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版《我不是药神》，结局可能并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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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有朋友问，有无去看最近大热的《我不是药神》，我的回答都是“不敢”。因为陪婆婆走过患癌后那一段艰难的历程，我的泪点变得很低，低到难以面对那些“绝望渐生”。

但铺天盖地的评论，似乎还是透露了大部分的剧情，也让我想起了自己认识的一个“药贩子”。

谢 秋  律师

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

那是个潮湿得让人透不过气的中午，电话里有个焦虑的声音喊我名字，说：“你终于接电话了，我姐姐被抓了！”

电话那头的是我的中学同学K，虽然毕业后没太多联系，但我还记得，她曾邀过住校的我去她家里吃粽子。那时见过她姐姐一面，印象中是个大眼睛的文静美人。

半小时后，K赶到了我的办公室，头发凌乱、双眼通红，坐下来便用颤抖的声音说：“帮帮我姐姐，她卖的是真药啊！”

我给她倒了杯水，从她悲戚又凌乱的叙述中，了解了事情的大概。K的姐姐结婚很早，通过夫家的关系，进公办小学当了图书管理员。她工作安逸，生活却有些烦忧，因为连生两个女儿，公婆甚是不满，连带着丈夫也渐渐颐指气使起来。

某次同学聚会，姐姐重逢了嫁去南美的发小，发现两人境遇有点殊途同归。发小嫁了一个华侨，在当地家境殷实，但全职主妇的她因为生了三个女儿，连伸手跟夫家要日常零用也要看尽脸色。

两人聊到几近垂泪时，发小电话响了，原来回国前答应帮亲戚从南美带回几瓶药，对方约时间来取。姐姐觉得奇怪，南美小国科技落后，怎么还有灵丹妙药要大费周折人肉带回。

发小解释，某种在国内价格高昂的进口药能够大大减轻化疗带来的痛苦，南美小国出了替代品，效果稍逊，价格却低廉了不止一半。

（图片来源网络）

心善的姐姐想起有同事患癌症病休在家，饱受化疗折磨，次日去探望时，便说起那个药名。同事喜出望外，说医院里卖的那个进口药，已经快吃不起了，求姐姐让发小回去后给寄送几瓶替代品试试。

姐姐不知所谓“代购费”怎么收，便上万能的某宝一搜，发现卖那南美替代药的店竟有两三家，但货源大多不充裕，因此利润颇丰。

自此，两个在夫家失意，连买只口红都捉襟见肘的女子，阴差阳错踏上“创业”之路。国外那位负责采买、邮寄，国内的姐姐在工作之余在网上待客、发货。

“认识的人都知道我姐姐并不贪财。”K终于想起喝一口水，“也是因为在婆家受气得很，又刚好有这么个途径。她加价不狠，待人又亲和，所以小店生意很好。刚知道我也担心，问她药怎能随便在网上开售。

“她跟我说那药在国外批文字号都是齐全的，只是国内没有而已。怎想到，前几日她忽然被公安带走，家里也收到了《拘留通知书》，说是涉嫌销售假药罪！我打了电话给她发小，药在那边都是医院药房公开发售的，如假包换啊。”

我叹了口气：“所谓药的真假，并不只看药品本身。我国《药品管理法》明确规定，国外生产的药物，必须经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审查，并发放《进口药品注册证书》。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就要按假药论处。”

K着急地放下杯子：“我网上搜了一下法条，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才满足那个销售假药罪的条件。我姐姐网店的买家评价，都是说吃了之后感觉好多了，没有一例反馈说对健康产生危害。”

我摇摇头：“你搜到的恐怕是97版的旧法条，《刑法修正案（八）》早就把这点改了。现在的法条规定是：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我语气有点凝重：“所以，只要有销售的行为，就足以入刑了。是否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只影响具体量刑。”

“天哪，三年！她才被带走三天，家里就已经全部乱套了。两个女儿，现在都放在我家呢。”

“姐夫和婆家的人呢？”我忍不住问。

“姐夫说在托人找关系，看是不是能先放出来。公婆，哼，我姐姐赚钱的时候，给他们买东买西，脸色倒是好了些。这次一出事，就在我面前说什么家门不幸。”K一脸不忿：“我现在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先帮姐姐把孩子带好。另外，想起你是做律师的，就来看你能不能接了这个案子，至少弄个取保候审什么的，先让人出来。我姐姐那么斯文的人，难以想象要怎么在看守所受煎熬。”

“委托的事情，你先跟姐夫商量一下再决定吧，毕竟一般这种事情都是以配偶的意见为准。”我又安慰了K，跟她说，自己也会找熟人打听一下，案子目前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可能取保。

送走K之后，我打通了一个朋友的电话，说同学的姐姐因为代购海外药物被拘，想问问大致情况。那人听我叙述后便说：“这个案子我知道，有国际刑警参与，取保候审别想了。她也是倒霉，本来那边追查一个重大的药品走私案，某宝是其中一个销赃渠道，不知道怎么就把她这种某宝卖家小虾米也带上了。

“听同事说，K的姐姐完全是个没有经过事情的乖乖女，人带到审讯室之后，马上什么都说了。还交代了所有的单据都放在哪里。”

我暗暗着急：“那她不就跟走私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可听说数额不小，她又全撂了。国法无情，按法律来说达不到真药的所有标准，就都是假药啊。”朋友和我同时在电话两头叹气。

第二天，K给我打电话，生气地说，姐夫说已经委托了律师，叫她不要多事了。“他说找了过硬的关系，答应过几天就把人放出来，反而叫我不要节外生枝。”我苦笑了一下，也不方便告诉她自己打听的情况，只能安慰道，姐夫肯定也是真心要帮姐姐，希望真的天遂人愿。

然而，那个“过硬的关系”还是让K的姐姐在看守所等了四个多月，最后被以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好在她是初犯，又认罪认罚，被判了十个月有期徒刑，缓刑一年。只是因为被追究刑事责任，姐姐还是被开除了在学校的公职。

宣判三个月后，K和姐姐在律所附近买东西，邀我下楼喝了杯咖啡。姐姐看起来有点瘦，却也不失精神。她说来见我，是要当面感谢那四个月里，给她妹妹提供了那么多法律建议。我羞愧不已，说自己并没有真帮上什么忙。

“国有国法，我受惩罚是应该的。”她眼睛亮晶晶的，“当时也隐约觉得不太对，毕竟药物管理对国家来说是大事，不容个人为私利造次。但钱那时来得太轻易，每天单子接个不停，手里有钱了，觉得在老公和公婆前面都硬气了好多。

“实在舍不得停下来，就不去想法律的事，还自我安慰说毕竟也是给很多病人做了好事。最早的客人，就我那个同事，每次拿药都是充满了感激，让我都有点膨胀了呢。”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不知如何安慰她，只是想，这么文静、纤弱的姐姐，失去了公职以后做些什么呢。她像是看出了我的担忧，从包里拿出一张请帖：“我离婚了，准备自己开个花店，下个月10号开张，记得来开业礼捧场。”

（图片来源网络）

那是张靛蓝色的请帖，上面印着两朵清丽的玉兰，写着花店开业礼的时间和地点。那家店的名字，叫，“重生”。

文章转自：法医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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