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中国核司令”程开甲，以“两弹”精神建功新时代

17日上午，“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程开甲辞世，享年101岁。他曾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诺贝尔奖得主M.玻恩的学生

程开甲，祖籍徽州，1918年8月3日生于江苏吴江。

1931年，程开甲考入浙江嘉兴秀州中学，1937年，程开甲高中毕业，同时被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录取。

当时，束星北与王淦昌是浙大物理系的两大名师，两人都是30岁出头，都曾在国外留洋，都怀着献身科学的信念和热情。

他们在物理系开设讲座，轮流就物理学前沿问题作学术报告，这种学术报告非常自由，全系师生都可以随时参加讨论，私交甚笃的两人，经常为了科学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让听众们耳目一新，也让青年程开甲真切地体会到科学的精神和真谛。

1941年，程开甲毕业后留在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助教，开始钻研相对论和基本粒子。24岁的他撰写的论文《对自由粒子的狄拉克方程推导》，被狄拉克本人推荐发表于《剑桥哲学杂志》。

1944年10月，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访问浙大，对程开甲青眼有加。在李约瑟的推荐下，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来到爱丁堡大学留学，成为诺贝尔奖得主M.玻恩的学生。

在爱丁堡求学期间，程开甲从粒子研究领域转向超导理论研究。1948年，程开甲与导师玻恩共同提出了被称为“程-玻恩”“ 超导电性双带模型”的超导理论。

1948年秋，程开甲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受聘为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

1950年8月，程开甲婉拒导师玻恩的挽留，放弃英国皇家化工研究所研究员的优厚待遇和研究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中国，开启了报效祖国的人生之旅。

中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无数中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追寻着心中的使命感，为了这一声让中国人在世界上挺起脊梁的东方巨响，呕心沥血，埋头苦干。

他们有的远渡重洋，放弃优厚的条件回国支援建设；有的告别安稳的生活，扎根戈壁，隐姓埋名……

随着年岁增长，他们渐次与我们告别，留下一个个令人崇敬的时代背影。今天，就让我们重返当年，一起重温那段荡气回肠的国家记忆，感受他们为祖国富强而献身的崇高精神……

1959年，中苏交恶，“596计划”成为中央在国防科技领域压倒一切的战略决策。

1960年盛夏的一天。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突然把程开甲叫到办公室，神秘地说：“开甲同志，北京有一项重要工作要借调你，你回家做些准备，明天就去报到”，然后递给他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

“北京花园路3号”。

既不知道这是什么单位，也不知道要他去干什么，但程开甲估计，郭校长也不知道。所以，他连问都没问，第二天便启程赶往北京。

到了才知道，那个神秘的单位就是二机部新成立的“九所”——核武器研究所。就这样，程开甲加入了中国核武器研制队伍。

选调程开甲参与原子弹研制，是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点的将。

程开甲来到研究所时，原子弹研制正处于起步阶段，所长：李觉，行政副所长：吴际霖、郭英会，技术副所长：朱光亚、郭永怀。

程开甲到来后不久，王淦昌从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回国，彭桓武也从中科院理论物理所调入九所，5人分工负责，都被任命为技术副所长，朱光亚是技术总负责。

按照分工，程开甲负责材料状态方程和爆轰物理研究。他采用合理的TFD模型（托马斯-费米-狄拉克模型）估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提供了依据。

1962年上半年，原子弹研制工作曙光初现。二机部正式向中共中央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

一代伟人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为加快核武器研制进程，钱三强等决定，兵分两路：原班人马继续原子弹研制；另外组织队伍，进行核试验准备。经钱三强推荐，1962年夏，程开甲成为中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

从此，程开甲既是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后任所长），同时又兼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所改为研究院后，他继续兼任副院长），直到1977年，程开甲被任命为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才免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职务。

