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单车背后的临时工：多地现单车“坟场” 调度靠肉眼判断
金融市场的财富梦和这些线下运营人员无关，他们离风起云涌的资本运作太远了，他们的工作只有一次次的搬起和放下，他们是整个行业中唯一和单车本身发生关联的人。
作者 | 张笑晨
编辑 | 王晓
“往前骑三十米，摩拜、小黄都往前骑”，章程在西二旗地铁站A口扯着嗓子喊，可还是有人停在路口，他有点生气：“不骑到位置不要脸啊”。
西二旗地铁站是北京最拥挤的几个地铁站之一，它是居住在昌平的人“进城”的重要枢纽。西二旗附近有众多互联网公司，距离地铁站较远，出了地铁站，人们大多会选择使用共享单车出行。
开着厢式货车调度共享单车的四川人王正说，上地、西二旗附近是北京共享单车最多的地区之一。早上，大量的人扫开数万量共享单车，四散而去，晚上，他们又骑着四散的单车回到这里，像潮汐涨落，周而复始。
和王正一样的线下运营人员，在上地、西二旗一带就有40人，他们有个群叫“海北兼职群”，海北是指海淀北部。而在整个北京，像他一样的兼职工作人员在1000名左右。
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共享单车行业就业研究报告》，截至2017年7月，国内的共享单车累计投放量约为1600万辆，带动10万人就业。据艾瑞咨询的《中国共享单车行业报告》显示，共享单车行业的融资额已经达到60亿，已有11家共享单车企业披露了融资消息。
金融市场的财富梦和这些线下运营人员无关，他们离风起云涌的资本运作太远了，他们的工作只有一次次的搬起和放下，他们是整个行业中唯一和单车本身发生关联的人。
西二旗地铁站，章程喊着“要往前骑到规定位置”。图片来源：张笑晨 摄
“原始行为”
在北京，每个地铁站就像一个巨大的蜂巢，每天早高峰，人们像散开的群蜂从地铁站涌出，骑着共享单车去往不同的方向。
要满足所有人对共享单车的需求似乎不可能，人们骑往地铁站的单车往往还没落锁，就被人掏出手机盯上。这时，陈振兴和王正出现了。
北京已经进入初冬，陈振兴穿着破了洞的行军鞋，打开厢式货车的后门，把一辆辆ofo单车卸在地上。陈振兴年过四十，搬起车来有点吃力，一辆ofo单车的重量是30斤，他要咬一下牙，嗓子里发出全身使劲抬起重物的低沉声音。他每天要在上地地铁站附近搬运500多次共享单车。
陈振兴和王正看起来跟普通的货车司机差不多，干这个之前他俩在北京干搬家货运，现在车窗玻璃里还有写着“搬家”字样的纸板。现在在ofo运车，一天赚650元，比之前搬家要多，活也轻松一些。
上地、西二旗一带有五六辆跟他俩一样的厢式货车，他们都属于兼职，没有任何标识显示他们是共享单车的线下运维人员。王正指着前面一个穿黄马甲的体型臃肿的人说，“这是我们领导”，ofo的基础色调是黄色，只有王正口中的“领导”才能穿上黄色的马甲。在海北地区的“领导”有四个，他们骑三轮在几个可能的积压点之间来回穿行。
梁龙之前在摩拜单车做产品经理，设定单车的投放计划，但他发现这不是一个容易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太依赖线下的工作”，梁龙说，“用户使用单车其实是单向的，也就是说他们不会把单车骑到原来的地方，只能依靠其他人，但是其他人骑不骑到原来的停放点就不知道了”。
和同属出行类产品的“滴滴出行”不同，想在高峰时期完成单车的调动只能依靠大量的人力搬运，而“滴滴出行”只需要平台或者乘客给出一定激励，车主就会自行完成调度。在这个问题上，汽车是活的，单车是死的。
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共享单车行业就业研究报告》，截至2017年7月，国内的共享单车累计投放量约为1600万辆，带动10万人就业。
杭州摩拜公司贴出的一份兼职人员的招聘信息显示，“线下运维人员的职责包括：在杭州城区内收集散落在小区内的摩拜单车，回收到指定的停车区域，找寻摩拜单车未骑行车辆以及故障车辆。”类似的职位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需求，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线下运维人员，还有三轮车骑手和像王正一样的货车司机。
梁龙会把车辆调度方案布置给运营，运营再层层布置下去，但实际上，真正能决定一个地区单车调度的是王正口中的“领导”们。他们根据肉眼判断在某一片区内单车的积压情况，并告诉他“手下”的人要怎么调度，来自梁龙设计的调度方案不会被执行，取而代之的是依赖大量的人力完成的原始行为。
王正换了新的厢式货车，首付10万，车后面的货箱和之前相比大了不少，能装40多辆ofo单车。“领导”有的时候路过，冲着王正喊，“怎么一车就装这么几个？”。
