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冰与火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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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成立一年多了。
在外人看来，它是充满希望的试验田。这片以白洋淀为核心的华北平原土地由雄县、安新、容城3个小县城组成，没有过多历史和经济包袱。住房、户籍……羁绊着多数中国大城市的一些老大难问题，被期待在这里试出新答案。
新兴事物正在成为县城风貌里格格不入的部分。
互联网和银行巨头们的牌匾挂在布满驴肉火烧和面馆的街铺上，百度的无人驾驶车辗平了卖菜三轮车留下的车轮印，号称“亚洲最大”的高铁站正在施工，而它的周围，遍布着破败的村庄小路。
除此之外，区别于过去几年在多地上演的疯狂造城运动，时至今日，雄安面貌看起来变化并不大——针对私自盖房的禁令仍在生效，二层小楼和平房依然是这里主要构成。
于是，一年的按兵不动之下，满怀淘金梦的投机客们来了又散了，最终留下的，大多依然是土著和早早落脚的外地商客们。新区成立时的兴奋，大多也消磨在了日常的柴米油盐里。
但平静之下，暗流涌动。
而对于这些当事人来说，或许要等到多年之后，他们才能回味出成为历史参与者的真正味道。
雄安新区宣布成立的那天，林杰在夜里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我赶上了一个好事。”这是父亲说的第一句话。
林杰的父亲是黑龙江人，在容城做服装生意20多年了。这位平时鲜少跟儿子谈心的中年商人那天一反常态，在电话里侃侃而谈，憧憬着容城的资源和机遇，以及雄安新区这个“天大的好机会”。
显然，这是很多人听到消息的第一反应。
38年前深圳特区的成立改变了很多年轻人的命运，当时一无所有的王石就在那里捞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如今的雄安新区，是最有可能复制当年传奇故事的地盘。
炒房团是最先到达“战场”的。
消息公布的第二天，雄县雄州路的两侧塞满了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汽车。以往冷清破旧的小旅馆爆满。400万现金抢房、 7200万拿下八层楼……这些数字像是落在干草堆的火星，腾的一下，把新区烧热了。不过，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很快就被严苛的限购政策赶走了。
24岁的魏兴亮在3个月后跑到了容城。这位刚出校门的年轻人从云南出发，在那趟k2286火车上颠簸了两天两夜，当火车进入徐水站时，他从车窗外出去，一马平川的平原地貌让他惊叹，这是一片跟老家四川内江全然不同的土地。
图：刚到容城时的魏兴亮
他在容城下了车，迎接他的是空气里的闷热。
这与他想象中的天气也不同。穿着短袖的他以为北方夏天也会很凉。现实却是，背着睡袋帐篷和摄影装备的他第一天晚上就中暑了。那晚，躺在帐篷里想着“我会不会熬不过今晚”的他，有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哀。
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在随后几天给了他愈发强烈的冲击。
他是查过资料的。4月1日的雄安新区消息公布后，他就不停在网上搜索，“湖北小伙500元闯雄安”之类的报道，最终给了他出发的勇气。
报道中的美好幻像却变成了现实中的满地鸡毛。
魏兴亮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安保行业业务员，没有底薪，卖多少算多少。第三天，他第一次去了工地现场。
那是一家正在装修的宾馆，一进屋子，他就被粉尘和巨大的噪声包围了，一块铺在沙土和碎屑之上的合成板，就是工人的休息场所。负责安装监控排线的魏兴亮呆了一整天，换到了100块的报酬。
