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走向强大之谜丨2020
本期提要
公元320年,赵王石勒下令“清定五品”,不久“复续定九品”,率先在少数民族政权中恢复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之法,正式承认了汉族士族的选举和免役特权。作为内迁边疆民族较早建立的政权之一,后赵在石勒统治期间,顺应历史潮流,主动融入华夏历史文明,全面采用汉晋制度和文化,为后来的少数民族政权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有效示范,积极推动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
公元320年,也就是羯人在中原建立后赵政权翌年,赵王石勒下令“清定五品”,不久“复续定九品”,率先在少数民族政权中恢复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之法,正式承认了汉族士族的选举和免役特权。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异常激烈的十六国早期,石勒的这一举措,对于推动边疆民族的华夏化进程,促进边疆民族与中原汉族统治者间的深度融合,具有不可忽视的示范作用。
石勒的成长壮大之路,是颇为艰辛的。十六国时期的其他胡族君主,大都是凭借自己部落酋豪的身份,依靠本部族的力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石勒出身寒微,没有强大的部族力量可资依恃。石勒之所以能在短短十数年间,由奴隶而自树旗帜,并最终称帝北方,除了个人杰出的军事政治才能,还有两个因素,颇为重要。
一是注意吸收各族优秀人才,纳为己用。最显著的例子是永嘉二年(公元308年),石勒攻陷冀州郡县坞壁百余处,得众十余万,集结“衣冠人物”为“君子营”。由此形成了以张宾(晋中山太守张瑶之子)为谋主,以刁膺、张敬、夔安、孔苌、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逮明、吴豫等人为骨干的统治集团。这一统治集团,既有羯人,也有其他胡族人,还有汉族人,实际上是个多民族联合体。
二是认同华夏历史传统,积极效法汉晋制度。这种文化心态和制度取向,所起的作用更为关键,影响也更为深远。
石勒在襄国树立旗帜时,并没有从羯族的历史传统中寻找政权标识,而是因其统治中心本为春秋战国时期赵国故地,故而以“赵”为国号。国号是政权文化属性的象征,很显然,石勒及羯族统治者在文化心态上是认同华夏历史传统的。他们自认为后赵是不折不扣的中原政权或华夏政权。所以当消灭前赵刘曜,占据北方大部分地区之后,后赵拟定自己政权的德运,即“以赵承金为水德”。承金,就是承晋。也就是说,石勒认为上接周秦汉晋的合法政权是后赵,而非偏安南方的东晋。这完全是以华夏正统自居。
同时,石勒与羯族统治者很重视学习中原文化。石勒虽不识字,却经常命儒生读史书给他听,旨在汲取古代帝王的治国经验。为提高羯族素质,石勒先是设立太学,专门拣选人才来培养将佐子弟。后来又设立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余小学,教育羯族王公大臣子弟。为宣传和普及儒家思想,石勒还亲临大小学,考查学生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这些措施,进一步深化了羯族人民对华夏文化的认同。
与文化认同相一致,后赵的政治制度基本采用汉晋旧制。在官僚机构方面,不论中枢组织,还是军事、地方组织,均沿袭魏晋官制。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和察举、荐举之法。在经济制度上,效法西晋,推行户调制,“户赀二匹,租二斛”。在统治模式上,后赵虽然实行胡汉分治,专门设立单于庭来统领部落民族事务,以确保统治民族的优势地位。但石勒称皇帝后,“单于庭”是其下设机构,受皇帝的完全支配。皇帝作为国家统治者,享有绝对权力。这其实是秦汉以来的华夏传统。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具体的政治措施上,石勒准确领会了儒家施政的基本精神,比较重视人民疾苦,也能克制个人奢欲。立国之初,为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石勒“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在消灭北方割据势力段匹磾后,立即遣散流民三万余户,复其本业,并设置地方官予以安抚。这些措施对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再有就是石勒在执政期间,较为注意节俭用度。他晚年想在邺城营建新宫,大臣上书切谏,石勒尽管心里很不舒服,但还是下令停建,并感叹道:“为人君不得自专如是!”及至临死,他还留下遗诏,要求葬礼从俭。
正是因为石勒认同华夏历史传统,并且主动效法,身体力行,后赵才能消灭众多割据政权,实现西晋灭亡后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统一。而这种成功反过来又证实了华夏历史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它表明在十六国时期,内迁边疆民族的华夏化是历史的大趋势。
作为内迁边疆民族较早建立的政权之一,后赵在石勒统治期间,顺应历史潮流,主动融入华夏历史文明,全面采用汉晋制度和文化,为后来的少数民族政权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有效示范,积极推动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这一历史贡献,是很值得我们肯定的。
(本栏目总撰稿为卜宪群,本期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连雯)
大事记
公元320年
晋太兴三年,前赵光初三年,前凉张茂建兴八年,后赵二年。
前赵刘曜立太学,选千五百人为子弟,择儒臣以教之。
后赵石勒定选举制。石勒使张宾定选举五品制,后又改为九品制。命公卿及州郡岁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各一人。石勒立国,粗有纲纪。
公元322年
晋永昌元年,前赵光初五年,前凉建兴十年,后赵四年。
王敦举兵反,进据石头城。晋大将军王敦以除君侧之恶为名,在武昌(今湖北鄂城)举兵,反叛朝廷,沈充在吴兴(今浙江西部湖州一带)起兵响应。晋元帝大怒,亲率六军攻王敦。元帝以王导为讨王敦前锋大都督,遣王廙往谕王敦收兵。敦不从并留廙,进军石头城(今江苏南京,为建康之卫城)。时守将周札见敦兵至,开城门迎之。王敦又败刁协、刘隗。王敦拥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元帝令公卿百官诣石头见敦,以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江州牧,封武昌公,敦并让不受。四月,王敦还武昌。
公元324年
晋太宁二年,前赵光初七年,前凉张骏建兴十二年,后赵六年。
王敦再反朝廷,晋明帝讨平之。
后赵核定户籍。后赵以霍浩为劝课大夫,巡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好者,赐爵五大夫。
公元329年
晋咸和四年,前赵光初十二年,前凉建兴十七年,后赵太和二年。
氐、羌归降后赵。氐王蒲洪、羌酋姚弋仲归降后赵,石虎迁氐、羌十五万落于司(今河南洛阳西、山西西南、陕西东南等地)、冀(今河北中部一带)二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