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严惩曾轶可” 得看事实而不是舆论声浪

对曾轶可的舆论谴责，无论来自于官方还是大众，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维护执法者权威。这当然没有错，可构成执法者权威的关键部分，恰恰是依法行止，是必要的克制，而不是随意的滥权。

文丨令狐卿

艺人曾轶可近日在首都机场入境过程中，于自助通道机器识别和人工复检发生问题，和当班民警发生不愉快，后被引导至问询室接受身份复核，并因冒犯言行受到带班警员的批评教育，后予以放行。本来这事就此完结，但随着双方借助社交媒体各执一词，风波愈演愈烈。

曾轶可因为过关羁绊积蓄了愤怒，她将遭遇披露在微博上。这个当事人陈述有明显的用词不当，比如将执法警员说成是“工作人员”，把人工复核描述为“随意拘留”。这是最早描述风波缘起的文字，当时舆论还没爆发，所以保存了她愤怒的“原因”，并非空穴来风。

粉丝在看到偶像受委屈后，再去首都机场微博下发泄怒火，导致舆论扩大化。6月19日，北京边检发布通报，从执法者角度解释了前因后果。根据这份通告，曾轶可在自助通道因为戴着帽子，被要求脱帽查验，受阻之下爆出粗口，随后人工干预，事件有所升级。

迄今为止，风波所涉及的当事人和执法单位都已发声，整件事在事实层面基本上可以宣告结束。但问题是，风波还在蔓延。边检通告不仅令强力机关官微“同仇敌忾”，一致转发谴责，还将曾轶可钉牢在风波中心，接受舆论审判，见证民意反噬曾轶可的全过程。

换句话说，曾轶可在首都机场自助入境通道对执法人员的冒犯，在当时、现场的情况下，有着完善的处置程序，而且已经划上句号。自从曾轶可过关，这件事在执法意义上已经终止。所以，在这种情形下，舆论中要求严惩曾轶可当时言行的呼声，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当然，还有很多人更在意的是她的微博行为。曾轶可将执法民警的名牌拍下来，放在微博上公开，考虑到她与普通执法者在舆论影响力上的不对等地位，这种行为欠考虑，非常不妥当。但网友以出入境管理法、治安处罚法等“判定”曾轶可要为此受拘留，恐怕也是过激的言辞，在不妨碍执法的情况下，公民有拍摄执法过程的权利。

在北京边检的通告中，也提到曾轶可拍摄执法警员的名牌这个举动，认为“对民警身心造成严重影响的侵权行为”，并说“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力”。这种表述出现在公权机关的通告中，让人浮想联翩。

曾轶可发的微博图片未打码

北京边检乃至于其他权力机关在转发这件事时，都强调要维护国门法律，这固然没错，都是正确的立场，但底线在于以事实为准绳、以法律为依据。事实的归事实，舆论的归舆论，假如要根据现在的舆论声势再去查办曾轶可，即使获得掌声，可能也有违法律的克制。

至于曾轶可，无论是舆论影响力多大，仍然是不掌握公权的个人——她和所有那些呼吁严惩她的人一样，在一旦开动起来的公权机器前都是渺小的。不知那些憎恨曾轶可的人有没有想过，如果要召唤不必要的强力惩戒，从逻辑上讲，其他人适当、合法的质疑权也可能会被“碾压”。

所以，整件事与曾轶可是不是明星、是不是过气网红、歌唱得好不好、性别样貌没有丝毫关系，这件事的核心是怎么看待这个原则——过罚相当。曾轶可的现场言行已经受到批评教育，她的网络行为不当也可以舆论批评，但如果因为舆论放大，就要求“严惩曾轶可”，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无论是曾轶可受阻状态下羞恼爆粗口，还是人工核验时拍摄执法人员胸牌（而不是面部容貌），她的言行中有冒犯之处，也夹杂着监督的意味。对于冒犯的举止，已经有当场训诫教育，而对她的监督冲动，即使不那么准确、精当，仍然在执法者理应宽容以对的范围。

相较于曾轶可的舆论影响力，执法者拥有的权力才真正有杀伤力，所以更要慎重、克制地使用。尤其在面对舆论一边倒的状况下，更要坚守执法底线，谨慎动用强权——特别要警惕那种“民意可用”的思维，避免借舆论祭出重手，这些都是执法者冷静、理性的体现。

对曾轶可的舆论谴责，无论来自于官方还是大众，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维护执法者权威。这当然没有错，可构成执法者权威的关键部分，恰恰是依法行止，是必要的克制，而不是随意的滥权。

经过这次风波，曾轶可作为公众人物的形象必定饱受抨击，这对严重依赖公共声誉存活的艺人来说，是非常大的损失。从某种程度上，这是比公权严惩她更厉害的大杀器。这件事最终也会证实，和执法权力相比，社会影响的那种权力不堪一击，更不好相提并论。

总之，曾轶可的边检风波不该只被刻板描述为一个明星撒野的事例，其实包含着执法者面对鲁莽监督或顶撞时如何保证权威、如何拿捏公权轻重、怎样尊重个人权利边界等问题。北京边检宣示了可进可退的立场，舆论就不要再上纲上线、煽动毫无必要的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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