那天晚上，浑身酸痛的他到家就睡着了。“我妈要是知道我在雄安做这些事，肯定心疼死了。”十天后，郁闷的他骑着自行车跑到20多公里外的白洋淀，第一次见到大规模的荷花，他豁然开朗，回容城就辞职了。
事实上，在雄安新区，适合年轻人的工作并不多。
卢浩东曾经跟魏兴亮在青旅挤过同一张床。他刚到雄安的一个多月里一直没找到新工作——这位湖南人在10月的北方小雨中赶到保定时，曾经为自己的魄力而激动。
然而在雄安新区，他没有找到工作，创业也碰了壁。向商家推广自己的微信小程序时，他找过一位婚纱店老板。他试图解释容城已经不一样了，“曾经的容城很小……”对方没等他说完，“现在也没怎么着呀”。
在这座今年4月才出现共享单车的小县城，新潮的科技热点距离现实有点远。
一个多月后，有家室的卢浩东选择了离开。这位湖南汉子最后做了一顿饭，招呼团队里的年轻人聚餐。几个月后，魏兴亮跑去看，发现卢浩东亲手砌的灶台周围已经是杂草丛生。
一切就像没发生过一样。
02
“十个人来九个人去，还有一个在犹豫”开始变成雄安创业者中流行的口头禅。
抱团取暖在这里很常见。雄安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创业组织、俱乐部，光魏兴亮知道的就有30多个。
军哥是“雄企俱乐部”的联合发起人，他在容城金台路开设的雄漂大食堂，是魏兴亮常去蹭饭的地方。
向“雄安商帮”、“中国雄安新区”等微信群持续发送“征收会员单位合作商家”的广告后，“雄企俱乐部”在2017年12月8号成立了，成员多来自前述几个微信大群。它甚至有一个看起来颇为正式的成立仪式，只是，仪式的时间和地点是在头天晚上9点才在群里通知的。
参加“雄企俱乐部”不需要交会费，会员们会领到一块“雄安企业俱乐部会员单位”牌匾，并为此缴纳120元的工本费。24家初始成员里，超过一半是开小饭店的业主们。
这些成员们一度在微信群里很活跃。
相比雄安宏大的未来，他们显然更关注眼下。与“雄安商帮”大群里的内容类似，“雄企俱乐部”微信群里也充斥着各类广告，注册商标的，卖家具的、卖水泥甚至是卖性用品的都有。
他们不吝于公开展现自己的个人爱好和品味。“大海”喜欢写诗，兴致好的时候，会连续往群里扔自己写的诗；“彩霞”喜欢唱歌，能连续唱上十来首；霸道总裁文和封面香艳的视频也是群里最常出现的链接。
图：“雄安商帮”微信群截图
小城人情味也是微信群里的特色。有人在群里发一段语音：“老乡们，谁有时间来我这里给我帮点忙，我这个鱼缸不协调，想弄一下，最好来个5.6个人，帮我抬一下，谢谢啦。”立马就有人响应。
不过，“雄企俱乐部”的微信群在年后就渐渐死寂了。
人们渐渐发现，这个微信群跟自己加入的大多数群并无差异，“雄安新区”的概念，似乎还没有给他们的生意带来什么实质收益。
希望和等待的焦虑，如同一对孪生兄弟，弥漫在雄安商人们的心头。
不管在青年旅社、饭馆还是书店，这些生意场上的男人们最爱聊的话题还是雄安新区的未来——尽管不像一年前那样把类似“雄安肯定是第二个深圳，肯定比深圳还好”的句子挂在嘴边，但酒酣饭饱之余，“新区”依然是最好的兴奋剂。
希望成了很多人继续等待的动力。
陈建国在安新开了家“雄安书苑”，一座由平房改造的书屋，租金3万1年。“书店是没生意，但是聚朋友啊”，他告诉首席人物观。他的朋友圈里，经常有年轻人们在书屋小院里聚会高谈的小视频。
不过，没人知道这场等待需要多久。与当年深圳特区建立的场景不同，今年两会上出现的关键词并不是雄安速度，而是雄安质量。
这也决定了，新区建立的绚烂过后，必定会留下很多人在黑暗中等待和探索。
03
等待之中，有人已经尝到了甜头——新区消息出来后，林杰父亲花50万在白沟买的房子，转手100多万卖了出去。
但这些短暂的红利窗口并没有惠及大众。
容城本地人李显亮陷入了焦虑。他原本生活很安逸：高中毕业在县城干了手机促销员，包吃包住，月薪3000元。新区成立后，关于“致富”的消息开始满天飞，比如拆迁，搅得他也心慌慌。
打听和讨论拆迁话题，成为他工作日早上9点到10点的主题——手机店这段时间没生意。他听过很多小道消息，比如，一亩地赔5万的、宅基地只赔0.4亩的、村集体百分百入股或是按使用年限赔款……
更多的焦虑来自被淘汰的风险。
