋友的警觉，有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常常闭关写作，最长的一次失联了整整一周，所以大家都习以为常。

2010年，日本NHK推出了一部叫《无缘社会》的纪录片，并整理成一本采访合集。书中提到日本人的现状：无血缘、无地缘、无社缘。单身人士越来越多，且大多背井离乡，独居在大城市，和线下的朋友交往甚少。而今中国也逐渐步入这样的“无缘社会”。但正如书中所言，确认与别人有没有关联，就是在确认自己是否存在。在人际关系松散的影视行业，人们更应如此，在证明自己才华之前，先确认自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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