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精准有效问责产生怎样的效果？

清廉蓉城

问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要做到精准有效问责，不妨从执行与目标、经验与教训、历史与现实等多角度认识。近日，2019年第10期《中国纪检监察》杂志“知行话题”栏目，邀请了学者与实践者共同探讨。一起来看↓↓↓

管理哲学

精准有效问责应理清哪些逻辑？

宋伟（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管理学博士后）

早在中国古代治国理念中就体现了精准有效的管理哲学，《清史稿·朱嶟传》中写道：“惟各省情形不一，因地制宜，随时变通”，因地制宜反映的正是政策的针对性和应变性。

精准有效是行政管理的核心理念，从管理哲学的角度来看，精准是管理的原则，有效是管理的目标。行政管理讲求的就是在服从组织目标的条件下，实现行政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行政效率。在这一过程中，精准有效则成为检验行政管理成效的重要标准。举例来说，十八大以来的精准扶贫工作就充分运用了精准有效理念，大大提升了脱贫效率。由于要求精准识别贫困人口，使得很多地区都很大程度上杜绝了之前曾出现的扶贫资金给错人、扶贫政策配错位等现象。因此，精准有效是任何行政管理工作都应当遵循的规律。

精准有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需要很多管理要素才能实现。从逻辑关系来看，精准是有效的前提，有效是精准的结果。精准有效的首要条件是有标准可依，这既包括定量标准，也包括定性标准，有了标准才可以发现偏差，才可以对照检验。其次是要有具备专业素养的管理人才，能够掌握精准识别和发现偏差的能力。再次是要有纠正偏差的机制和制度，在发现问题之后能够有相应的依据和措施进行调整，使之回归到精准的轨道上来。一般来说，只要具备了这几个核心管理要素，管理活动就会精准有效。

对于问责工作来说，精准有效不仅是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根本前提，也是督促责任落实的关键保障。党内法规体系规定了党员干部需要履行的职责，明确提出了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内涵，《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规定了问责的情形和方式。这些制度规定就是问责的对照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因完成局部任务而忘记目标是执行中常犯的错误。问责不是最终目的，督促责任落实才是终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把精准有效作为核心理念根植到问责工作过程中。

古今教训

问责偏颇导致什么结果？

牛冠恒（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哲学博士）

问责是一门学问，需要不偏不倚，既不能问责不力，那样就等于放纵，也不能问责泛滥，那样就过犹不及。

明万历元年，张居正为整顿吏治，推行“考成法”，其主要做法是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将拟办之事按地域远近、时间缓急登记造册，限期完成，如到期未能完成，要对相关官员进行问责。随着考成法的推行，官府办事效率提高，张居正主张的其他各项改革措施也得以实施。但考成法也因问责刻板和泛滥，产生一种弊端，使一些官吏为了完成任务而加重百姓的负担。如当时有一条规定：地方官征赋税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山东有个县令，赋税收到了八成八，依然没有躲过问责，被撤职处理。张居正也看到了这种弊端：“近来因行考成之法，有司官惧于降罚，遂不分缓急，一概严刑追并，其甚者，又以资贪吏之囊槖，以致百姓嗷嗷，愁叹盈闾，咸谓朝廷催科太急，不得安生。”万历十年，随着张居正的病逝，考成法也被废止。

问责既不能太任性，也不能不给力。南朝梁襄阳人鱼弘，生活极度奢侈，贪得无厌，克剥百姓，公然宣称他做太守要力求“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麞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就这么一位恬不知耻、公开搜刮民脂民膏的“四尽”太守，竟然在当时没被问责处理，还连续出任五个地方的太守，最后卒于任上。《梁书》记载，当时“朝经混乱，赏罚无章”，其王朝的短命也是必然的。

历史经验表明：问责不力与问责泛滥，都达不到督促责任落实、激发官员担当的目的。古代封建制度下那种畸轻畸重的问责再难发生，但问责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值得警醒。就拿扶贫工作来说，有些地方机械执行脱贫目标规定，动辄对扶贫干部问责，有人因未及时接听脱贫攻坚巡查组电话，被问责处分；有人扶贫手册中写错两个标点符号，就被全县通报，等等。这样的问责不仅难以唤醒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还会挫伤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当前提出精准有效问责，正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理念和法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