央企一条街不断有人入驻，很多以前只在网上了解的大公司都跑到雄安来了，李显亮担心，自己生活的这座小城市未来需要的全是高端人才，而像他这样的工种，肯定会沦为社会底层，甚至消失。
图：央企一条街街景
“雄安新区貌似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它只存在于新闻里，而我们更像一群多余的人。”这位20岁出头的年轻人说完就有些后悔，赶紧声明，称自己说的话只代表个人感受，并要求首席人物观一定做匿名处理，“别到时候你火了，我牢底坐穿。”
不知所措——在新区成立消息出来后，带着“户口值钱了”的想法赶回雄县老家时，陆飞也有类似的感受。
这位在燕郊开店的个体户发现，村里上空飞着无人机，所有建筑施工都被叫停，一些工厂也停工了。找儿时玩伴吃饭，对方一直在抱怨：工厂停工后只能硬扛，老婆孩子都眼巴巴等着自己赚钱呢！卖家具的朋友也满脸愁云，房子不让盖了，他的生意也惨得可怜。
在老家转了一圈，陆飞又回到了燕郊。“雄安可以是一个大靠山，让你在外边过得很安稳。但如果现在回去，肯定是水深火热的。”
“政策不明朗，建议你们不要来”，他开始这样劝说身边对雄安蠢蠢欲动的朋友。
容城人姚海波现在每周都会回家一趟。
这位在北京读完大学的年轻人目前在保定创业，开了家做企业信息管理的公司。但他暂时没有把公司搬回雄安的打算——他看得很清楚，老家目前变化还不大。相反，因为“新区”身份的限制，很多业务并不好开展。
同样选择观望的，还有林杰的父亲。这位已经彻底融入容城的黑龙江人早早打听好了拆迁赔偿的事情。在儿子看来，父亲整天没啥事，就开着捷达车到处转。放假在家的时候，林杰也会骑上山地车在小城里转悠，三十分钟不到就可以从一头跑到另一头。
新区建立一年多，容城依然是一座小城，也依然是他熟悉的模样。
04
今天是魏兴亮来雄安的第311天。
这位一年前还泡在工地推销安保设备的年轻人，如今已经适应了雄安生活。他开了家青年旅社，天气好的时候，就带着天南海北的年轻人骑行去白洋淀。
夏天浩荡的荷花，秋天金黄的芦苇，还有怎么吃都没够的咸鸭蛋，构成了魏兴亮北方生活的底色。
商业巨头们在雄安陆续出现的身影，成为他信心来源的一部分。改变虽然很慢，但一切都在进行中——那条连接雄安和北京的京雄高铁已经在今年2月建设开工，3月，包括北京市朝阳实验小学，第八十中学等在内的四所重点学校在雄安设立校区，四大银行也在这一月分批开业。
更多资源正在涌入看起来依然破旧的新区。腾讯、阿里、百度、京东、绿地……当雄安街头出现的大公司牌匾越来越多，魏兴亮真切感知到了历史车轮前行的轰隆声。
对于一些生意人来说，这是好机会。
姚静波家里有矿山和建材生意，在新区建设中赚了些钱。他举例称，石料大多都是从易县山里挖来的，倒手之后利润颇丰，如今很多北京、上海的资本都想参与进来。
对于想记录历史的人来说，这也是好机会。
魏兴亮想过做这件事。最开始只是摄影，中途变成了拍摄纪录片，名字他都想好了，就叫《雄安先锋》。
他溜达穿梭在北方小城的大街小巷里，拍传统爆米花的最后一声响，也拍饭店老板现杀“安东鸡”的画面，几近贪婪地拍摄着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尽管他用镜头捕捉的这些画面，其实也中国的很多乡镇也能见到。
图：魏兴亮和他的拍摄对象
拍到第三个村庄的时候，魏兴亮发现，这几乎是一项不太可能完成的工程，“要拍的太多了。”后来，他把主力放到了经营青旅上，这些素材最终被存进了硬盘里，1000G的内存，记录了雄安在历史变革中最初的样子。
未来，它们可能会像改革开放时的深圳缩影一样，被放在博物馆里，供后人参观；也可能就此被尘封，成为无人关注的素材。
同样的未知，也笼罩在雄安人的命运之上。
当时代的车轮滚滚而过，每个人能抓住的也不过是自己手边的那把稻草。未来他们究竟会成为历史课本上的响亮名字，还是某些数字的组成部分，没人能知道。
注：应采访对象要求，本文除魏兴亮和卢浩东之外，其他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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