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辱母者，警方过错应当成为量刑关键
杀死辱母者，警方过错应当成为量刑关键
文/江玉楼对照判决书内容，在仔细还原于欢杀人前后各方的行为动作，这个判决不能服众，也在情理法当中。实际上，警方过错是理解整个杀人案的枢纽，不只要批评，还应该追问刑责。
《南方周末》3月23日报道了山东聊城一起催逼高利债导致的杀人事件。暴力催债团伙三伤一死，杀人者于欢是被一起羞辱的欠债人苏银霞儿子。一审判决于欢犯下故意伤害罪，考虑受害人过错，判处其无期徒刑。社会舆论不接受这个判决，认为它显失公正。
一审在量刑的时候，认定被害人有过错，同时认定于欢配合拘捕，坦白交代，所以做出如上判决。辩护律师的意见，则集中在于欢是防卫过当，因为新闻报道对此部分法理较少涉及，有语焉不详之感。实际上，此案重点更应该是警方过错，这才是量刑关键。
我们看到，这个报道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一是它揭示了暴力催逼高利债的种种恶性，除了常规恐吓之外，包含逼停正常生产，利滚利无休止的贪婪，以及令人发指的羞辱恶行。本案中，催债人当着儿子的面，拿出生殖器磨蹭苏的脸，于欢杀人被认为缘于可理解的激愤。
本案揭露的第二个重点，是警方在介入此类明显是黑恶性质的催债时，不能有力阻止，实际言行或有偏袒放纵。民警在接到报警，进入催债团伙羁押苏银霞工厂的接待室时，轻描淡写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后走人。这对于事态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民警在出警之后，面对一个显然是暴力催债的恶劣现场，本应该带离施暴者离开调查，但却轻飘飘说出那种话，尤其在危险没有消除的情况下离开。警察来了又走，正是这个草率至极的处置举动，令施暴者肆无忌惮，原来叫警察也奈何不了他们，于欢随即陷入绝望。
对苏银霞与于欢的非法羁押、围困羞辱从白天持续到深夜，由于报警，于欢更害怕被报复，警察的离开，加重了他的恐惧。而我们知道，于欢杀人的时机，恰恰是在经受了母亲的奇耻大辱、警察不负责任的离开之后几分钟时间内。警察过错是杀人导火线之一。
从新闻报道看，对于警察到来又走，警方的解释是“进一步了解情况”。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这个解释相当牵强。既没有带走暴力催债人调查，又没有将双方隔离，出警的缺陷及其实际后果，与于欢杀人之间构成因果联系，法庭忽视这一量刑因素是让人费解的。
本案中被刺伤的另外三人已经对于欢提出民事赔偿。他们当然有这个权利，但作恶者的纠缠追击，与法庭无视警方过错、回避高利贷的暴力定性，也大有关系。换句话说，法庭对这起涉及高利贷暴力催债团伙、警方过错、被逼杀人缺乏一揽子全面论断，一审判决值得推敲。
比如，“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所以犯下故意伤害罪；“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于是否认防卫过当。对照判决书内容，在仔细还原于欢杀人前后各方的行为动作，这个判决不能服众，也在情理法当中。实际上，警方过错是理解整个杀人案的枢纽，不只要批评，还应该追问刑责。
总之，引爆舆论的是暴力追债人逼迫儿子观看母亲遭污辱。再纵观案子的辩护与审判，防卫过当也许是辩护策略，但警方过错理应被纳入量刑范围，与被害人过错并置，并且承担绝对关键的考量比重。这也是司法面对民间高利贷暴力滋长应该有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