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精神解读②│发挥政治优势提升社会治理系统化水平
作者 法制日报记者 蔡长春 李豪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最根本的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法综治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通过把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推进各治理主体分工负责、良性互动，实现优势互补、无缝协作，极大地提升了社会治理系统化水平。
近日召开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提出，政法综治战线要发挥好政治优势，在党的领导下，统筹政府、市场、社会力量，打造权责统一、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增强社会治理整体性、协调性。
联动融合集约高效治理
当今世界，社会矛盾风险跨界性、关联性、复杂性增强，“一家独打天下”已成为过去，团队精神、协作机制尤为重要。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系列政治优势，如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优势，组织职能部门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体制优势，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工作优势等，这些都是社会治理有效实施的独特条件。
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作用，形成联动融合、集约高效的社会治理格局，是提升社会治理系统化水平的关键所在。
面对跨地区的重大风险，各地更加注重区域合作，构建起互信、互助、互担的整体防控链，最大限度消除风险滋生蔓延空间；面对跨领域的突出矛盾，各地健全主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紧密协作的综合治理机制，打好“组合拳”，实现防范、化解、管控一体化。
天津市公检法司政法各部门通力合作，连续三年实现命案全破；天津综治委有关成员单位探索通过信息化手段，健全命案防控机制。天津市公安机关牵头建立了“个人极端案事件预警研判系统”，汇集各方面信息资源，通过大数据进行比对分析，自动筛查发现具有极端行为倾向人员，实行四色预警管理。2014年以来，天津全市156个街道、乡镇实现了“零命案”。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试点“综治一张网”，创新监管保证基层食品安全，探索打造全科网格员队伍，目前全区大多数镇（街道）已将食品安全基层责任网络纳入社会治理网络，市场监管协管员与综治、安监、消防、计生等部门的协管员进行了有效整合。
大数据时代，谁拥有信息资源多、组织协调能力强，谁就能在社会治理中占据优势地位。
会议提出，要主动适应时代发展变化，合理确定上级部门、基层单位职能，该由上级部门承担的任务，不简单压给基层。上级部门要发挥信息资源集中优势，强化信息研判预警、政策制定完善、应急指挥服务等职能，实现信息资源从由下向上汇聚为主向由上往下推送为主转变，更好服务基层。对突发案事件处置，要完善上下联动机制，做到哪一层级组织指挥最高效就由哪一层级指挥处置，进一步提高社会治理效能。
2017年，湖北省襄阳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建立了“社会风险预警系统”，汇聚各部门数据资源和研判处置力量，共接入公安、信访、法院等27个部门和各县（市、区）的68亿条基础数据等，形成了社会面全要素的数据镜像；相关部门和各县（市、区）也建立起相应信息平台，按照权限提取数据、共享互通。
自“社会风险预警系统”上线以来，提供了大量有效预警信息，帮助有关部门及时防范处置了大量公共安全隐患，襄阳市至今没有发生一起重特大事件，群众安全感指数达95%以上。
上海针对居（村）委会承担行政事务过多，结合街道体制改革，划清行政权力与自治权边界，精简居（村）委会协助的行政事务，科学界定条块职责，社会治理效能得到了切实提高。
政府市场社会互动互补
通过制度创新，重庆激活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末梢”。
重庆市江北区在区、街道、社区三级选聘有能力、有热情、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能人”成为综治特邀委员，为“能人”参与综治工作提供舞台，帮政府排忧，为百姓解难。
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离不开负责任、有担当的党委和政府，也需要有活力、有作为的市场和社会。
实践证明，社会组织既能把政府的政策传递到群众中去，又能有效反映群众诉求，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是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
会议提出，要结合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把那些政府不擅长的公共服务，放手交给市场主体去做，发挥好市场在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5年来，各地打破“人由自己养、事由自己包”的传统思维，将适合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事务，外包给有资质的企事业单位和中介机构，促进了政府减负增效。
江西赣州自2016年起全面推进“心防工程”建设，在基层综治中心建设“心防工作区”，设立谈心室，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引入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员入驻开展社会心理服务，做到了群众心理问题“有处询”“有人询”。
辽宁等地在推进智能安防中，采取民营资本投入为主、受益居民适量出资、政府购买服务、保险公司托底等商业运作模式，提高了安防项目运营质量和居民安全感；贵州搭建起大型货车综合服务平台“货车帮”，通过建立司机、货主失信标记机制，实行信用与利益挂钩等市场办法，激励司机和货主诚实守信，预防减少了矛盾纠纷。
北京、四川等地把那些政府不擅长、做不好的事情交给社会组织去做，通过成立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培育、发展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在化解医患、劳资、物业、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矛盾纠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各地加快培育与现代社会治理结构相适应的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发展，让千千万万社会组织的微治理释放出大能量。
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
G20杭州峰会举办前后，浙江充分发挥“乌镇管家”“武林大妈”“西湖群众”等3.5万余个社会组织的作用，化解了一大批矛盾纠纷，有力提高了平安建设水平。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把社会治理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创造性实践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鲜明特色。
近年来，随着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媒体广泛使用，各种形式的群众自组织大量涌现，成为锻炼提升群众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的重要平台。
会议提出，要在引导群众自我组织规范发展的同时，发挥其植根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优势，推动形成群众问题由群众解决的新机制。
上海市长宁区积极探索完善“两代表一委员”联合接待机制，建立由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共同参与的接待室，进一步“传党情、听民声、促和谐”，更好地畅通民意表达渠道、督促群众问题解决；吉林省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法学会在全省建立了2873个法律服务站，通过5000多名法学法律工作者的参与，在法治轨道上营造出社会共治的生动局面，大量纠纷在源头消解。
河北、河南、江苏等地充分发挥“五老”（老干部、老教师、老党员、老模范，老军人）威望高、评价高、经验足的“两高一好”优势，聘请“五老”人员做基层人民调解员，参与了大量矛盾排查和纠纷化解等工作，把很多矛盾纠纷消除在了萌芽状态。
现代科技发展为新形势下坚持群众路线、创新群众工作方式提供了便利条件。
各地纷纷顺应形势，健全网络、APP、微博、微信等反映渠道，完善举报奖励、发放微信红包等激励机制，把城乡群众发动起来，开创了群防群治新局面。
吉林长春等地采用微信红包等方式，广泛发动群众发现报告发生在身边的问题隐患；安徽马鞍山创建积分超市，建立平安志愿的回馈机制，群众参与平安建设服务的热情度不断提高。
平安这个老百姓最朴实的心愿，正在每一个人的参与下得以实现。
来源：法制日报
（编辑 唐晓芳 实习编辑 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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