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里的法意与人生
前不久,中国诗词因才女武亦姝“火”了一把。娓娓道来的飞花令与“月”字相结合自是风雅无边,要是将古诗词跟法律相联系,又能点化出怎样的世界呢?
中国传统律法有“民刑不分、诸法一体”的特点。从某个层面来看,中国古代的法律大多是刑法,因此,诗人们与法律的相遇往往是悲剧。不过,这反而让诗词在这种相遇中升华,从而一首首佳作诞生了。
诗法之战:君王法制下的兴观群怨
战国末期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曾在《五蠹》写下“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前五个字用来形容中国古代的文人阶层的确是再恰当不过。儒士除了忠君爱国之外,有着自身关于“修齐治平”的信仰与抱负,一旦这一价值取向与君王的专制相左,儒士常常不愿屈服强权,于是“诗法之战”便爆发了。
唐宋诗人多揭发抨击官员腐败,比如白居易的《歌舞》:“秋官为主人,廷尉居上头。日中为乐饮,夜半不能休。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最后两句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杜诗写的是贫富差距,白诗的“秋官”和“廷尉”则直指司法官员。秋官本为《周礼》中官名,后世用以代指刑部的官员；廷尉是掌管刑狱审判的官员,从秦汉至北齐一直是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吏,唐代相应的官职是大理寺卿、少卿。
身为朝廷命官的秋官、廷尉这般飞扬跋扈,祸害司法的狱卒小吏也在古诗中有迹可循。晚唐著名诗人曹邺有《奉命齐州推事毕寄本府尚书》一诗,其中对基层司法恶行有着清晰的洞察:“……州民言刺史,蠹物甚于蝗。受命大执法,草草是行装……狱吏相对语,簿书堆满床。敲枷打锁声,终日在目旁……”
曹邺当时供职于吏部,其所处的时代已经晚唐气象,司法腐败为人诟病。及至宋朝,商业极度发展,文人轻商的思想得到一定抑制,于是文人笔下的诗句不少与讼事相关。比如苏轼《寄刘孝叔》中的“保甲连村团未遍,方田讼牒纷如雨”；冯时行《隐甫圣可子仪同游宝莲分韵得郭字》中的“末俗竞芒忽,讼纸霜叶落”；陆游一度发出了“庭下讼诉如堵墙,案上文书海茫茫,酒酸朒冷不得尝,椎床大叫欲发狂。故人书来索文章,岂知吏责终岁忙”的“吐槽”……
牢狱之灾:楚囚心里的豪情与忧愁
一方面,自古诗人多傲骨,另一方面,诗人太过性情、缺乏政治手腕,因而难以在庙堂丛林中立足,纵然能够立足也不易明哲保身。诗人做官后,因为直言犯谏而入狱的例子并不少见。唐朝诸多著名诗人如骆宾王、李白、王维都没少受牢狱之苦；两宋以文立国,但偏偏就是在这样的朝代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字狱——当然,即便入狱,诗人们也没有放过明志的机会,依然佳句频出。
狱中诗少不了骆宾王的《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这首《在狱咏蝉》起笔便是典故。“西陆”指的是秋天,《隋书·天文志》里有“行西陆谓之秋,行北陆谓之冬”之语。相对仗的,“南冠”指囚徒,用的是楚囚的典故,革命先烈恽代英也有诗曰“留得豪情作楚囚”。《在狱咏蝉》中,西陆和南冠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词用得如此传神,可见牢狱也没能困住骆宾王浓浓的诗兴。
与骆宾王同时期入狱的诗人还有沈佺期。沈佺期因为受贿入过狱,但他写的《同狱者叹狱中无燕》却是为另一个入狱的同僚写的,首句是“何许乘春燕,多知辨夏台。”“夏台”指的也是监狱,用的是桀囚汤于夏台的典故,用在这里分外凄凉。
如果说骆宾王的狱中诗出名,那苏轼则是“诗案”出名。北宋发生了乌台诗案,苏轼因为写诗涉及“讥刺”圣上而受控下狱,第一次品尝到凄凉无助的滋味。他写下的《狱中寄子由》之二,便有一句“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其中的忐忑不安跃然纸上,丝毫不见其《赤壁赋》中豁然坦荡的影子。
贬谪他乡:万里之行更多英雄风骨
除了入狱之外,诗人为官,也少不了被贬谪。所谓贬谪,大抵指的是官吏因过失或犯罪而被降职或流放。古人忌讳“贬谪”二字,也有用“左除”或是“左迁”指代。相比入狱,诗人身上的贬谪之事简直是家常便饭,唐宋两朝对文人相对宽容,贬谪也算是皇帝对官员较温和的“逐客令”了。
或许因为司空见惯,诗人们对贬谪也颇为放得开,再加上一路还能暂时忘记眼前的名利,苟且去看看诗和远方,作品反而可能落得豪迈。比如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其诗如惊风密雨,意蕴非常:“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柳宗元因为参加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运动而遭贬,这首诗便是他在贬谪期间写的。这首诗还被柳宗元用来送给四位友人,他们跟柳宗元一样遭贬谪,其中包括刘禹锡。
与柳宗元齐名的韩愈,因为一篇《谏迎佛骨表》,遭唐宪宗贬去潮州。他提笔便写:“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清李光地颂曰:“《佛骨表》孤映千古,而此诗配之。”
苏轼一生被贬过三次。第一次被贬至黄州,写了两首《寒食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之句质朴无华。
第二次是被贬惠州。此时的苏轼已经心如止水,比起入狱之时其胸怀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诗作中已然没有愤慨之气,如这首《惠州一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爱上惠州后,苏轼迎来了第三次贬谪,这一次的目的地是儋州,也便是到了海南岛——这已经是宋朝地理上的极致了。而在此时,苏轼更已经大彻大悟。此心光明,夫复何言?他的贬谪诗《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也更为乐观积极:“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除入狱和贬谪,更进一步的刑罚便是死刑。作诗讲究炼字,刑场之上不容多想,能屹立不倒喊出一声“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已是不易,更别说作诗了。但出名的有文天祥,这位宋室忠臣临刑前写了两首七律,气势雄浑,其中“神归嵩岳风雷变,气吐烟云草树荒。南望九原何处是?尘沙黯淡路茫茫”难以看出出自将死之人。与文天祥相对,奸相蔡京也有一首绝命词《西江月》,“八十一年往事,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之句,倒也是情真意切。值得一说的是,蔡京其实只是被贬至岭南,后死于潭州,这首《西江月》是死前不久所作。
法律锤炼着诗人,同时也给了诗人锤炼诗词的契机。我们希望法律的进化让诗人不再受苦,但同时又无法忘却诗词因苦难而散发出华光万道。
来源：2017年2月20日《法制日报》法治文化版
（编辑 唐晓芳 见习编辑范琳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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