装满共享单车的厢式货车是单车调度的主要方式。图片来源：张笑晨 摄
稀罕物
李项的工作是整理乱堆放的单车，从地铁站涌来的单车像是万箭扎进城市的街道。在上地三街，共享单车已经占满了小半个马路，停放在路边的汽车像是夹心饼，被停在马路上和人行道上的共享单车夹在中间。李项在上地三街驻守，把停在马路上、没停整齐的车列成队伍，这是个考验耐性的工作。
李项今年23岁，脸有点圆，皮肤黝黑，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他挺健谈，一说话就停不下来。没来北京之前，李项就在老家山西晋城听过共享单车这个东西，那个时候他觉得共享单车是个稀罕物，从未见过，直到他来北京。他没想到自己会从事跟共享单车相关的工作，也不知道摩拜公司总部在哪，他还以为在上海。
李项之前在西安念了一年大学，那一年他也不上课，天天在外面晃。第二年学校告诉他说别来了，回家他跟父母坦白，说学校不让他念了。辍学后，他在老家的矿上做工，他说自己之前是“正规军”，有五险一金，一个月2000多元。工作内容也不复杂，就是调度一下车辆，他们要把煤炭运出厂子，这工作和他现在做的有点相似。
站在街口，李项需要把人们丢下的自行车整理排列整齐。行色匆匆的行人往往锁了车子就跑，车辆横七竖八地插在道路上，这样停放的单车最容易被城管收走。
李项之前在北京西北旺屯佃村驻守，他嫌太累了，跟领导沟通后他换到上地，谁知道需要整理的车比之前还多。早上7点半，他就要在上地三街的一个路口站着，有的时候有三轮车过来运车，他也会搭把手，帮忙把自行车推到三轮边上。“都是出来干活的，都不容易，能搭把手就搭把手”，李项说，“指不定以后我也有需要别人帮忙的地方。”
李项来到北京是几个月前的事。他觉得在家实在没前途，“一个月挣个两千多块钱没啥意思”。大学读了一年传媒，他想看看来北京能不能找个相关的工作，老家太小了干不起来。
来北京之后，他发现情况和自己想得不一样，北京人才太多了，自己达不到专业细分水准。他总得先活下来，在北京西边八大处的村子里租了个房子，一个月租金800元。他在兼职平台上看到了摩拜的招聘，和这个工作一起在招人的大多是外卖骑手、地面推广的工作。
站到晚上8点多，李项一天的工作才结束，收入150元。
章程和李项被安排在同一个路口，没事情的时候他靠在共享单车上玩狼人杀，他说自己狼人杀玩得很厉害，一个人能怼死所有人，朋友都输怕了，不爱跟他玩了。章程是河北人，穿着大花裤子，头发长了些，露出好几天没洗的油腻感。
这天和章程、李项合作的三轮车骑手是河南人刘亮。在上地、西二旗一带运送ofo单车的都是厢式货车，而摩拜单车都靠三轮车运送。
刘亮快40了，刚来北京两个月，之前在汕头玩具厂里打工，一个月3000多元，不管吃住。来了北京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挣的钱没什么变化，但是公司管他们吃住，他也不花什么钱，都寄给在老家的两个孩子和老婆。
有时候，刘亮胳膊会因为不断搬运单车而疼痛难忍，他会贴一张止痛膏了事。赶上雾霾天，李项也不怎么戴口罩，用车的都是年轻人，大多戴着口罩穿行在街道上，穿着黄马甲的“领导”们也戴上了口罩。问他怎么不戴，李项笑笑没有说话。
只有“领导们”才能穿上带有ofo标识的马甲。图片来源：张笑晨 摄
“坟场”
对于王正来说，早上的工作是一场拉锯战：他必须比城管的车先到积压点。他要在城管到来之前，把没有停在固定点位的共享单车运走。
今年9月，北京市运输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在北京交通广播透露，北京已有15家共享自行车企业，投放运营车辆达235万辆，其中8成单车集中在城区。
10月中旬开始，上地、西二旗实施了严格的共享单车限制措施，街道在上地、西二旗的人行道上画了停车点。如果乱停乱放，城管会开车绕着几个主要淤积的地段转，收走这些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
11月6日早上10点左右，上地街道城管处的韩雷带着五个人来到了上地三街。他体型有点臃肿，带着小镜片的墨镜，说话有点东北腔。“没人管那咋行啊，你看看这车都把盲道占上了”。
看到城管来了，王正显得有点紧张，加快了手上的动作。站在一旁的李项小声说，“我们一共两个人，怎么抢得过他们五个人？”
“我们也不会发生冲突，就各自搬各自的，也不会从他们手里抢过来”，韩雷说，大家都不容易。李项站在一边笑眯眯的，他念叨着摩拜有钱，“不在乎这几辆车，随便拉”。
“用人人可负担得起的价格提供智能共享单车服务，使人们更便利地完成城市内的短途出行，并帮助减少交通拥堵，减少环境污染，让我们生活的城市更美好。”摩拜把这样的文案挂在官网上，和这一描述相对的是，在中国几个大城市都出现了共享单车的“坟场”。
在杭州下城区颜家村、北京通州土桥下、南京秦淮区的一处工地、安徽一处荒废的学校，这些“坟场”都是当地政府出面收缴共享单车后形成的。
