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敦刻尔克》历史虚无主义的 简直太狭隘了
文 | 西坡
在电影《敦刻尔克》结尾，历尽灾难逃回英国的士兵心情沮丧，以为自己会被唾弃为逃兵。直到火车窗外兴高采烈的民众叫醒他们，把酒塞进他们手里，直到他们读出丘吉尔演讲，观众和士兵一起才意识到他们的生死大逃亡具有何等历史意义。
这也许就是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最想告诉观众的：在战争的宏大历史场景中，身处其中的人上至将军，下至士兵，往往都看不到自身所处事件的全貌。他们被敌人、上级、友军以及无数偶然因素推动着，在历史大潮中漂浮与挣扎，随时做出没有排练的选择。所谓的意义只能由他人，主要是由后人评说。
排除了上帝视角的战争片，不是某些人无理指责的“历史虚无主义”，反而可以说是“历史实证主义”。
中国互联网上这两天出现一波“抵制《敦刻尔克》”的声音，令人怀疑大家看的是不是同一部电影。带节奏的主角是周小平的公号“今日平说”。
先是一篇《抵制电影敦刻尔克，是一个民族的自觉和自重》，署名作者是周小平的太太王芳。文章称“《敦刻尔克》电影所表现的是英国在亚洲抵抗日军的英勇神武，在粉饰英军的同时，更是埋葬和无视甚至抹黑了中国人的英勇抵抗。”
该文由于犯了极大的常识错误，类似关公战秦琼，引起极大争议。但是“今日平说”非但没有收回奇谈怪论，反而又发一篇文章《周小平：敦刻尔克和远征军的故事是我讲给媳妇听的，有什么不爽冲我来！》，署名周小平，重谈抵制《敦刻尔克》的必要性。
“今日平说”的核心逻辑是，英国在“二战”亚洲战场上与中国合作时“坑”了中国远征军，所以中国人要抵制《敦刻尔克》。
这个逻辑实在难以为常人理解。中国向缅甸派遣远征军，是1942年的事。敦刻尔克撤退，是1940年的事。敦刻尔克撤退发生时，“二战”的欧洲战场与亚洲战场还毫无瓜葛，因为日本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之后，太平洋战争才开始。1941年12月9日，美国、英国和中国向日本宣战，之后才有英国与中国“联合抗日”的局面。
敦刻尔克撤退发生时，中国与英国在庞大的欧亚大陆两端分别抗击着日本和德国。中英两国之间没有什么恩怨。那么诺兰如何才能在电影《敦刻尔克》中照顾“中国人民的感情”呢？难道要在片尾写一行字幕“敦刻尔克撤退两年后，中国远征军与英国军队合作抗日，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或许这还不够，电影还需要交代中国远征军与英军的恩怨情仇，并为英国人当年对中国人的伤害做出深刻反省。如此下去，岂不是要拍一部“上下五千年”出来？
事实上，绝大部分中国观众没有出神入化的脑回路，也没有不碰就碎的玻璃心，他们压根没有感受到《敦刻尔克》跟中国抗日有一毛钱关系。只有极端狭隘与排外的头脑，才会为莫须有的历史罪名抵制一部外国电影。我们不该陷入“英军当年有没有坑中国远征军”的讨论，因为这与电影《敦刻尔克》完全就是两码事。
不能否认，一切作品都带有创作者的主观视角。英国导演拍英国往事，带入个人情感是难免的。何况“二战”虽已过去七十多年，但我们今天仍生活在“二战”投下的漫长阴影中。英国观众的观影感受跟中国观众、法国观众、日本观众、美国观众、俄罗斯观众肯定不一样。同样，《斯大林格勒》等电影展现的是俄罗斯人眼中的二战。中国导演也可以拍自己眼里的二战。
《敦刻尔克》拍摄手法令人眼前一亮，但片子的价值观其实是很正统的，英国士兵的勇敢和英国平民的爱国主义表现得都很明显。这方面与李安导演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形成鲜明对比，《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解构了战争英雄和爱国主义，展示了前线英雄与后方社会的复杂关系，这应该是美国人不买账的原因。
诺兰没有选择解构，是很容易理解的。与合法性一直有很大问题的伊拉克战争不同，“二战”中英国的对立面是被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纳粹德国。这是一场没有什么解构空间的保家卫国战争。而诺兰对英国人爱国情感的表达也不是说教灌输式的，这是其他国家观众能够代入其中的基础。
《敦刻尔克》是什么可以见仁见智，但它不是什么很清楚，它不是一部教人狭隘的电影。虽然勇敢无私是电影主旋律，但一些人的怯懦、自私也都暴露无遗。观众甚至可以理解这些“阴暗面”，因为英雄和懦夫身上的东西都叫人性。
或许只有和平年代，才会有审视历史的从容。我们可以观看历史中人的无奈与悲哀，却不必陷身其中。但有些人却见不得和平年代的艺术，非要把所有事情都往非此即彼、非我即敌的撕裂与斗争中间扯，聪明的人不要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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