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停村民办升学酒行拘反抗者：滥权之害远超陋俗
可见，移风易俗，对于基层政府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考验不在于如何取缔遍地开花、屡禁不止的酒席，而在于他们是否真的能够尊重社会自治、遏制时不时的权力冲动，能真正地“尊重民意、顺应民意”。
文丨徐 媛
近日，在贵州六盘水毛稗田村，有人举报村民何某违反政府规定给女儿办升学酒，收取亲友礼金，村镇干部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劝阻。何某的儿子阻止村镇干部进入家中，期间发生推搡行为。村镇干部报警后，警方以涉嫌阻碍执行公务对其行政拘留3日。经村镇干部批评教育，何某承认错误并主动退还了当天所收礼金4000多元。
此事引发网友热议。一种普遍的观感是：办升学酒是民间的惯例，是村民自发的庆祝仪式，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乐呵乐呵，给孩子送上祝福，有何不可？性质能恶劣到哪里去？村镇干部何必大煞风景，引人不快，对别人家的家事指手画脚？
可是，当地村镇干部还真有干预的理由。作为移风易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政府颁布了相关政策，其中规定，全镇城镇居民和农村村民除婚嫁酒、丧葬酒可以举办外，其他如搬家酒、升学酒、满月酒、祝寿酒、递头酒等以及假借婚丧嫁娶借机敛财的酒席，均视为违规酒席，一律严禁操办。
或许，此政策的初衷是好的，希望能帮当地居民减轻负担，让他们免受繁重人情的困扰。但是，看到视频里村镇干部强行取缔酒宴、严肃认真地挨个退还“人情”，总感觉有些魔幻和滑稽。况且，退还人情的额度，平均在100元左右，所有的礼金加起来4000多元，这个数字能给当地村民造成多大的负担，是不是值得大伙为劝阻行为“拍手称快”，让人存疑。
再退一步说，就算这位村民平日频繁办酒，“人情债”让亲友们颇有微词，村干部上门温和劝说便是，有什么权力取缔人家的酒宴、强行退还礼金呢？该村民不是国家公务人员，不受党纪党规和“八项规定”精神的约束，只要法律上没有规定说“个人不准办升学宴”，他就有办与不办的自由。正所谓“法无禁止即自由”，公权力再怎么看不惯，也只能止步于“言者谆谆”，否则，就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和伤害，是不依法行政、任意越权的乱作为。
显然，无论是涉事的村干部，还是当地基层政府，都没有明了这一常识，没有掌握好公与私的界限。所以，无论是现场强行取缔酒宴的举动，还是最初政策上的“一刀切”，都显得蛮横粗暴，让人不适。因为一开始从规定上就站不住脚，以“妨碍公务罪”将何某儿子行拘三日，就更让人觉得荒诞和无厘头。而这种过于刚性的办事方式，不但不利于引导风尚、凝聚共识，还容易激化矛盾，制造官民对立，结果只能是得不偿失。
然而，虽然道理浅显明白，相关的粗暴执法也屡被人诟病，但依然无法阻挡此类事件的再三发生。2016年，同样是在贵州，毕节织金县某村民自办酒席，遭到了50名工作人员的上门制止，遭到在场村民的反感，双方互殴。后来部分村民被派出所批评教育，礼金被劝导退还。同年，贵州凤冈发文禁止“复婚再婚”民众办酒席，引发不满，当地官方回应说，此举是“倾听民心，顺应民意”，言外之意是——他们没有过错。
不可否认，近年来各地存在一些“人情负担过重”的现象，让人吐槽崩溃，革除陈规陋习，某种程度上，也是部分民心之所向。因而“移风易俗”成了很多基层政府的重要职责所在。但这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工作，不是单靠工作人员一厢情愿的“雷厉风行”，就能取得圆满的效果。这里面，不仅因为有法律的红线不能践踏，也因为“风俗”本身的特殊性。
“办酒”这类风俗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仪式或聚会，它还是当地人一种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模式，一种表达情感、见证人生、进行人情往来的重要方式，更是人某种内心信念的外化表现。外界的强力介入，不但不能令其“快速泯灭”，反而会让人感觉备受冒犯，滋生对抗。所以古人云“风俗与化移易，其积渐然也”，即风俗都是随着教化慢慢改变，只有人们的观念、精神、意识变了，“移易”方才成为可能。
因此，作为民间自发的活动和信仰，风俗的形成和改变，从来就是属于社会自治的领域，公权力不宜介入过深，更不能强制取缔和处罚。比起一刀切的令行禁止，政府需要下的是“慢火细调”的教化功夫：通过各种渠道，对村民进行宣传动员，松动传统的土壤，让新的观念渗入人心；同时，引导村民展开自治，让村民自己来制定“村规民约”，明确办酒的范畴、条件和相关处罚，经过全体村民同意后，由村民选举出来的组织监督执行。这样一来，即使部分村民心理上不习惯，但因为前期的程序尽可能地凝聚了共识，也会愿意配合。
但遗憾的是，很多地方的移风易俗活动，都是由地方政府强力推动，从决策、发文到执行，没有征求过大众的意见。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层层加码的形式主义和部分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懒政行为，一些政策和执法行为越来越荒腔走板，引发重重怨怼。
或许短期来看，执法效果显著，办酒数量直线下降；但长期来看，因为得不到民间的配合，难以形成自发的、有效的、有生命力的治理机制，等到政策一放松，陋习依然如故，说不定比之前更甚。当地政府这场声势浩大的移风易俗活动没有结出长效之果，徒增了对法治的持久伤害。
可见，移风易俗，对于基层政府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考验不在于如何取缔遍地开花、屡禁不止的酒席，而在于他们是否真的能够尊重社会自治、遏制时不时的权力冲动，能真正地“尊重民意、顺应民意”，能够真的理解“移风易俗”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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