程开甲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谈到当初开拓核试验这一全新领域时的复杂与艰难：

“核试验是一个大型的、广泛的、多学科交叉的系统工程。理论和实践必须有机配合，理论研究必须给出各个细节的必然因果关系，而实践则要求每个细节都得到具体验证……同时，在试验工程迅速进展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地答复和处理一个接一个的工程技术问题。诸如：为什么测试工号需要屏蔽?屏蔽需要多厚?对爆心的地形、安放测点和测点地形有何要求?测试工号承受多少压力?放在哪里合适?等等。”

他亲自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百米高铁塔爆炸方案，确定了核爆炸可靠控制和联合测定爆炸威力的方法。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700多台（套）仪器全部拿到测试数据，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而美国、英国、苏联第一次核试验只拿到很少一部分数据，法国第一次核试验则没有拿到任何数据。

周恩来总理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中特别指出：在进行核爆炸试验的时候，自动控制系统在十几秒的时间内，启动了上千台仪器，分秒不差地完成了爆炸。这证明我们自己制造的各种仪器、设备,都是高质量的、高水平的,是过得硬的。

此后，程开甲在核试验任务中又不断取得新突破。

1966年12月，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成功，他提出的加固方案减少放射性尘土卷入，效果很好。

1967年6月，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成功，他提出改变投弹飞机的飞行方向，保证了投弹飞机的安全。

1969年9月，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成功，他设计的回填堵塞方案，实现了“自封”，确保了试验工程安全。

1978年10月，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成功，他研究设计的试验方案获得成功。

罗布泊20年

古往今来，无数探险者深入其中，生还者却寥寥无几。这片荒漠也因此有了一个名字——“死亡之海”。罗布泊荒无人烟，连动物都不愿靠近。

罗布泊核试验基地

从1963第一次踏入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到回北京定居，程开甲在茫茫戈壁工作生活了20多年。 20多年中，作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他成功地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竖井试验等在内的多种试验方式的30多次核试验。

每次核试验任务，他都会亲自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技术工作，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

一次地下核试验爆炸结束后，程开甲来到现场，要求进洞。

因为核试验平洞内极其恶劣的高温、高放射性和坍塌等危险，技术人员担心发生意外，极力劝阻他进去。

程开甲说：“你们听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吗？我只有到实地看了，心里才会踏实。”

最后，程开甲穿着简陋的防护服，顶着昏暗的灯光进入坑道。他一边详细地观察询问，一边嘱咐科技人员一定要把现场资料收集齐全，仔细观察记录每个现象。

程开甲说，“深入虎穴”观察到的地下核试验现象，与只听汇报的感受大不相同。每次进洞，都会有新收获，每看到一个现象，都会增加对地下核爆炸现象和破坏效应的感性认识，使他对下次试验方案有进一步考虑和新的设计。

20多年中，他带领团队，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系统阐明了大气层核爆炸和地下核爆炸过程的物理现象及其产生、发展规律，并在历次核试验中不断验证完善，成为我国核试验总体设计、安全论证、测试诊断和效应研究的重要依据。

“两弹一星”元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上世纪80年代，程开甲提出开展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之后，他一直没有停止开拓创新的脚步，开创了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新领域。

他倡导开展高功率微波研究新领域，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0年，程开甲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85年，程开甲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程开甲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4年，程开甲获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7年7月28日，建军90周年前夕，被授予“八一勋章”……

程开甲先生负责的工作，很多至今仍封存在绝密档案之中。这位早在1940年代就在《Nature》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的学界翘楚，自从投身中国核事业，就已经打定主意——从此隐姓埋名！

1999年国家隆重表彰23位“两弹一星” 功勋科学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已经从学术界消失了很多年。

如今，程开甲辞世，23位“两弹一星”元勋只有于敏、王希季、孙家栋、周光召4位老先生仍健在。

程开甲院士曾写下这样五句话：“科学技术研究，创新探索未知，坚忍不拔耕耘，勇于攀登高峰，无私奉献精神。”

程开甲先生和他们那一代科学家为中国撑起的“核盾牌”，仍将庇护着巍巍中华，迈向伟大复兴的光辉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爱国奋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

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

作为新时代云岭青年我们要

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争做新时代榜样青年

来源：中国军网微信、央视《国家记忆》、人民网、新华网、沧海观澜、第一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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