在上海，曾经在2016年以110亿元的价格被拍下的地王，现在成了上海地区的共享单车“坟场”之一，空地上生出来的杂草已经盖过密集停放的共享单车。
在上地东路，联想公司大楼的对面，有一片被蓝色建筑围挡拦住的空地，按照规划，这里将配合即将建成的京张高铁清河站和清河地铁站，设立一个景观带。
“共享单车成灾了！”，张占忍不住在朋友圈感叹。在每天上班去地铁站的路上，他都会骑着共享单车经过这块空地。直到他无意间从空地的后面往前看，他才知道里面都是共享单车，这是北京几个共享单车“坟场”之一。这块不到一亩见方的空地，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共享单车，望不到头。
和章程、李项一样，胡成也在上地三街负责整理单车，他说这几天上地、西二旗附近的单车都快被收完了，这几天收走了差不多一万辆。“两家的车那么多，就划出很少的点位，这哪够？”老胡说一旦空出一些点位，ofo就会很快占上，双方甚至会因为点位发生争执。
料想中的争夺没有出现，几方倒是一团和气。韩雷说，上地东路的那个“坟场”是他们弄的，其实也不是想让公司来赎走这些车。“我们就是想让他们来给签个保证书，以后不再乱停乱放了就把车给他们”，但自始至终没有一家公司的人来领取这些车。
上地附近的共享单车“坟场”密密麻麻地排满了单车。图片来源：张笑晨 摄
上地附近的共享单车“坟场”里的单车不计其数。图片来源：张笑晨 摄
另一面
李项没想一直干下去，他想过了年就不回北京了，在家干点什么 ，“北京物价太高了，我赚得也不多，一瓶水五块，对我和对其他人来说是不一样的。”
他租在八大处村里的房子也要拆迁了，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住，李项有点想家了。
陈方不想说自己的年龄，他总说，“人要活在明天，总说之前干啥”。从远处看，怎么都不会想到陈方也是负责整理单车的运维人员，他白净、高挑，头发打理得妥帖，穿着干净的冲锋衣，话不怎么多，不干活的时候就挂着耳机倚在车上，但近看冲锋衣领已经磨破了边。
李项之前和陈方一起工作过一天，他怎么看陈方都不像是个干活的人。来北京之前，陈方在青岛是个平面模特，胡兵是他的偶像，陈方想跟他一样，转个身杀进演艺圈，但这条路没那么好走。
来北京有一两年了，他没拿出什么戏，但日子还要过。上半年拍了几个，但是因为资金缺乏，没钱宣传发行，也就没上。“我下半年肯定有片约的”，陈方说。在他看来，自己好歹是个“十八线的小明星”。
但眼瞅着要吃不上饭了，他握紧了共享单车这根救命稻草，他告诉自己，“靠自己的手挣的钱有什么丢人的”，之前他也在超市理过货。
陈方也怕在干活的时候被朋友、尤其是圈里人认出来。陈方没想好用什么样的说辞搪塞过去，“可能会说自己路过来帮忙吧”。陈方坚信自己有一天能红，“人要是都点盼头，想都不敢想还有什么活头？”
胡成把自己的手机调成了大号字，说自己眼睛花了。胡成嗓门大，穿着板正，身上的衣服整理地很整齐，戴着个围巾，一点都不像五十多岁的人。
他说，要不怎么人和人之间差别大，“我们自己咋就想不出（共享单车）这个点子，发不了这个财”。老胡老早就下了共享单车的几个app，之前算是个小老板的他还是觉得跟不上时代了。
老胡之前在家乡山西是煤老板，手底下有几个煤窑，算是当地的“土豪”。2008年开奥运，把像他这样的私人煤矿都关了，他把家当都砸在矿上了。胡成开始不爱见人，整天喝酒、闷在家里上网打游戏，得了抑郁症。
2013年，老胡才好转了一些，两个儿子先后从大学毕业，来北京工作。他就想着来北京干点小生意，不在家呆着了，在北京没人认识他，没有那么多不自在。在北京他给饭店送点调料，也算是一笔收入。冬天生意不好，他就出来搬共享单车，一天赚150元。
今年，酷骑单车、bluegogo等多个共享单车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用户们到公司总部排着长队退押金。李项感受到了这点，他说bluegogo已经发不出线下运维人员的工资了，前几个月，只能每个月给一个人轮着发工资，发到最后也就没下文了，还是有不少人没拿到工资。
西二旗地铁站依旧繁忙，在重点管控的A口直行两百米的桥上，整齐地列着近百辆共享单车，本就不宽的马路被挤得只能单向通行，如果两个方向都有人通过，众人都要侧身小心翼翼。再往前走，大量的共享单车在西二旗B口附近列齐。
强制的单车管理并没有减少北京的共享单车总量，梁龙说，ofo和摩拜还在偷着投放单车，也许当资本不再烧钱，野蛮竞争过去，他们说的那种“美好城市生活”才会到来。
从西二旗A口往外走几百米共享单车占了大半通道。图片来源：张笑晨 摄
（文中出现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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