踹门的农村邻居为何能对大衣哥“坦然作恶”
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金钱化倾向，缺乏情感共识和价值共识的村社共同体，都是大衣哥被骚扰的社会文化背景。
文 | 徐 媛
这两天，大衣哥在网络上的热度不减。起因是，他的家门被同村村民一脚踹开，大衣哥被“请”了出来，与众人合影。那一脸无奈的笑容，让人心酸，迅速点燃了网友的愤怒。大衣哥和村民数十年的纠葛再次被广泛传播。
网络传播的故事版本大同小异。自打大衣哥因为唱歌一夜成名，村民们开始了对他的各种压榨和利用：借钱不还；好心修路，却嫌修的路不够长；短视频兴起后，争先恐后地拍摄大衣哥赚钱，为了赚取眼球，有人砸玻璃、翻墙头，扔旧轮胎。十年间，大衣哥不堪其扰，家中的小院，没有一天是清静的。
在这些故事中，大衣哥始终仁慈隐忍，宽大为怀。而周遭的村民却不知感恩，得寸进尺。人性之善恶对比强烈。大衣哥越是退让，网友就越替他打抱不平，苦劝大衣哥赶紧离开。
而大衣哥说他热爱家乡，不愿离开，立誓自己永远都不会飘，“以前是朱之文，几十年以后还是今天的朱之文，朱之文是永远不会变的。”
声称不会变的大衣哥，让很多网友费解。其他人赚钱成名之后，早就离开了，稍有本事的人，也纷纷逃离了农村，大衣哥为何一边要忍受村民的骚扰，一边为村民做好事呢？
或者说，为什么这样一个有声望有经济实力的人，就是不能在农村和村民实现正向的互动，承担起过去所谓的那种“乡贤”角色呢？
“乡贤”在《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乡里中德行高尚的人。对于今天很多人来说，这只是一个遥远的历史名词。但在古代以至近代史，这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中国古代有“皇权不下县”传统，县域以下的社会治理基本不受皇权的直接掌控，由乡民自治。乡贤在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近代以来，乡贤文化虽然已经中断，但“乡贤”一词并没有完全地退出大众视野。这几年，因为乡村社会日益空心化、道德秩序坍塌，基层组织难以应对复杂的乡村现状，国家和地方鼓励一些有资财、有知识、有情怀的、与乡村有内在关联的“新乡贤”，回归乡里，为农村建设出力。
然而，理想归理想，现实是现实。所谓人往高处走，城市的收入水平和福利保障远高于乡村，大部分乡村精英人才流失在外，稍有能力者，都会在选择城里安家落户。有多少人愿意逆流而行？
有条件的地方，吸引了一批退休的政府官员、文人学者、返乡的企业家、海外华人华侨等，参与乡村建设。这些人带来了资金、技术、人脉和政治上的影响力，用私人资源弥补集体资源的不足，极大地改善了乡村的硬件设施和公共环境。但当他们再想往前走一步，想要以自身的影响力来重整乡村秩序，重塑乡村集体的道德观念时，就会面临大衣哥这样的困境。
不管大衣哥有没有被认定为“新乡贤”，事实上，他已经在充当新乡贤的作用。自成名以来，他陆续为村里修路，建幼儿园、健身中心，还解决了村里用电和灌溉的问题。疫情期间也积极捐款捐物。尽管媒体屡屡报道村民们不领情，但村委书记说，村里人99%的人都拥护大衣哥。
相信大衣哥被村民骚扰是真的，村民拥护大衣哥也是真的，关键是比例问题。大衣哥被欺负的处境让人气愤、同情，但也让困惑：像一个这样做了很多好事、在村里拥有一定声望的人，为何还是不能免于被骚扰？就算法律无法面面俱到，那群体内部的道德约束呢？那些骚扰他的人，难道不会被其他人指责、看不起吗？
可能归根到底，还是价值观念方面的缺位。在群体中，如果尊重隐私、尊重私人财产、明确个人界限，这样的观念没有被确立起来，成为一种价值共识，进而形成一定群体规则，那么个体的行为就很难受到约束，反而会造成群体传染。
可能一开始其他人也看不惯那些只想不劳而获的骚扰者，但看到他们反而因此获利，难免会眼红，群起效仿。当效仿的人越多，个体的自我意识越模糊，道德责任感就越低。这是任何不受约束的群体行动，都难以避免的结果——它已经超出了简单的人性善恶论可以解释的范围。
但要重建群体内部的价值共识和道德规则，谈何容易。可以说，今日的新乡贤们面临着比古代乡贤更棘手的考验。古代乡贤的威望和影响力，不仅来自他们经济上的实力或者个人的魅力，或为地方做了多少实事，更在于他们背后的那套传统价值系统。
如今，乡贤文化中断太久，传统的道德力量已经式微，新的精神资源又不足以填补乡村文化的真空。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金钱化倾向，缺乏情感共识和价值共识的村社共同体，都是大衣哥被骚扰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这个意义上说，大衣哥的遭遇是有很强典型性的，那是乡村普遍存在、需要正视的一种复杂现实，简单归咎于人性本恶或者开地图炮，还是失之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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