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咚：强制提取生育基金论，为何引发众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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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有学者的文章引起公众舆论如此广泛的关注，并几乎成为千夫所指的目标。

人口学者张晔、刘志彪一不小心因为他们的一篇文章，快速蹿升为网红。

张某和刘某这篇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学术论文，总体是严谨规范的，其中受到公众舆论强烈反弹的论点是，建议从40岁以下公民工资中强制提取生育基金纳入个人账户，并只有在生育二胎及以上的情况下，才能申请取出，否则直到退休才能提取，文章进一步建议，个人累计缴纳而尚未取出的生育基金，可用于政府对其他家庭的生育补贴支付。

尽管公众舆论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嫌，但被拎出的这段文章毫无疑义地触犯了三个重要原则：除非极为特殊情况下，未经同意，任何人都不能强制征收公民私有财产的原则；除非本人同意，公民的私有财产不能被强制转移到任何他人处的原则；公民个人的私有财产未经同意不能由任何人进行处置和支配的原则。

工资是属于公民个人的私有财产，在未经个人同意情况下，提取生育基金，违反了第一项原则；文章建议个人累计缴纳而尚未取出的生育基金，可用于政府对其他家庭的生育补贴，违反了第二项原则；文章建议公民如未生二胎及以上，其生育基金只有到退休时方能提取，显然违反了第三项原则。所谓极为特殊情况，是指战争等非正常状况中，国家出于维护全体公民利益的需要，在无法联系公民本人的情况下，紧急征用公民私有财产，但也要有严格的程序和前置条件约束。

文章论点渲染了绝对的公共权力，同时严重忽视了公民个人的权利，极易误导国家政府作出错误决策，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也正是因为如此，才在公众舆论中招致了几乎一边倒的强烈非议。

在这个问题上公众所作的反响，凸显出的更深层次问题是，公众深深担忧国家政府在实施鼓励多生政策时重走计划生育的老路，以强制的方法推行政策，不仅将侵犯个人权益，而且将导致如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所产生的某些负面结果——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独生子女带来的社会危机以及生育率的断崖式下降引发社会问题等等。事实上，在放开二胎政策后，基层已经开始出现诸多过度执行新规的现象，跟计划生育时期的强制路线差相比拟。

对正在到来的危机的恐惧，也许是促使政府叫停计划生育“国策”，进而采取鼓励生育政策的基本动力。但在政策的转换中，缺少对过去政策推行错误或误区的深刻反省，并从中汲取教训，相反在推行鼓励生育的过程中，延续了过去的一些错误做法，此举势必将带来如同过去那样的恶果——如果不能省思当代人口危机的直接源头正是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话，那么迟早还会遇到老问题。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损害公民个人基本权益为代价常态性推行政策。生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过去计划生育原本不应该强制限制这项权利，现在鼓励生育也不能采取强制方式。正常的做法是，还公民生育自由权利，想生就生，想不生就不生，任何人都不能干预公民的私生活，管住子宫。

同时，作为政府，可以采取鼓励生育政策，创造有利于公民生育的良好社会、生态和教育环境，甚至可以采取现金补贴，鼓励社会资金进入鼓励公民生育领域，以强制力支配私有财产，只能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

这事从小处看，事关人口问题；往大处看，则事关公民权利和国家发展的大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公民个人权利和私有财产的保护越来越显得重要和必要。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中美关系中的一些根本问题，都与此密切相关。

如若不能从私人领域的私有财产和权利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的药方，盲目迷信国家的强制力，那么，我们可能很难走出困境，可能还会不断遭遇挫折，并走向一个未知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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